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曼帝國瓦解後，世界似乎遺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兩千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奧爾罕帕慕克
2006年，瑞典文學院在授予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中這樣寫道，“在追求故鄉憂鬱的靈魂時發現了文明之間的衝突和交錯的新象徵”，《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正是這樣一部作品。
這是一本帶有作者自傳性質的散文體小說。作者以一種近乎遊記的方式，用低沉平緩的文字語言，描寫了二十年中對伊斯坦布爾這座城市的觀察和感受，使讀者感受到一座聞名千年的古城，在一個多世紀中的衰敗中賦予它自身及人民的精神特質——“呼愁”。這個詞也是全書的文眼，源於《古蘭經》中“huzn”一詞，在土耳其民族傳統和宗教語境中含有憂傷、憂愁的意味。
伊斯坦布爾，全世界唯一地跨亞歐大陸的城市，近兩千年的人類文明發展中心之一，偉大輝煌的東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首都，它的品格何以是“呼愁”呢？今天我們就從空間敘事的角度，分析小說如何構建出城市的“呼愁”。
伊斯坦布爾
01 “呼愁”形成的歷史根源
首先，需要對伊斯坦布爾的城市歷史，有一個框架性的瞭解。
1453年，奧斯曼帝國攻陷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布爾，成為新帝國的首都。此後的數百年中，奧斯曼帝國盛極一時，疆域橫跨歐、亞、非三州，是伊斯蘭世界的中心，伊斯坦布爾也隨著帝國的興盛達到頂峰。拿破崙曾說，如果世界只有一箇中心，那一定是伊斯坦布爾。
傲慢滋生墮落，興盛伴隨衰亡。16世紀末起，在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的雙重推動作用下，歐洲國家開始迅猛崛起。而此時的奧斯曼帝國卻拖著臃腫的身軀，步履變得沉重艱難。
1914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不可一世的奧斯曼帝國，在英、法訓練有素的軍隊面前一潰千里。戰敗造成整個帝國分崩離析，阿拉伯世界脫離帝國，大片土地被英、法瓜分。
為挽救民族命運，土耳其國父凱末爾領導了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推行全盤西化的治國政策。然而，在此後的一個半世紀中，土耳其民族再沒能取得往昔的輝煌，反而在東西方文明兩股相反力量的撕扯下出現割裂，由此引發民族心理、社會結構的斷層，伴隨貧窮落後的社會面貌，共同塑造了國家代表城市伊斯坦布爾的“呼愁”。
標誌東方起點與西方終點、將伊斯坦布爾一分為二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就像無法彌合的傷口，任由馬爾馬拉海流淌著城市的“呼愁”。
伊斯坦布爾的清真寺
02 建築空間描繪出城市“呼愁”的外貌
書中運用了多種空間敘事元素構畫出伊斯坦布爾由內而外的“呼愁”。其中，對建築空間的描繪展現出城市“呼愁”的外在風貌。
建在博斯普魯斯海邊的“雅驪”別墅，是奧斯曼化物質空間的一部分，雖然斑駁老舊，卻與博斯普魯斯海峽一起，組成一副聊以安慰伊斯坦布爾人的風景畫卷。然而，以國家權力推行的西化改革，力求碾壓一切舊事物，優美和諧的海邊雅驪無法免於被拆除、焚燬的命運。
同樣衰敗的奧斯曼建築遺蹟遍及城市。富麗奢華的帕夏宅邸淪為待拆的“老朽怪物”；骯髒泥濘的街道；階梯破敗的天橋；有著三百七十五年曆史，如今圓頂塌陷的清真寺；陣陣撲鼻尿騷味兒的地下通道；散落在冬夜冷落街頭市場上的腐爛蔬菜、垃圾、塑料袋；幾百年來曾是壯觀噴泉，如今只剩大理石廢墟……
列斐伏爾說；“各種空間中的隱喻，透露了社會的界線與抗衡的界線。”帕夏宅邸、雅驪、小拱門、噴泉的清真寺，代表伊斯坦布爾輝煌歷史的建築遺蹟漸次消亡，物理空間讓位於一堆堆斷瓦殘垣、一座座燒成空架子的房子。
當人們初次踏入一座城市，產生第一印象的就是城市建築。作者抓住這個第一印象，在由童年到青年的敘事中，不斷呈現殘破的、毀滅的古老建築，構畫出伊斯坦布爾“呼愁”的外貌，而城市中的人們如同生活在建築廢墟的罅隙。
伊斯坦布爾的街道
03 精神空間是伊斯坦布爾人“呼愁”的表達
建築由表及裡，“呼愁”氣息瀰漫於人們的生活空間。
作者以自己的家庭為觀察對象，大家族共同居住的五層樓房帕慕克公寓，每套陳設完全一致的客廳，擺放一架沒人會彈的鋼琴，陳列從沒人碰過的瓷器、銀器，還有代表歐洲新風尚的日式屏風和新藝術簾幕。富裕家庭精心佈置的西式客廳，既無使用價值、也無欣賞價值，人們本希望它象徵脫離奧斯曼文化，卻在與現實生活的割裂中，成一座座寂寞的“室內墳墓”。
城市中的新富階級努力炫耀財富、使言行西化。其實，內心懷著深刻隱憂，西化的種種表達不過是向外界宣告立場。他們焦慮本質上的民族屬性，恐懼成為政治犧牲品，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標不是伊斯坦布爾舒適的別墅，而是法國巴黎安全的閣樓。
青年帕慕克
放大到更廣大的城市人群，“呼愁”同樣無處不在。普通百姓的精神空間由宗教塑造，他們篤信神明，他們是貧窮的承受者，是資產階級有權統治的半文盲人口，是需要防止過渡狂熱危及社會穩定的人。“國家進步”需要對“落後”人口施加壓力，戴黑頭巾、留大鬍子、佩戴念珠，成為被區分、被孤立的標誌。然而，這個被孤立的群體才是國民中的大多數，財富分配、社會地位、宗教自由成為社會動盪的導火索，其影響直到今天。
擺地攤的小販、工廠做工的女人、傭人、碼頭苦工，在98%人口信仰宗教、信仰宗教即被視為愚昧落後的國家，這些中下層百姓就代表了98%的全部。他們被政府催促著西化，卻因先天不足，精神世界迷失在“禁止吐痰”、“不能飲用池水”的仿西化生活空間中。
伊斯坦布爾的碼頭
作者從自己的童年記敘到青年，縱觀全書處處體現著一種和諧的憂愁。這種和諧來源於各個空間敘事元素的共同作用，使“呼愁”這個形而上的名詞，成為看的見的建築廢墟、物品陳設、人物舉止，成為瀰漫在城市空氣中的一種氛圍。
關於“呼愁”的來源，其實作者早在開篇第一章，就用了幻想中的“另一個奧爾罕”作為隱喻，另一個奧爾罕是潛藏在生活表象制之外的觀念、習俗、信仰。兩個奧爾罕一個來自東方、一個來自西方，他們就像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兩岸，相對而立，卻屬於同一個名字——伊斯坦布爾。
《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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