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慈善組織作為舶來品在中國不斷湧現，而除了人們熟知的中國紅十字會，還有世界紅卍字會、華洋義賑會等等。在這其中，世界紅卍字會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它在慈善界活躍了30餘年，在抗戰前救治受傷兵民74萬，賑濟765萬人，收容25萬人，又在國際上援助其他國家，甚至代表中國參與了國際性會議（1937 爪哇 遠東國際販毒婦孺會議）。
儘管世界紅卍字會的貢獻不容小覷，但我們也要注意到在抗日戰爭期間，相當一部分紅卍字會成員叛變投敵的歷史事實。
1916年，山東省濱州市人吳福永創立“道院”，所謂道院是對世間“道”進行真理探討的學術、宗教團體，道院崇拜至聖先天老祖及五教教主。提倡佛教、道教、儒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五教合一。
1921年錢能訓,杜秉寅,李佳白等人在北京組織紅卍字會籌備處,以“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為其旨趣,後由內政部批准成立。
1922年10月28日，經北京政府內務部批准立案正式成立，定名為“世界紅卍字會世界”，簡稱“紅卍字會”。“院為本體，會為行用”，紅卍字會這個組織成立伊始頗有一種“傳教”的意味在此，承載著道院創始人“內外兼修”的主觀意願。
1928年11月20日，北平市社會局批准紅卍字總會重新立案。重新立案後的紅卍字會這才由原來的宗教團體改劃為慈善團體。
那麼這個慈善團體為何以“卍”命名呢?據上海市檔案館收藏有關資料解釋:“以卍表示慈濟所及，應上下四方周圍，卍無所不包，無所不至⋯⋯”。又據歐杉所著《修程見聞錄》解釋，“卍”字本梵文，讀作“萬”。
世界紅卍字會的救濟活動分為兩種——臨時慈業與永久慈業。“臨時慈業”指在戰禍、天災時的臨時救濟，比如賑糧、施衣、施藥、捐款、救護等等；“永久慈業”指為幫助貧民而免費常年開設的學校、貧民工廠、習藝所、殘廢院、恤養院等等。
民國時期戰亂頻繁，每當有軍閥開戰，世界紅卍字對就會派出醫療醫療隊前往戰區救助受傷兵民、收容婦孺、掩埋屍體。救助之時，不分國籍，不論種族所見需要幫助者均出援手給予幫助。
且不說戰爭救濟、天災賑濟，單看世界紅卍字會在平日對嬰兒、貧兒、嫠婦、孤寡老人的救濟，單論其設立的醫院、學校、習藝所、育嬰堂等純系免費，便可窺知紅卍會的過人之處。著名的民國總理熊希齡就在1924-1937年長期擔任紅卍字會的會長，在此嘔心瀝血，成績斐然。不過熊希齡作為一個愛國的社會精英，卻也難以想到自己“一手帶大”的慈善團體，竟然會在抗日戰爭中分崩離析，甚至不乏投敵之人。
抗日戰爭爆發伊始，紅卍字會作為慈善組織就曾經“衝鋒在前”，如曾在京冀設立收容所13處、臨時醫院2處；到淞滬前線搶救傷員、掩埋屍體，救濟30萬難民；南京大屠殺後掩埋屍體，在半年時間裡給174萬人施粥等等。
但另一方面，紅卍字會作為和日本交往甚篤的慈善機構，
也充當了日本奴化殖民的先鋒。1924年後，道院和紅卍字會在日本發展起來，加之，中日間常有來往。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1933年日本嚴守等縣地震和1934年日本大阪等地發生風災，紅卍字會都積極開展國際性救助。而且經由這些救助行動紅卍字會與日本大本教開始發生密切關係，正是由於這層關係淪陷區的紅卍字會成為日偽拉攏的對象，有些人甚至出任日偽職，成為名副其實的漢奸。日軍沿津浦路南下時，日特就曾指使馬良等人，以道院、紅卍字會為基地，秘密組織“維持會”。1937年日軍侵入山東，濟南紅卍字會的唐仰杜、張星五、成逸安分別做了偽山東省長、偽民政廳長、偽道尹。南京紅字會會長陶保晉一度擔任南京偽自治會會長。
偽滿洲國 世界紅卍字會原址 如今在長春
但這種投敵也不乏無奈之舉，南京偽自治會會長陶保晉曾坦言道“未便堅決拒絕者,誠恐引起誤會，影響道慈之進行,乃一時委曲求全。”在陶保晉以養病為由離開自治會後，日寇更加惱羞成怒,步步緊逼,白日不斷騷擾，派員登門探視,以一筐生梨，隱喻‘生離死別’相威脅。夜間突襲陶府,旋風式的掃蕩洗劫,將所有貴重物品、古董字畫、道祖神龕經文、陶氏祖宗牌位、宗族家譜一掃而空。”類似陶保晉這樣被生死相逼而投降的人，不在少數。
日本威脅利誘淪陷區的紅己字會會員加入偽政權，但總體而言屬於零星之舉，與關外紅卍字會“成建制”成為偽滿附庸之事無法相提並論。偽滿上層人物很多都是紅卍字會成員，如溥儀(偽滿皇帝)、鄭孝胥(偽國務總理大臣)、孫其昌(偽經濟 部大臣)、於芷山(偽治安部大臣)、吉興偽宮內府侍從武官長)、商衍瀛、王修靜偽治安部次長)、日本特務黃白陽等，分別擔任“滿洲紅己字總會”的維持會長、專任會長、名譽會長、主任會長等職。
1937 年“七七”事變後，偽滿紅卍字會總會受偽滿協和會領導“宣揚‘大東亞聖戰’,汙衊共產黨‘共產共妻’”和日滿親善“成為奴役中國人民的漢奸會道門”。因此，相較於淪陷區無奈，關外的紅卍字會整體性成為偽滿附庸之事還應另當別論。
值得一提的事情是，紅卍字會的政治態度,在理論上是中立的。 “政治中立”根植於其超脫政治的根本立場，道院在院章十二條中明確表明“以不涉政治，不聯黨派為要”。道院關注世界和平，而非政治得失;希望破除各教門戶之見,統歸“大道”。不過在民族大義之前，政治中立就成了紅卍字會投敵的遮羞布。
在淪陷區和非淪陷區，各地紅卍字會大都積極開展應對戰亂的機動性社會救助，如設立難民收容所和粥廠,收容、供給難民;掩埋死於戰亂的屍體;保護婦女免遭性侵等。
總體來說，抗戰中的紅卍字會作為一個慈善組織仍然在發揮著影響，但在民族大義上相當一部分淪為日偽附庸，也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新中國成立後，世界紅卍字會中華總會主動配合人民政府，響應政府號召，積極開展自我調整和改組，同時繼續開展救濟活動。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世界紅卍字會中華總會通令各地紅卍字會積極響應政府關於抗美援朝的號召，發動會員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
但是由於人民政府包辦了一切社會事業，又因為道院組織固有的宗教文化，於彼時的社會思想文化形式顯得格格不入，使得作為民間的慈善組織失去了活動空間。 加上，由於經濟問題，令慈善募捐活動的開展更是雪上加霜。在此情形下，1953年2月，世界紅卍字會中華總會在《人民日報》上接連公開發表聲明，宣佈自行解散。
隨後，在大陸的各地紅卍字分會按總會的指示，接連在地方報紙發佈解散聲明。至此，源起濟南的近代中國第一個大型民間慈善組織，退出大陸歷史舞臺。如今，世界紅卍字會在臺灣等地仍有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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