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振宇
近藤大介的《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观点，日本人是在用表面上的认真负责，来逃避更大的责任。
近藤大介常年担任中日双方商务活动的翻译，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谈判的时候，总会出现一种“车轱辘话”现象。比如一下这段：
日方董事长：向您通报一下，与贵公司的合作项目已经得到了我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中方董事长：也就是说，董事长您批准了，对吗？
日方董事长：项目是由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
中方董事长：但是，您就是公司董事会的最高负责人，所以项目还是要得到您的批准嘛。
日方董事长：应该是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
中方董事长：难道，董事长您个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吗？
日方董事长：我只能说，是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这个项目。
中方的人难免在心里犯嘀咕，你到底啥意思？你作为董事长还不认同这个项目，那还搞什么搞。日本人想的是，我们董事会都批准了，你们还这么追问，是不是有什么言外之意？
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说话，这就要追溯到日本文化的底层了。
在日本人看来，我是集体中的一员，我不能出风头，要和其他人保持一致，我的意思要躲在其他人或者东西的后面才能讲出来，这是日本文化的基因。
这一点也很明显地体现在日语的表达习惯中。
我们中国人说，“我把饭做好了”，日本人说话就直接把我字省了，说“饭做好了”。你别觉得这饭是主语啊，饭是不会自己做好的。在汉语看来，严格说这是个病句。
再比如，我们汉语的结构是“董事长批准了某项目”，换到日语的表达通常就会是“某项目董事会批准了”。那到底是谁批准批准了谁呢？嗯，没有人，所有人都不想对这个事单独负责，要躲在一个集体的后面，还要躲在宾语的位置才有安全感。
你可能知道有一部著名的日本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大概写作年代是中国的北宋时期，公元1000年左右。这部小说号称是日本的《红楼梦》，近100万字。
但是这么长的小说，居然几乎没有主语，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每段话，说话的人是谁，又是对谁在说话。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问他的学生，英文的“I love you”翻成日语该怎么说。学生们翻译了几个版本，川端康成说，都不对，如果是日本人的话，要翻译成“今夜月色很好”，就可以了。
这当然是一段文坛佳话，日语含蓄的特点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理解了这个角度，很多日本历史中让人困惑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解释。
比如说，日本天皇是所谓的万世一系，就是自古至今都是一个家族的基因传到现在。为什么日本人不换皇帝呢？
答案是，天皇自己执政的时间非常短，天皇制成熟之后，很快就切换到幕府时代，就是幕府将军掌权，天皇是摆设。
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这种乱臣贼子以下犯上的事，可以有，但不会长久。而在日本的历史上，幕府时代长达670年，日本基本保持着这种奇怪的政治结构。
按照近藤大介的解释就是，将军能够以“代天皇执政”为由，巧妙地避开责任。出现问题，天皇背锅。但在天皇看来，我任命了大将军，又没权，我有啥责任。
所以，这是一个精巧的默契。双方都在实践日本民族最大的人生哲学——逃避责任。
再比如，在二战历史上，一直有个不争不休的话题，就是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按照当时的日本宪法，天皇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日本干了那么多坏事，你不负责谁负责。这是我们的理解。
但是站在昭和天皇的角度，另有一番解释。当时日本的国家最高决策会议，是“御前会议”。那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二战结束，一共14年，一共只开了15次“御前会议”，基本是一年一次，而且在会议上，天皇基本是不吱声。
这个会议从一提到结论都已经事先做好了脚本，天皇象征性地询问几个问题，然后说一声“诺”，内阁大臣们就可以对外宣布——某某项目已经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了。
所以日本当年干的那些坏事，在军部看来，我们的政策得到了堂皇的首肯啊。在天皇看来，我的确说了“诺”，但我只是礼仪性地出席了会议，我是闭着眼睛批准军部的决定。
这又是一个双方逃避责任的组织结构。
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决定这次行动的御前会议是12月1号开的，也就是6天前。那这到底是昭和天皇的决定还是首相东条英机的决定？又或者是其他军部高官的决定？到今天还是一笔糊涂账。
按照近藤大介的看法，这是日本民族的性格底色。
每个人都躲在一个结构性的掩体后面，想逃避责任。但是，站在外面一看，其实不仅责任逃不掉，反而成了日本国家悲剧的源头。带着这个视角，也许我们更能够看懂日本的桩桩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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