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逃避責任?



作者/羅振宇

近藤大介的《中國缺什麼,日本缺什麼》提出了一個很奇怪的觀點,日本人是在用表面上的認真負責,來逃避更大的責任。


近藤大介常年擔任中日雙方商務活動的翻譯,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日本人和中國人在談判的時候,總會出現一種“車軲轆話”現象。比如一下這段:

日本為什麼逃避責任?


日方董事長:向您通報一下,與貴公司的合作項目已經得到了我公司董事會的批准。


中方董事長:也就是說,董事長您批准了,對嗎?


日方董事長:項目是由我公司董事會批准的。


中方董事長:但是,您就是公司董事會的最高負責人,所以項目還是要得到您的批准嘛。


日方董事長:應該是得到了董事會的批准。


中方董事長:難道,董事長您個人是持反對意見的嗎?


日方董事長:我只能說,是我公司董事會批准的這個項目。


日本為什麼逃避責任?


中方的人難免在心裡犯嘀咕,你到底啥意思?你作為董事長還不認同這個項目,那還搞什麼搞。日本人想的是,我們董事會都批准了,你們還這麼追問,是不是有什麼言外之意?


問題是:日本人為什麼要這麼說話,這就要追溯到日本文化的底層了。


在日本人看來,我是集體中的一員,我不能出風頭,要和其他人保持一致,我的意思要躲在其他人或者東西的後面才能講出來,這是日本文化的基因。


這一點也很明顯地體現在日語的表達習慣中。


我們中國人說,“我把飯做好了”,日本人說話就直接把我字省了,說“飯做好了”。你別覺得這飯是主語啊,飯是不會自己做好的。在漢語看來,嚴格說這是個病句。

日本為什麼逃避責任?


再比如,我們漢語的結構是“董事長批准了某項目”,換到日語的表達通常就會是“某項目董事會批准了”。那到底是誰批准批准了誰呢?嗯,沒有人,所有人都不想對這個事單獨負責,要躲在一個集體的後面,還要躲在賓語的位置才有安全感。


你可能知道有一部著名的日本長篇小說,《源氏物語》。大概寫作年代是中國的北宋時期,公元1000年左右。這部小說號稱是日本的《紅樓夢》,近100萬字。


但是這麼長的小說,居然幾乎沒有主語,讀者只能根據上下文來推斷每段話,說話的人是誰,又是對誰在說話。


有一個著名的故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問他的學生,英文的“I love you”翻成日語該怎麼說。學生們翻譯了幾個版本,川端康成說,都不對,如果是日本人的話,要翻譯成“今夜月色很好”,就可以了。

日本為什麼逃避責任?


這當然是一段文壇佳話,日語含蓄的特點被表達得淋漓盡致。


理解了這個角度,很多日本歷史中讓人困惑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解釋。


比如說,日本天皇是所謂的萬世一系,就是自古至今都是一個家族的基因傳到現在。為什麼日本人不換皇帝呢?


答案是,天皇自己執政的時間非常短,天皇製成熟之後,很快就切換到幕府時代,就是幕府將軍掌權,天皇是擺設。


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中,這種亂臣賊子以下犯上的事,可以有,但不會長久。而在日本的歷史上,幕府時代長達670年,日本基本保持著這種奇怪的政治結構。

日本為什麼逃避責任?


按照近藤大介的解釋就是,將軍能夠以“代天皇執政”為由,巧妙地避開責任。出現問題,天皇背鍋。但在天皇看來,我任命了大將軍,又沒權,我有啥責任。


所以,這是一個精巧的默契。雙方都在實踐日本民族最大的人生哲學——逃避責任。


再比如,在二戰歷史上,一直有個不爭不休的話題,就是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按照當時的日本憲法,天皇是國家最高決策者,日本幹了那麼多壞事,你不負責誰負責。這是我們的理解。


但是站在昭和天皇的角度,另有一番解釋。當時日本的國家最高決策會議,是“御前會議”。那麼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二戰結束,一共14年,一共只開了15次“御前會議”,基本是一年一次,而且在會議上,天皇基本是不吱聲。


日本為什麼逃避責任?


這個會議從一提到結論都已經事先做好了腳本,天皇象徵性地詢問幾個問題,然後說一聲“諾”,內閣大臣們就可以對外宣佈——某某項目已經經過御前會議的批准了。


所以日本當年乾的那些壞事,在軍部看來,我們的政策得到了堂皇的首肯啊。在天皇看來,我的確說了“諾”,但我只是禮儀性地出席了會議,我是閉著眼睛批准軍部的決定。


這又是一個雙方逃避責任的組織結構。


1941年12月7號,日本偷襲珍珠港。決定這次行動的御前會議是12月1號開的,也就是6天前。那這到底是昭和天皇的決定還是首相東條英機的決定?又或者是其他軍部高官的決定?到今天還是一筆糊塗賬。

日本為什麼逃避責任?


按照近藤大介的看法,這是日本民族的性格底色。


每個人都躲在一個結構性的掩體後面,想逃避責任。但是,站在外面一看,其實不僅責任逃不掉,反而成了日本國家悲劇的源頭。帶著這個視角,也許我們更能夠看懂日本的樁樁件件。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