大汶口文化與仰韶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仰韶文化晚期的社會狀況決定了男人的反抗和逃亡是歷史的必然。就中原地區而言，向西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區域，男人向西逃亡無異於自投羅網，向南則是洛水、伊水、汝水、潁水等幾條細小河流的發源地，無支流彙集且水量很小，很難保證人們的生存需要，於是人們的去向就只有向北和向東了。向北的逃亡則沿黃河北折而進入太行山以東的豫北、冀南一帶，匯入原磁山文化的遺民區域，而更多的人們則沿黃河南岸的濟水穿越原始森林而進入汶泗流域。
從仰韶文化分佈區域看，鄭州一帶處於仰韶文化的東部邊緣，向東便進入黃河下游及濟水流域。從原始社會後期遺址分佈中分析，現在的鄭州到運河之間極少有古遺址，這條文化斷層隔離帶北起天津，南至淮水。在這一南北較長而東西較短的範圍內，大面積的平原低窪地帶生長著茂密的森林，間有菏澤、大野澤、東平湖等許多湖泊沼澤。於是，從中原地區逃亡的人們便沿黃河和濟水依靠漁獵和採集進行逃亡，經過艱苦的跋涉，終於穿越了這片森林水澤地帶進入了汶泗流域，與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居民會合了。這一結論，並非面壁虛構，而有有力的論據支撐。
首先，仰韶文化晚期的社會狀況決定了男人的反抗和逃亡是歷史的必然，從中原地區的地理關係上看，男人逃亡向東沿黃河、濟水南岸進入汶水、泗水流域的可能性最大。在當時，仰韶文化已從渭水流域向四周擴展，其中心也有向東移動的趨勢，當擴展到豫東、魯西原始森林的西部邊緣時，便開始沿森林西部邊緣向南北擴展。生活在山東一帶特別是汶水、泗水流域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居民，則沿原始森林的東部邊緣向南北擴展，此時兩種古代文化區的距離已經很小了。最近處只間隔黃河和濟水，直線距離不足100公里，如果沒有南北狹長的原始森林，東、西部文化的碰撞將會大大提前。到仰韶文化晚期或中期稍晚的時候，兩種文化的地望關係就已經遙相呼應，並近在咫尺，只需要有人敢於冒險便可打通通道。穿越這一森林的河流只有黃河和濟水，因此，仰韶居民順流而東，汶泗居民逆流而西，很容易實現對接握手。
其次，大汶口早期文化與仰韶文化之間基本上看不出其中有什麼聯繫。但到大汶口早期文化的後一階段，則出現了個別的與仰韶文化類似的地方。這說明，東、西部文化已開始有了接觸。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階段，與早期階段相比較，前後則有了巨大的變化，從大汶口文化早期到中期並沒有時間上的斷層，而發生的變化則是不可想象的。
特別是陶器，前後的階段性極強，變化非常明顯。早期以紅陶為主，火候較低，器型簡單，而且往往在一件陶器上形成不同的顏色，這說明大汶口文化早期時還處於相當原始的階段。而進入中期以後，突然間有了較大的改觀，從紅陶變成了灰陶，器類明顯增加；在生產工藝上，出現了快輪製陶，將陶器生產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這種轉變，從發掘資料來看，並未經過緩慢的發展過程。由此說明一定是引進了某些新的製陶技術。那麼，這些新技術是哪裡來的呢？只能是從中原遷徙過來的人們帶來的。大汶口文化早期總的經濟發展水平遠不如仰韶文化晚期的經濟發展水平，而大汶口文化中期的經濟水平的確大大超過了仰韶文化晚期的經濟水平，這也有力地說明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文化遺存，是由仰韶文化晚期的遷徙居民和大汶口文化的土族居民，兼採雙方最先進的農業、手工業及其他方面的先進技術共同創造的。
再其次，大汶口早期文化後一階段的墓葬，出現了成年男女的合葬墓，這一直是考古界的不解之謎。大汶口文化早期，處於母系氏族時期，眾多的考古資料已證明此時婚姻形態是處於對偶婚階段，在對偶婚時期，根本不存在兩性關係長期穩定的“夫妻”，也就不可能有所謂的夫妻合葬墓，其合葬者的關係，或為同氏族的兄弟，或為同氏族的姐妹。但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出現了成人男女合葬，又作何解釋呢？一些文章在談到此事時，大都輕描淡寫，諸如“此類現象發現極少，尚不能說明問題”（《中華文明史》卷一，第51頁）而不了了之。筆者認為，這一現象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後一階段出現，是仰韶遷徙居民所為。並且隨著東、西兩種文化碰撞程度的加深，到大汶口文化中期時，成年男女合葬墓便逐漸增多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其社會已進入父系制階段。在這一時期的一對成年男女合葬墓中，總是男子居於本位：男子仰身直肢，女子側身屈肢面向男子，隨葬品大都集中在男子一旁。另外，大汶口文化中早期考古資料證實，當時的男性多於女性，根據大墩子遺址第二次發掘的資料，男性和女性的比例為3:2。王因遺址經過鑑定的885具人骨中，男性547，女性為223（見張之恆《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男女人數的差別更為顯著。對於造成這一比例懸殊的原因，考古界一直猜測不定。其實，這恰恰證明了中原仰韶文化的男人逃亡這一歷史事實。大量的男人逃亡到汶、泗流域，至少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之一。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濟水之名的來由，古人為什麼稱之為“濟”？“濟”的古意有以下幾種：第一，有利、有益。《周易·繫辭下》：“萬民以濟。”第二，救助、接濟。《後漢書·何顒傳》：“為求援救，以濟其患。”第三，成功。《三國演義》第四十五回：“操怒曰：‘事又不濟，反為所笑。’”另外，還有“過渡”的意思，如“同舟共濟”，還有停止的意思，如《淮南子·天文訓》：“大風濟。”等等。總的來說均含有對人的“幫助”之意，這可能就是先民們沿著並依靠濟水打通東、西通道而給該水取的名子——濟水。因為它是人們穿越原始森林的生存保證。
另外，還有關於陶丘為“天下之中”的說法，陶丘即山東定陶，其位置位於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間隔的中間部位，實為東、西部人員往來的必經之地，因此古人認為陶丘為天下之中心。
綜上所述，仰韶文化晚期的男人逃亡到達汶泗流域是肯定的。當然，這種男人逃亡不僅僅是男人，情況應該是極其複雜和多種多樣的。逃亡的人中，不僅有男人，可能還有他們的妻子和孩子。逃亡也不是一次性的，它一定有一個發展過程，結合考古資料及當時的客觀情況分析，大約從仰韶文化中期（大汶口文化早期的中期階段），男人逃亡便開始了，由少至多，逐步成為一種不可遏制的風潮。
這種男人逃亡風潮，即東、西部通道的打開，在遠古文明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直接促進了東、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加速了母系氏族制度的解體和父系制度的確立；特別是為大汶口中、後期文化的崛起增加了催化劑，有力地促進了汶泗流域的迅猛發展；而對於中原仰韶文化來講，所給予的卻是毀滅性的打擊，這種有生力量的逃離和抽空，只能加速它的瓦解和終結，致使仰韶文化與中原龍山文化之間，出現大面積的文化斷層。
到了仰韶文化晚期，依靠原來那種以母系血統為紐帶組織起來的氏族部落組織，對已形成風氣的大量的人員外逃，已難以控制局面了，因而這種組織便最先開始解體，使每個母系家庭公社不得不自我管理，各行其是，這就造成了仰韶文化後期出現較強的地方性。例如有些地方的黑陶佔相當大的比例，有些地方的彩陶數量大減等（見《中華文明史》卷一，第20頁）。這一現象反映了當時社會的變化事實，也反映了仰韶文化的衰退。大量的人員外流，造成了生產力的銳減，使整個經濟無法維持下去，許多母系親族為了生存，也為了減少和防止人員繼續逃跑，不得不捨棄自己的家園進行艱難的整體遷徙。其遷徙的方向應該是向西和西北。向西沿黃河進入渭水、涇水流域，那裡是仰韶文化初期的中心區域，向西北則沿黃河進入河套地區東部，那裡也是仰韶文化的分佈區域。在整個遷徙的過程中，長途跋涉，生活艱難，大量的婦女兒童喪命途中，對當地經濟文化的損害和摧殘絕非一代兩代人的事情，當他們完成遷徙後，所剩人員將是寥寥無幾。從仰韶文化晚期的民居遺存中即可看出，有些遺址的窖內還存有糧食，甚至有些房屋遺址中還有屍骨發現，證明這些房屋的主人離開時帶有明顯的突然性。這種由母系體制本身與生產力發展的矛盾衝突，勢必給原來輝煌一時的仰韶文化先民們以毀滅性的打擊，造成了大面積的文化斷層。
（未完待續）
選自《始祖文化濟寧探源》彭慶濤 彭求實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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