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錦萍 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主任 之江公益學園理事、導師
一、中國民間力量在全球疫情中緊急馳援
病毒不分國界，援助跨越國界。自新冠病毒感染肺炎被宣佈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以來，迄今為止已經在全球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蔓延，病例數急劇上升，新冠肺炎儼然已經成為全球性大流行病。世界衛生組織呼籲：“所有國家激活並擴大應急機制；與公民就病毒的風險以及如何保護自己進行交流，因為這是每個人的職責；篩查、隔離、檢測和治療每個病例並跟蹤每個密切接觸者；準備好醫院；保護和培訓醫務工作者。”並號召全球“讓我們互相幫助，因為我們彼此需要”。
我國積極響應各國向國際社會發出的援助請求，向疫情嚴重國家和地區派遣人員並調集應急物資進行國際馳援。根據媒體公開報道和不完全統計，我國目前對外援助包括但是不限於：
2月29日，由上海專家組成的中國紅十字會志願專家團隊一行5人抵達伊朗首都德黑蘭，被伊朗媒體譽為“最美逆行者”。同日，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崢愛基金向伊朗捐贈的第一批22臺製氧機抵達德黑蘭。
3月3日馬雲公益基金會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捐贈日本的100萬隻口罩抵達東京成田機場。
3月6日，新陽光慈善基金會提供的一套熒光PCR儀（運行試劑盒的診斷設備）、28臺製氧機、500臺血氧飽和儀也抵達德黑蘭。該基金會已於近日正式啟動援助伊朗特別行動，計劃向公眾籌集資金800多萬元，全部用於意大利急需的醫療物資捐贈。
3月7日，中國紅十字會派遣志願專家團隊一行7人，攜帶核酸檢測試劑盒等醫療用品和設備、中成藥等人道救援物資，從廣州飛赴伊拉克巴格達。
3月9日，蘇州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醫療隊緊急馳援巴基斯坦。
3月12日，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和中國紅十字會共同組建的抗疫醫療專家組一行9人抵達意大利首都羅馬，並帶來部分中方捐助的醫療物資；
3月16日，塞爾維亞政府宣佈，在中國駐塞爾維亞使館和塞爾維亞政府的協調配合下，由中國深圳猛獁公益基金會捐贈的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抵達歐洲，於當地時間15日晚運抵貝爾格萊德。
3月17日，阿拉善SEE生態協會援助意大利價值100萬元的應急醫療物資起運，將通過意大利駐華使館轉交意大利紅十字會。
……
在此次全球疫情應對中，中國慈善組織的角色和功能開始積極呈現。除了我國政府及其部門和紅十字會之外，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中國深圳猛獁公益基金會、阿拉善SEE生態協會、馬雲公益基金會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等中國民間力量也以其迅速回應能力和行動力獲得受援國家和民眾的讚譽和好評。
二、國際救援是公益慈善事業的有機構成
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人類抗擊災難的編年史。人類的苦難超越國界，因此人道主義救援和慈善愛心也無國界之分。現代社會，風險高企，全球化進程、科技發展和全球氣候變化等因素早就將人類的命運緊密相連。誠如科菲•安南於2001年獲取諾貝爾和平獎的獲獎致辭中說道的那樣：“今天真正的邊界並非在國家之間，而是在有權者和無權者、自由者與被奴役者、尊貴者與卑微者之間。今天，沒有一堵牆能將世界上一個地區發生的人道主義和人權危機和另一地區的國家安全危機完全隔開。”
科菲•安南於2001年獲取諾貝爾和平獎
今天，無人不知曉世界上這種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別，無人不認識到這種差別給窮人和被剝奪財產者帶來的苦楚，而他們和我們本應同樣享有尊嚴、基本自由、安全、食物和教育。然而，這種苦痛不是完全由他們來承受的。最終，這種苦痛將由我們所有人——北方和南方、富人和窮人、所有種族和宗教的男人和女人一起承受。今天真正的邊界並非在國家之間，而是在有權者與無權者、自由者與被奴役者、尊貴者和卑微者之間。
今天，沒有一堵牆能將世界上一個地區發生的人道主義和人權危機和另一地區的國家安全危機完全隔開。科學家告訴我們，自然界是如此之小和相互依存如此之緊，亞馬遜雨林裡一隻蝴蝶扇動它的翅膀，就能在地球的另一面引起一場猛烈的風暴。這個原理就是眾所周知的“蝴蝶效應”。
今天，我們也許比以往更清楚地認識到，人類活動的世界，無論是好是壞，也都有自己的“蝴蝶效應”。
——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在2001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獲獎致辭 （摘錄）
一些卓有遠見的基金會正是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在確定其宗旨時就以天下為懷。例如比爾&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的宗旨是：“促進全球衛生和教育領域的公平”，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宗旨是：“在世界範圍內促進人類福祉”，其後修改為：“促進知識的獲得和傳播；預防和緩解痛苦；促進一切使人類進步的因素；以此來造福美國和各國人民，推進文明”；福特基金會的宗旨是：“通過向政府、非政府機構和一些個人提供資助，用於進行研究、培訓班、能力建設、實驗和開發性項目，以致力於和平和改善人類福利，尋求強化民主價值觀，減少貧困和不公，促進國際合作和提高人類的成就”；卡耐基基金會致力於“增進和傳播知識，促進國家之間的瞭解”；而麥克阿瑟基金會投身於“謀求發展健康的個人和有效率的社區，各國和國際的和平，對生育作負責人的選擇，實現足以支持健康的人類社會的全球環境”。
一個慈善組織的國際化戰略取決於其宗旨、發展戰略、能力和視野。國外基金會如比爾&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等，都在世界範圍內開展眾多慈善公益項目。自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境外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慈善組織在我國也開展了大量公益慈善項目，與改革開放的中國同行，為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長期以來，中國慈善組織的援助重點一直在國內，少有機會參與國際慈善活動。誠然，早些時候，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尚需要集中力量解決本國民眾的溫飽問題，其間也接受了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無償資助（包括官方和民間）。因此本國的慈善組織也著重解決國內的社會問題，並無餘力開展國際項目。
近些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和財富積累，尤其是隨著中國的企業和創業者更快更深地介入到全球化進程之中，國內慈善組織也逐步啟動對外資助。例如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6年印度尼西亞發生強烈地震、2008年緬甸水災、2011年日本地震海嘯核輻射災難以及2015年尼迫爾地震發生時，我國的民間力量均參與了人道主義救援，積極開展國際資助項目。但是整體而言，我國慈善組織走出去的整體能力不足，只有為數不多的人道主義組織和慈善組織，例如中國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中國扶貧基金會、愛德基金會、靈山慈善基金會、公羊會等躋身這一行列，這與泱泱大國的胸懷和氣度不太相稱，也不利於塑造我國有責任的大國形象。
可以說，面對慈善國際化的國際趨勢，國內的慈善組織也開始嘗試著走出國門，參與國際資助或者援助。但是由於國情限制、輿論氛圍、自身能力和經驗不足等因素，國內基金會實現國際化戰略目標尚待時日。
但是這一次，有更多的慈善組織參與進來。這些慈善組織走出國門的嘗試，也將帶動國內其他非營利組織參與國際慈善活動，對中國慈善組織國際化的進展也是有力的推動，同時為中國慈善組織走出國門積累經驗，培養和儲備人才。
三、國際援助中慈善組織角色不可或缺
從世界範圍的經驗來看，國際援助中，各國政府和民間力量均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國的對外援助，長期以來是中國政府對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和互助共贏，同時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例如針對非洲的貧困落後，我國政府長期以來秉承“不附加政治條件，不干涉內政，平等協商，不強加於人，不抱恩賜和施捨思想，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和風俗習慣”等對外援助的原則，力盡所能地援助非洲各國，獲得了受援國家和民眾的歡迎和肯定。但是，在紛繁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中，政府的官方援助總是難以避免被烙上意識形態色彩，例如中國政府對於非洲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援助依然被解讀為出於各種政治目的的“在非洲實行新殖民主義”、“掠奪非洲資源”等內容。
正是由於政府及其部門在國際援助中的侷限性，凸顯慈善組織為代表的民間救援的特殊價值：基於國際人道主義的救援更為純粹，影響力更為持久。古語曰：“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民間慈善參與國際援助乃民間出於自願的友好行為“無心為善”，彰顯共同承擔苦難的感同身受，不求回報與讚譽，可以緩衝和“稀釋”官方援助的政治性，更容易被受援國民眾接受，也能有力回擊各種無理指責。
慈善組織的民間援助有助於國際間的民間交往。與公共外交不同的是，民間交往是指由不具備國家外交正式身份或者資格的組織或者自然人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利益而主動進行的對外交往或者交涉活動。民間交往的內容相當廣泛，呈現出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特徵。民間交往不僅涵蓋藝術、民俗、文化和旅遊等，亦可以涉足國際環境的保護、人道主義救助、資源開發利用、反對恐怖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經濟和社會發展、人權保護等等諸多領域。民間力量參與國際救援是民間交往的一種重要形式：不僅有助於促進各國相互瞭解，增進友誼和共同進步；同時具有橋樑作用，是建立政府外交的媒介和先導，能夠彌補政府外交工作中的“政府失靈”的需要，是鞏固政府外交關係的重要補充性力量。
慈善組織的民間援助有助於提高國家軟實力。根據“軟實力”概念的發明者——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的說法，“國家軟實力依賴於一國文化和價值的吸引力，或者依賴於通過操縱政治議程的選擇，讓別人感到自身的目標不切實際而放棄表達願望。”國家軟實力源於三種資源：文化、政治價值觀和外交政策。通過民間對外援助能夠將一個國家的文化和價值觀進行展示，充分發揮一個國家的吸引力。首先，我國慈善組織的民間救援傳遞濃厚的中國文化淵源，以“和合”文化、“重義輕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傳統文化精髓為內核，強調受援助國的實際需要，促進各國民眾間的和睦共處和合作互利。其次，我國慈善組織的國際救援項目的實施過程也是文化外交的過程。以無償、無附加條件的救援方式本身就是對於中國文化和吸引力的展示，同時也能展現對於對方文化的認同，引起情感和精神共鳴。例如在這次國際救援中，民間力量在捐贈應急物資時所附的各種彰顯文化力量的詩歌、口號和標語，深入人心，將各種障礙消除於無形之中。小米集團向意大利捐贈醫療物資時的留言道；“我們是同一片大海的海浪，同一棵樹上的樹葉，同一個花園的花朵”（出自古羅馬時代哲學家塞內加）。阿拉善生態協會則如此留言：“幸福的時候需要忠誠的友誼，患難的時刻尤其需要。”再次，民間救援是有利於塑造中國和平、合作、互利和負責任的國際形象，增進世界對中國文明和文化的理解和了解，也是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有效路徑。
一言以概之，在國際援助中，民間慈善比政府援助更容易獲得接納和肯定，也更能促進深層次的交往交流和更為持久的文化認同。此次疫情應對中，中國慈善組織組織和企業家攜手馳援，彰顯了中國民間力量的社會責任感，對於增進中外友誼、促進民間交流合作具有深遠的意義。
結論：慈善組織國際援助的障礙與跨越
毋庸諱言的是，我國目前在國際援助方面，尚缺乏理念引導和有效的秩序提供，前者是由於相關理論研究未能深入，後者則凸顯在對外開展公益慈善活動方面尚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據和明確的路徑。同時，在公眾的認知與社會倡導方面也尚有很長的路要走。如何讓中國公眾理解公益慈善更為寬廣的涵義，理解現代公益的內涵和精髓，贏得輿論和公眾肯定，是我們共同需要面對的問題。再者，慈善組織國際援助方面，除了需要跨越語言障礙之外，還需要大量具有國際視野和人文情懷、通曉所在地文化及其禁忌、法律與公共政策、公益倫理與專業知識的人才，而這些人才的培育絕非短時期內能夠速成，尚需構建複合型人才培養的體系，營造多元化人才養成氛圍。
疫情作為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讓我們意識到沒有一個國家、一個機構或者一個個人能夠置身事外，在各國政府根據各自國情出臺應對措施之時，中國慈善組織已經投身國際援助。無論怎樣，在國際援助這條路上，中國慈善組織已經悄然啟程，以有別於政府援助的方式，參與到國際疫情應對之中，儘管與成熟的國際非營利組織相比，不免顯得稚嫩而弱小，但是既然種子已經發芽，就有了期待和希望。
記得很小時候，在我媽媽造紙廠的廢紙回收車間裡，我在廢紙堆中找到一本殘缺不堪的書，講了這麼一個故事：螞蟻為了在洪災中生存，會以非常堅固的構造抱成一團，在洶湧的洪水中尋找出路，或許當它們抵達安全的彼岸時，外圍的螞蟻早被沖刷得不知去處，但是因此倖存下來的螞蟻會繼續生生不息。當時很感慨大自然物種為了生存繁衍而具備如此能力。但是如今發現人類又何嘗不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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