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新宏（苏州工业园区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
对于现代以来的司法形象，马克思·韦伯曾经有一个“自动售货机”的贴切比喻，“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
检徽、法槌、法袍等一套颇具仪式性的司法器物，以及一系列谨严有序的司法程序设计，更是加深和固化了检察官等司法群体严肃、冷峻的公共形象。
然而，在群众对民主、法治有着更加丰富、更高要求的“市场”上，整齐划一的自动售货机已经很难做到“适销对路”。
如果说，昭示普适正义的法律条文注定是冷静无声的，那么作为在具体个案中理解运用法律规定的检察人员，理应用自己的情怀与温度，去激活法律条文的脉动，让涉诉者和围观者感受到司法的善意，进而体味到法律的生命力。
司法善意，首先发乎于检察官的内心。古人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意之所以有温度，就在于它能够打动人心，启动对方感同身受的共情力。司法善意也是如此。检察官只有心存恻隐与善意，见孺子溺井能施以援手、路见不平敢起而相助，才能将这份原始的悲悯之心以司法途径传递给当事人。
甚至，类似“自由心证”这种经典的司法裁判规则都诉诸司法者的良心与真诚。最早确定这一原则的1795年法国《罪刑法典》有一段经典阐述：“法律不要求陪审员说明他们是如何获得心证的……法律只是向他们提出一个能够概括他们职务上全部尺度的问题：你们是真诚地确信吗？”
尽管检察工作是一项与规则打交道的事业，久处其中可能会受限成习，但检察人不能因此而成为感情淡漠、思维僵化的人。否则，缺少了善意悲悯的浸润，我们所追求的正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诚于中，形于外”。检察官不能只有悲悯之心，还必须将善意体现在司法办案之中。套用张明楷老师的一句名言，检察官当胸怀善意，目光不断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批准逮捕或提起公诉前，有没有作必要性的审查与评估，比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无家庭、身体、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情况；所作的决定，是否罚当其罪、罪责相适；决定体现的司法理念，对公众行为和社会价值起到何种引导作用等等，都是检察官应该考虑的问题。
司法善意，不仅体现在上述实体决定里，也见之于检察办案程序之中。如同正义一样，司法善意不仅要被体现，最好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体现。在审讯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等多一丝关怀和温情；在询问时，对被害人多一些同情和尊重；在接访时，对来访人多一份理解和耐心；甚至，对不服检察决定的当事人，通过公开听证等方式，吸纳参与并充分听取意见乃至情绪性的表达……诸如此类，都是无需多少成本即可传递出的检察温度。
应当强调的是，司法的善意并不排斥专业性；相反，最大的司法善意，往往就体现在精深的专业之中。近年来的不少舆情案件，无论是天津大妈摆射击摊案，还是内蒙古农民收购玉米案，之所以让人觉得司法“不近人情”，并非真的是法律出了问题，而可能是法律人机械用法、专业程度不够导致的。
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司法裁断如果经常与社会的集体价值取向背离，那么，结果往往不是社会观念被引领改造，而是司法权威的逐渐流失。这也提示着我们，要时时兼听自省，避免陷入“法律帝国主义”的专业偏见和优越感之中。
匠心之外，更要有一颗良善之心。检察人唯有在善心正义的指引下，以匠心专业对待每一起案件，才能让检察工作更有温度、更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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