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新宏（蘇州工業園區檢察院辦公室副主任）
對於現代以來的司法形象，馬克思·韋伯曾經有一個“自動售貨機”的貼切比喻，“投進去的是訴狀和訴訟費，吐出來的是判決和從法典上抄下來的理由”。
檢徽、法槌、法袍等一套頗具儀式性的司法器物，以及一系列謹嚴有序的司法程序設計，更是加深和固化了檢察官等司法群體嚴肅、冷峻的公共形象。
然而，在群眾對民主、法治有著更加豐富、更高要求的“市場”上，整齊劃一的自動售貨機已經很難做到“適銷對路”。
如果說，昭示普適正義的法律條文註定是冷靜無聲的，那麼作為在具體個案中理解運用法律規定的檢察人員，理應用自己的情懷與溫度，去激活法律條文的脈動，讓涉訴者和圍觀者感受到司法的善意，進而體味到法律的生命力。
司法善意，首先發乎於檢察官的內心。古人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善意之所以有溫度，就在於它能夠打動人心，啟動對方感同身受的共情力。司法善意也是如此。檢察官只有心存惻隱與善意，見孺子溺井能施以援手、路見不平敢起而相助，才能將這份原始的悲憫之心以司法途徑傳遞給當事人。
甚至，類似“自由心證”這種經典的司法裁判規則都訴諸司法者的良心與真誠。最早確定這一原則的1795年法國《罪刑法典》有一段經典闡述：“法律不要求陪審員說明他們是如何獲得心證的……法律只是向他們提出一個能夠概括他們職務上全部尺度的問題：你們是真誠地確信嗎？”
儘管檢察工作是一項與規則打交道的事業，久處其中可能會受限成習，但檢察人不能因此而成為感情淡漠、思維僵化的人。否則，缺少了善意悲憫的浸潤，我們所追求的正義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誠於中，形於外”。檢察官不能只有悲憫之心，還必須將善意體現在司法辦案之中。套用張明楷老師的一句名言，檢察官當胸懷善意，目光不斷往返於規範與事實之間。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訴前，有沒有作必要性的審查與評估，比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無家庭、身體、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情況；所作的決定，是否罰當其罪、罪責相適；決定體現的司法理念，對公眾行為和社會價值起到何種引導作用等等，都是檢察官應該考慮的問題。
司法善意，不僅體現在上述實體決定裡，也見之於檢察辦案程序之中。如同正義一樣，司法善意不僅要被體現，最好還要以看得見的方式體現。在審訊時，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等多一絲關懷和溫情；在詢問時，對被害人多一些同情和尊重；在接訪時，對來訪人多一份理解和耐心；甚至，對不服檢察決定的當事人，通過公開聽證等方式，吸納參與並充分聽取意見乃至情緒性的表達……諸如此類，都是無需多少成本即可傳遞出的檢察溫度。
應當強調的是，司法的善意並不排斥專業性；相反，最大的司法善意，往往就體現在精深的專業之中。近年來的不少輿情案件，無論是天津大媽擺射擊攤案，還是內蒙古農民收購玉米案，之所以讓人覺得司法“不近人情”，並非真的是法律出了問題，而可能是法律人機械用法、專業程度不夠導致的。
從更為宏觀的角度看，司法裁斷如果經常與社會的集體價值取向背離，那麼，結果往往不是社會觀念被引領改造，而是司法權威的逐漸流失。這也提示著我們，要時時兼聽自省，避免陷入“法律帝國主義”的專業偏見和優越感之中。
匠心之外，更要有一顆良善之心。檢察人唯有在善心正義的指引下，以匠心專業對待每一起案件，才能讓檢察工作更有溫度、更有貢獻。
閱讀更多 江蘇檢察在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