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仔细看《水浒传》，就会误以为上梁山的全是一群穷哥们，穷得没饭吃，才走向了江湖。
但作为反映宋代为主要社会背景的小说，宋江等这类人并不是贫民，恰恰相反，他们是一群根植于乡村社会，拥有财富力量但当官无望、发达无路的富民。他们从乡绅、公吏、良民，一步步走向江湖，曲径通幽，通过“造反招安”达到“做大官”的人生目标。
01宋江等不是贫民，他们是一群根植于乡村社会，拥有财富力量的富民。
宋江一出场，财力便不凡。
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住，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
啧啧啧，宋江哥哥有钱人。
宋江剧照
不单只有宋江阔绰。
史进：哥哥，我来也。
晁盖：哥哥，我来也。
穆弘：哥哥，我来也。
孔明：哥哥，我来也。
史进妥妥富二代，史家庄“转屋角牛羊满地，打麦场鹅鸭成群。田园广野，负佣庄客有千人。家眷轩昂，女使儿童难计数。”晁盖是本县本乡富户，“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穆弘、孔明都是乡里的大户人家。
史进剧照
而在宋人文集里，有关富民的记载比比皆是：“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这是城市里的富民。“秦棣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酿酒，遣巡检捕之。领兵数十辈，用半夜围其家。民，富族也，见夜有兵甲，意为凶盗，即击鼓集邻里，合仆奴持械，迎击之。”这是乡村中的富民，等等，不胜列举。
这些随处可见的富民记载或议论，说明了宋朝社会富民阶层在成长壮大。
02宋江等是焦虑的富民，他们艰难地寻求社会地位的上升却困难重重，人生追求更高。
可是有了钱，富民就没烦恼了吗？
不是。
像宋江这样的富民艰难地寻求社会地位的上升却困难重重，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着时代潮流升降沉浮。
首先，富民阶层是如何崛起的。
主要是宋朝商品经济发达，推动了财富力量兴起。商品经济是一个效率优先、奖勤惩懒的社会，大多数富民是靠辛勤经营、勤俭持家、积极努力而发展起来的。比如宋太公、穆太公等。宋人李觏总结道：“独以是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食。”
《水浒传》是这样描写他们的。宋江避身穆太公家，看到晚上穆太公引着几个庄客，点着火把亲自照看庄园，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宋太公。宋太公、穆太公等是第一代富民，他们拥有许多共同的优秀品质：勤俭持家，老老实实，与人为善，小心谨慎地守着田园生活，勤勉度日。
宋太公剧照
其次，富民阶层并不稳定。
商品经济的发展成就了富民阶层成长，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在冉冉升起。但由于商品经济遵循的是效率优先、优胜劣汰原则，这让这个社会充满了变数，人的贫富转化、阶层的升降流转都在快速变动，社会流动加快，一些富民可能会不断提升财富和社会地位，但另一些富民则可能逃不过“富不过三代”的衰败之困。比如高俅，家里也曾是大户，家道中落，沦为了浮浪破落子弟。
高俅剧照
再次，不稳定的富民阶层会分化出焦虑的一批人。
富民阶层如此不稳定，既可能骤富又可能骤贫，甚至可能破家败业，这些压力会让富民中分化出一批人来，他们并不安分。这些人既不满足于“民”的身份，又惧怕自己财富的流失，成为了焦虑的富民群体，也就是宋太公第一代富民的后人，即第二代富民——宋江、史进、穆弘、孔亮等人。《水浒传》中，虽然富民众多，但是书里的主要人物并不是刚刚起家发展如宋太公之类的第一代富民，而是如宋江之类需要守家持业或追求更高发展的第二代富民。
最后，这些焦虑的富民的人生追求发生了变化。
宋江等第二代富民与他们的父辈有不同的想法，勤俭持家、集腋成裘的发家之路已不再是他们理想的成功之道。他们有不一样的目标和多元化的选择。但他们也面临着困境，因为虽然经济上去了，可富民没有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上升的通道很窄甚至没有。这些新的想法，是宋太公这代人不能理解的，于是两代人常常有冲突。
“老汉祖代务农，守此田园生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说他不从”。宋太公表示很困惑。
既然宋江这些第二代富民，既不甘心一辈子做个平民，又不愿意像父辈那样小富即安，那么他们应当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实现人生追求？
03富民能选择的路径主要有三种：科举入仕、建功立业、充任胥吏。
最好的路径，是科举入仕。
科举之兴，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善于宋。宋代史料中，很多富民通过科举实现由富而贵。科举成为了“官”与“民”之间的流动通道。但这条路很难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部分人并不能实现通过做官实现人生理想。梁山未来的军师吴用，就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神算子蒋敬也是一个不第举子。而梁山未来的领袖宋江，也只是当了个小吏。
吴用剧照
第二条路，是习武从军。
“弄武”即建立军功。如史进“从小不务农业，只爱刺枪使棒”，晁盖“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宋江、孔明、孔亮、卢俊义等也都能武。分析原因，这和宋朝时期鼓励边关建功施展抱负的契机分不开。王进得罪了高俅，准备远走他乡，与母亲商议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投奔镇守边庭的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觉得那里是用人去处，可以安身立命。史进败家之后，也不愿落草为寇，就准备去寻师父王进，想去边关讨个出身。师徒二人，殊途同归，处于人生困境时，想到的均是去边地建功立业。
王进剧照
但去边疆建功立业容易吗？
不容易。
宋代从军门槛不高。《文献通考·兵考》引《两朝国史志》言：“……召募之制，起于府卫之废……自国初以来，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趁岁凶募饥民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是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籍之。”
从军，作为一种职业选择，不仅不能提升身份，还很有可能降低身份。因此习武对大多数富民而言，不过是个人爱好，或多留一条谋生之路而已。
第三条路，做胥吏是个相对理智的选择。
吏虽然不如官，但也是沟通官与民的中介，要负责官府征税、保管和转运物资、巡捕治安等具体事项，普遍存在寻租活动。当个胥吏，既可以利用熟人社会的优势获取基层控制的权利，又可以利用具体操办公事的便利获取灰色收入。
既然科举入仕无望，那么做个小吏也算是次优选择了。即使是宋江，也对自己吏的身份一定程度上认可。他取无为军，还是很骄傲地对诸好汉说，小可不才，自小学吏，初世为人，便要结识天下好汉。
但是，选择了做吏，基本上就没有了向上当官的可能。
宋朝官吏分途尊卑分化，胥吏地位低下。宋太宗时又下诏剥夺了吏胥参加科举的权利，胥吏向上发展的路越来越窄，只有两条：升迁和出职。升迁就是低一级的胥吏职位升级到高一级的胥吏职位。但宋朝胥吏升迁非常慢。北宋时，有个胥吏苏文思，从“十六在官府，至左都押衙四十七年”。龟速升迁。另一条路是出职，就是当官。这又回到了原点。
04富民从乡绅、公吏、良民，一步步走向江湖，曲径通幽，通过“造反招安”达到“做大官”的人生目标。
宋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让人的命运充满了风险。无论是习武从军，还是充任胥吏，要实现社会地位上升都不容易，一件偶然的小事可能就会导致个人命运大起大落。宋江当押司之时，家里早已为他准备了避难的藏身地窖。因为那时做押司的，如果犯了法，轻的话刺配远方，重的话查抄家产，结果性命。
当吏有风险，平时需谨慎。
如果所有提升社会地位的正常渠道都封锁了，富民们还有最后一条路——造反受招安。
《水浒传》讲的就是这条路。
梁山泊最初的建立者是王伦，一个落魄的秀才，因得了柴进的资助，占了梁山为王。没有柴进的钱财，也到不了这一步，说明经济实力很重要。后来林冲想让晁盖上位，说的是“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王伦这个穷秀才与晁盖这个富乡绅一对比，富民的优势迅速体现出来了。再后来晁盖为梁山泊掌舵人，而宋江之所以坐上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并非智勇多谋或武艺高强，而是他多年来以财聚义的结果。当然宋江虽然最终上了梁山，却一心盼着招安，不断向众兄弟宣扬期待朝廷招安。
宋江、晁盖剧照
为啥想招安？
说白了就是想“做大官”。
这也和宋朝当时的“招安”政策有关。
首先，宋朝的“招安”在民间已被诠释为一条“造反——招安——做官”的捷径。
建炎后，民间广为流传这句话“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宋江在浔阳江头醉题反诗，李逵也觉得没什么，说吟了反诗算什么事，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都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招安”一方面遏止了地方叛乱升级，另一方面却又产生“教人做盗”的负面效果。
时人言“官府不能讨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羡，皆有效仿之意”。因此，在《水浒传》里，多次出现为招安做官而投奔梁山泊的“英雄”，如戴宗劝良民石秀入伙，也说的是先去梁山入伙，再等朝廷招安，早晚能当官。用当官来吸引石秀。
戴宗剧照
因为强盗没有吸引力，当官才有。
说到底，“造反—招安”的故事，并不是宋江们等富民对社会不满，只是他们苦苦追求社会地位提升的一种极端行为。宋江这些富民，并不是与官府相对抗的异己力量，恰恰相反，他们才是愿意主动维护国家统治的中间层和稳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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