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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對拜占庭帝國時期進行了解的話，可能大多數都會去把重點放在帝國的官僚體系和教權體系上。但拜占庭帝國基本特徵的形成與發展其實離不開古希臘文化的幫助，在拜占庭時期，古希臘文化不僅是鞏固皇權的有效工具，還讓拜占庭人對身份認同感更加強烈，它在拜占庭人的成長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人們對拜占庭時期古希臘文化的認識最初具有侷限性，經歷了“文化消亡說”和“文化邊緣說”後才逐漸認識並反思它
古希臘文明的起步較晚，也正因如此，希臘思想家們通過認識到埃及、巴比倫、印度和華夏四大文明成就，並去掌握和吸取古代東方文化，結合自己民族的特點，形成了燦爛的古希臘文化。
羅馬的政治結構，基督教信仰以及古希臘文化三者構成了拜占庭帝國的三大基本特徵。羅馬的政治結構表現為拜占庭帝國時期由帝國權力控制的官僚機構，而基督教信仰也體現在了當時的教權體系，拜占庭帝國的統治基礎由這兩者構成。
在這兩個基本特徵下，人們並沒有重視古希臘文化對拜占庭帝國起到的作用。人們對於那個時期古希臘文化的瞭解主要侷限在了拜占庭晚期，而且較少地涉及古希臘文化對拜占庭帝國整體的塑造價值。
因此，拜占庭時期的古希臘文化的存在價值最初並沒有得到認可。德國的歷史學家法爾梅拉耶曾表示“當今希臘人的血管中，已經沒有一滴純正的希臘血液。”
在七世紀斯拉夫因素主導著希臘大陸，這也就被認為古希臘文化也就此消失，法爾梅拉耶在書中認為在中古時期希臘人的基因已經消亡，這裡就出現了兩種層面上的觀點，即在種族上，提出了“種族消亡說”；在文化上，則提出了“文化消亡說”。
希臘學者極力反對“種族消亡說”，並試圖將古希臘文化與基督教文化聯繫在一起，並重點說明希臘歷史的連貫性。
後來大家的探討讓大家認同了拜占庭時期存在古希臘文化的觀點，也讓“文化消亡說”被徹底終結。但同時卻產生了“文化邊緣說”，也就是強調了古希臘文化在拜占庭時期的“衰退和僵化”，古希臘文化的重要性依舊沒有得到認可。
後來一些拜占庭學者們開始認為這一說法遠不能代表古希臘文化對拜占庭帝國的價值，古希臘文化對拜占庭帝國的塑造作用開始逐漸被關注。
在宗教層面上，因古希臘文化包括了多神教信仰，這與基督教信仰相違背，在初期古希臘文化遭到敵視，後來才被接納並融合
在拜占庭初期，基督教徒們將多神教信仰與古希臘文化等同，而基督教是一神信仰，所以基督教徒們對古希臘文化是處於敵視的狀態，並主張抹殺古希臘文化。
基督教會反對古希臘文化的修辭學，並且抵制教育，在《安東尼傳》中就會可以表達安東尼不願接受古典教育的觀點。除此之外，古希臘文化的很多方面都被遭到了牴觸與反對，一些基督教徒們認為“有信仰的人應該遠離古希臘文學”。
但是要知道，因為多神教信仰而對古希臘文化進行完全打擊的行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會贊同。有些人是反對完全摒棄古希臘文化的，並認為基督教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古希臘文化。
蘇格拉底所說：
“聖經確實可以教導我們真正的神聖教義，但無法教授我們識字、邏輯思辨能力······我們並非要接納他們的觀點，而是要檢驗他們，去其糟粕，保留精華。”
基督教與古希臘文化實則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基督教的很多理論都是與古希臘的哲學有關聯，例如斯多噶派對上帝是萬物主宰的觀點經過演繹就逐漸發展成為了基督教的教義。古希臘文化中的儀式也都能在基督教宗教儀式和習俗中找到身影。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拜占庭時期廣受流傳的《荷馬史詩》。《荷馬史詩》是古希臘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也是古希臘文化的重要載體。在拜占庭時期，荷馬可謂是家喻戶曉的名字，拜占庭人在交談時也很喜歡去用《荷馬史詩》裡的人物和故事
來更加形象地去表達自己的觀點，拜占庭學者們在創作時也會引用史詩中的故事情節來進行類比。
人們喜歡用赫利阿得斯的眼淚來表達悲傷，會以帕特洛克羅斯和阿喀琉斯的深厚友誼來比喻自己跟朋友之間的感情，這種修辭學也為拜占庭語言文化增添了色彩。
所以在拜占庭早期，基督教內部對於《荷馬史詩》等古希臘文化遺存的處理產生了很大的分歧，也正如聖瓦西里所說：
“古希臘文化中存在大量有用的東西，比如《荷馬史詩》式的六行詩和詞彙，青年學生應該要像蜜蜂一樣，在各種文獻之間穿梭，汲取其中的養分釀造蜂蜜。”
最終基督教會也意識到了古希臘文化的不可替代性，並決定將多神教信仰與古希臘文化區別開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早期的拜占庭基督教教父們會將基督教徒的價值觀融入到《荷馬史詩》中，並且將多神教中的人物變成了具有特殊意義的代名詞。
在除去多神教色彩後，基督教會對於古希臘文化開始接納甚至青睞。 通過學習古希臘文化中的文學語法並摘錄藉此來傳達基督教的信念，由此可見，古希臘文化對於基督教信仰有著不可替代的存在價值。
古希臘文化逐漸塑造了拜占庭人身份認同的標準，使拜占庭人的身份逐漸從“羅馬人”過渡到“希臘人”
著名的“約翰悖論”告訴我們，無論是政治歸屬還是宗教信仰都無法準確的界定“拜占庭人”，我們不能忽視了古希臘文化對身份認同的作用
。拜占庭是一個多種族國家，在界定“拜占庭人”這個概念，只有在政治、信仰和文化的多個層面上才能準確界定。
拜占庭人對古希臘文化接納並且認同它，在拜占庭帝國的文人階層以能夠背誦《荷馬史詩》而感到自豪，因為學者們對《荷馬史詩》已經十分熟悉，所以在引用時基本上都是靠著記憶中的內容。
《阿萊克修斯傳》之所以在拜占庭時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正是因為安娜公主強大的功底，能夠熟練地運用修辭文法，並能夠很好的引用《荷馬史詩》中的故事人物。
隨著拜占庭帝國國力衰弱以及外來的衝擊也讓拜占庭人明白了他們與西歐拉丁人的差異，並開始去尋找自身定位。
當法蘭克帝國建立後，國王查理曼被稱為“羅馬人的皇帝”，而拜占庭人一直是自己為“羅馬人”，所以當西方基督教帝國的興起，拜占庭皇帝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威脅。
為了強調自己，拜占庭的皇帝們拒絕承認查理曼的身份，並且為了強調自己“羅馬人”的身份，在錢幣上都會加上自己是“羅馬人的皇帝”這樣的頭銜。
拜占庭人強調自己是“羅馬人”的身份，但也逐漸在潛意識中不反對是“希臘人”的後裔。
當西歐十字軍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古希臘文化成為拜占庭帝國凝聚民心的精神支撐，人們對十字軍的暴行深惡痛絕，拜占庭人對古希臘文化的認同感也就更加的強烈。
到了拜占庭帝國晚期，拜占庭人反拉丁人的情緒更加的強烈，開始公開以“希臘人”這一文化身份自居。
因為對古希臘文化的認同感，形成了身份認同，甚至在拜占庭帝國滅亡後，古希臘文化依然對拜占庭人的身份認同發揮作用，進而也形成了區別於其他群體的“希臘人”身份。
古希臘文化不僅是皇帝鞏固皇權的有效工具，還對拜占庭人在成長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拜占庭帝國第一任皇帝統治時期，尤西比烏斯就將古希臘的理念運用到帝國內，在古希臘時期，統治者被認為是完美之神的複製品，所以在拜占庭帝國中就創造了皇帝崇拜的觀念，
為了皇帝的完美形象還會利用文學，雕塑等古希臘文化的各個方面進行提升。
皇帝對古希臘文化的利用能夠更好地鞏固皇權，而在拜占庭的不同時期古希臘文化的時代主題都因帝國當時境況的不同而發生變化。
在皇帝伊拉克略時期，為了打擊異教，這一時代的主題就是打擊異教，將皇帝伊拉克略比作希臘英雄赫拉克勒斯，體現出皇帝的神勇。
拜占庭中期，當時帝國看中皇位繼承人的正統性，而史詩中對英雄血統純正性的強調符合了時代的主題，這也是《荷馬史詩》得到皇帝大力支持的很大原因。
拜占庭晚期，外敵入侵，國力衰弱，人民急需要一位能到對陣殺敵的皇帝，學者們利用荷馬式的英雄主義，讓皇帝呈現出戰鬥英雄的形象。
也正是古希臘文化對鞏固皇權的作用，讓皇帝願意去支持古希臘文化，使得古希臘文化能夠在拜占庭時期佔據了重要的地位。例如在君士坦丁堡高等學府建立後，它作為古希臘文化傳播和發展的中心，多次受到皇帝的扶持，也從而促進了古希臘文化的發展。
對於古希臘文化本身在拜占庭帝國的價值體現可以從兩方面說起，分別是古希臘式的教育體系和希臘語。
拜占庭帝國十分重視教育，而古希臘文化也貫穿著拜占庭人的整個成長過程。
在拜占庭早期，拉丁語還是官方語言，但是希臘語也成為了人們熟練掌握的溝通工具，在皇帝用拉丁語頒佈法典時也會在後面附上希臘語的譯文。
由於後來的政治領域與宗教領域跟希臘語的密切關係，希臘語逐步成為了官方語言，拉丁語幾乎被拋棄。無論是教育體系還是希臘語都對帝國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由此可見，由於古希臘文化極具魅力，受到拜占庭帝國的人民的高度認可，它不僅是鞏固皇權的有效工具，也促進了拜占庭人的身份認同感，讓他們逐漸自認為“希臘人”，而文人學者對古希臘文學的學習、引用也促進了拜占庭帝國對古希臘文化的傳承。
參考文獻：《教會史》、《拜占庭文獻中的古希臘文化淵源》、《拜占庭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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