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振宇
近藤大介的《中國缺什麼，日本缺什麼》提出了一個很奇怪的觀點，日本人是在用表面上的認真負責，來逃避更大的責任。
近藤大介常年擔任中日雙方商務活動的翻譯，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日本人和中國人在談判的時候，總會出現一種“車軲轆話”現象。比如一下這段：
日方董事長：向您通報一下，與貴公司的合作項目已經得到了我公司董事會的批准。
中方董事長：也就是說，董事長您批准了，對嗎？
日方董事長：項目是由我公司董事會批准的。
中方董事長：但是，您就是公司董事會的最高負責人，所以項目還是要得到您的批准嘛。
日方董事長：應該是得到了董事會的批准。
中方董事長：難道，董事長您個人是持反對意見的嗎？
日方董事長：我只能說，是我公司董事會批准的這個項目。
中方的人難免在心裡犯嘀咕，你到底啥意思？你作為董事長還不認同這個項目，那還搞什麼搞。日本人想的是，我們董事會都批准了，你們還這麼追問，是不是有什麼言外之意？
問題是：日本人為什麼要這麼說話，這就要追溯到日本文化的底層了。
在日本人看來，我是集體中的一員，我不能出風頭，要和其他人保持一致，我的意思要躲在其他人或者東西的後面才能講出來，這是日本文化的基因。
這一點也很明顯地體現在日語的表達習慣中。
我們中國人說，“我把飯做好了”，日本人說話就直接把我字省了，說“飯做好了”。你別覺得這飯是主語啊，飯是不會自己做好的。在漢語看來，嚴格說這是個病句。
再比如，我們漢語的結構是“董事長批准了某項目”，換到日語的表達通常就會是“某項目董事會批准了”。那到底是誰批准批准了誰呢？嗯，沒有人，所有人都不想對這個事單獨負責，要躲在一個集體的後面，還要躲在賓語的位置才有安全感。
你可能知道有一部著名的日本長篇小說，《源氏物語》。大概寫作年代是中國的北宋時期，公元1000年左右。這部小說號稱是日本的《紅樓夢》，近100萬字。
但是這麼長的小說，居然幾乎沒有主語，讀者只能根據上下文來推斷每段話，說話的人是誰，又是對誰在說話。
有一個著名的故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問他的學生，英文的“I love you”翻成日語該怎麼說。學生們翻譯了幾個版本，川端康成說，都不對，如果是日本人的話，要翻譯成“今夜月色很好”，就可以了。
這當然是一段文壇佳話，日語含蓄的特點被表達得淋漓盡致。
理解了這個角度，很多日本歷史中讓人困惑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解釋。
比如說，日本天皇是所謂的萬世一系，就是自古至今都是一個家族的基因傳到現在。為什麼日本人不換皇帝呢？
答案是，天皇自己執政的時間非常短，天皇製成熟之後，很快就切換到幕府時代，就是幕府將軍掌權，天皇是擺設。
在我們中國人的觀念中，這種亂臣賊子以下犯上的事，可以有，但不會長久。而在日本的歷史上，幕府時代長達670年，日本基本保持著這種奇怪的政治結構。
按照近藤大介的解釋就是，將軍能夠以“代天皇執政”為由，巧妙地避開責任。出現問題，天皇背鍋。但在天皇看來，我任命了大將軍，又沒權，我有啥責任。
所以，這是一個精巧的默契。雙方都在實踐日本民族最大的人生哲學——逃避責任。
再比如，在二戰歷史上，一直有個不爭不休的話題，就是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按照當時的日本憲法，天皇是國家最高決策者，日本幹了那麼多壞事，你不負責誰負責。這是我們的理解。
但是站在昭和天皇的角度，另有一番解釋。當時日本的國家最高決策會議，是“御前會議”。那麼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二戰結束，一共14年，一共只開了15次“御前會議”，基本是一年一次，而且在會議上，天皇基本是不吱聲。
這個會議從一提到結論都已經事先做好了腳本，天皇象徵性地詢問幾個問題，然後說一聲“諾”，內閣大臣們就可以對外宣佈——某某項目已經經過御前會議的批准了。
所以日本當年乾的那些壞事，在軍部看來，我們的政策得到了堂皇的首肯啊。在天皇看來，我的確說了“諾”，但我只是禮儀性地出席了會議，我是閉著眼睛批准軍部的決定。
這又是一個雙方逃避責任的組織結構。
1941年12月7號，日本偷襲珍珠港。決定這次行動的御前會議是12月1號開的，也就是6天前。那這到底是昭和天皇的決定還是首相東條英機的決定？又或者是其他軍部高官的決定？到今天還是一筆糊塗賬。
按照近藤大介的看法，這是日本民族的性格底色。
每個人都躲在一個結構性的掩體後面，想逃避責任。但是，站在外面一看，其實不僅責任逃不掉，反而成了日本國家悲劇的源頭。帶著這個視角，也許我們更能夠看懂日本的樁樁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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