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隆慶四年九月十九日，在宣化、大同前線出現了一樁突發事件，那就是蒙古韃靼俺答汗的孫子把漢那吉及奶公等八人來叩關投降。
把漢那吉突然來降，是因為他和祖父俺答爭奪“三娘子”為妻而引起的部族內部矛盾。三娘子原已經受聘為把汗之妻，但因其美貌俺答竟奪為己有，把漢那吉盛怒之下叩關降明。這是韃靼上層爆發的重大矛盾。
宣大總督王崇古聞信立即武裝陳兵於關外以延阻把汗入關，優給衣食並詢問其來降之意。但邊將眾將有建議立即斬首把漢以挫蒙古的氣焰，王崇古堅決反對：
“此胡地降耳，斬之何益？其內訌耳，天以把漢假我，我救之，以挫胡志。”《明史稿·王崇古傳》
王崇古的意見是富有策略的。分化敵方營壘，擴大其內部矛盾，收納其部分力量以為己用，是不戰而勝的高明戰略。
應該說，其後明朝能夠順利解決這次外交事件而引起的戰爭危機，最早的策劃源於王崇古，他和時任大同巡撫方逢根據當前敵情，對把漢那吉來降以後可能出現的幾種情況分別作了估計，並提出了不同的策略。
“若桀驁稱兵，不可理喻，則明示欲殺，以阻其志；若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南望侵擾不斷。”《明史稿·王崇古傳》
而二人能在極短的時間理清對外思路，這與他們長期紮根邊防工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王崇古出身於陝西商賈巨族家庭，嘉靖二十年進士，入仕後擔任軍職。早年在東南沿海任兵備副使，因出海追擊來犯倭寇立有軍功隨即調任寧夏巡撫。隆慶四年因高拱張居正的力薦，任命他擔任防虜最要衝的宣大山西總督。他到任後嚴申軍紀，嚴查邊將冒功領賞，暗於敵情，因而能詳盡地瞭解韃靼各部，特別是俺答部落的兵力培植、戰術特點，以及俺答本人及其家人將佐的性格特點。
王崇古與時任大同巡撫方逢時有著很好的合作共事關係。方逢時為嘉靖二十年的進士，是王崇古的科舉同年。他的從政生涯也是以率軍防邊禦敵為主。他到任大同後在對待北部蒙古部落的攻防策略上與王崇古具有共識，在軍政工作中能夠很好地協調配合。
二人合作而提出的上述上、中、下三策，是他們久任戎行，並對俺答及其家族部落具有真知灼見的對策。歷史事實將證明，他們的策略考慮將轉化為強大的戰鬥力量。
當然，邊帥卓有見識的正確策略，還必須得到朝廷的批准和內閣的支持才可能被確定為官方的政策。當時的良好機遇是，內閣之內有高拱和張居正在。他們二人都頭腦清醒，具有高瞻遠矚的策略眼光。
高拱和張居正受到王崇古和方逢時的奏報後敏銳地看出此事非比尋常，並一致同意王、方的建策，認為必須巧為利用並擴大俺答內部的衝突抓住戰機，以贏得外交和軍事上政治上的更大勝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高拱和張居正在答覆王崇古的最早函件中，都鄭重提出，切應吸取明朝過去在處理俺答家族問題上所曾經犯過的失敗教訓，斷不可重蹈覆轍。
他們所指的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俺答的兒子辛愛之妾來降，明方朝廷及邊將等都不知利用此事件，反而在辛愛興兵威脅之下，兵部尚書許綸驚慌失措處置前後反覆，甚至虛報情況，最後竟騙遣辛愛之妾及其部眾出塞西走，私告辛愛埋伏捉拿，不僅錯失良機，而且大損國威，使俺答各部更加視明朝為軟弱無能之輩，犯邊勒索活動更為猖獗。
由於有鮮明的前車之鑑，高張對於把漢那吉來降問題的處置，大體上可以分為幾個階段，每一階段又採取適當的策略加以應對。
首先，是對把漢那吉的利用價值做出正確的評估。高拱聞信後，即對邊防來人進行認真的瞭解：
子問：“老酋動靜如何？待孫意若何？”曰：“老酋愛其孫甚，而其妻之愛之更甚，老酋畏其妻子，其妻言只要其孫也。”拱曰：“得策矣。”《高文襄公集》
所謂得策，即決定將把漢那吉視為奇貨，視為解決當前與俺答關係關鍵性的重要籌碼。對此高張分別諭示王崇古，完全支持王崇古和方逢時的建議，示恩與把漢那吉，授予中國名號，必要時可封之為明朝官員，使其歸領其眾。
其次，為有力保證以上戰略意圖的實現，高張一直認為只能從實力地位出發，能戰然後能和，因此一再指示前線各邊將嚴陣以待，堅固城池勿輕與戰，多行間諜以偵探其動向。
於此同時，又派人在陣前傳話，諭告俺答明朝已經安排封官收降其孫之意，目的在於環節俺答的敵意，動搖他的信心，爭取他走向談判的道路。傳話說理當然不能代替刀槍。只有在戰場上再挫折其兵鋒，堵塞住俺答企圖以武力索還把漢那吉的幻想才可能達成和議。軍事與政治歷來就是相輔而行互為支持的。時任兵備使，並參與戰和全過程的劉應箕追述當時俺答用兵未逞的情況：
“未己，俺答擁眾南下索要其孫，俺答挑其精銳近萬，直搗雲中，欲達宣大。總督領兵至帶刀嶺，與其大戰，敗其前鋒，斬上將首六。”《明史紀事本末》
由此說明，只有經過圈禁把漢那吉以阻撓俺答，反覆說明道理，在配合戰場上捷報以顯示實力，然後才可能真正進入談判階段。
談判是兩方鬥智鬥勇的角逐。明方主動派遣通曉韃靼語言的使節鮑崇德摸透了俺答對於和戰舉棋不定以及對其孫身懷舔犢之情，瞭解到其深知武力達到解救把漢那吉的目的已希望渺茫，又害怕其孫兒受害的心態，以此為突破口，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地向俺答灌輸以其孫換取雙方永久和平的談判想法。
隨後俺答派遣使節與鮑崇德同入宣大府，表達願意用漢奸趙全等人交換把漢那吉。從戰爭到派遣使節，從稱兵勒索到願意以禮相待，這在外交上是極大的勝利。
據此，高拱便主持奏報請求隆慶批准。到十一月十三日得到皇帝親御，完全同意高張的謀議，授予把漢那吉俺答指揮使，一來長期遠收為我用，一來以示範與各個蒙古加強其嚮明朝靠攏，應該說，在針對敵我關係，充分利用把漢那吉的身份價值以取得和議，並換取熟悉明朝各邊關的漢奸叛逆，顯示出這次外交事件的處理是當時社會條件下的政治攻心戰略的典範。
在送還任職和收逮叛逆告一段落後，是否進一步議定“封貢”的問題上便提上了議程。高張二人一直將遣返、收叛、封貢、開市四者作為互相銜接的組成部分。禮送把漢那吉、抓回趙全，已經成為漢蒙民族間建立和睦友好關係奠定了基礎，而封貢與開市則作為此次事件的完美結束。
所謂“封貢”，就是在放回把漢那吉、俺答撤兵的基礎上，雙方再締結更長遠更鞏固的和睦關係。一方面由明方以“天朝上國”的地位授予俺答一定的封號，另一方面則由俺答表示歸附明朝，每年進貢馬匹若干。明方允許每年在得勝堡地方開市貿易，以布匹、綢緞、茶葉等出售，並回購對方的馬匹。這樣的物資交流，調劑雙方所缺，顯然有利於雙方的經濟發展，有利於漢蒙民族的和睦關係。
以經濟槓桿保證和議的持久有效和鞏固，應該說是積極有力的。高拱和張居正，以及邊將王崇古、方逢時等堅決主張接受封貢和開市，改變了數十年以來明朝和蒙古之間的軍事危局。隆萬以後，韃靼擾邊之患遂減，蒙古邊關騷擾從此不再是明朝國防軍事的關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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