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由，毋寧死”，這是詩人的言語。存在主義哲學的言語則是“無選擇，等於死”。
我們的文化一定程度上鼓勵服從，鼓勵喪失自我，而壓制精神獨立，所以太多人的心處於沒有重量的狀態中。
在武志紅的小說中他讀研究生時的同學徐凱文在北京大學做過許多次危機干預，干預對象是有自殺傾向的大學生。他說，先做到一點就可以將他們從死亡邊緣拉回來。
這一點，他說是“‘打死’父母，孩子就可以活了”。
他的意思是，讓父母在孩子面前承認自己的錯誤，這些孩子就可以暫時取消自殺的念頭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
因為，很多孩子的自殺傾向，看似是攻擊指向自己，其實真相是，指向父母的憤怒被壓制了。只要這憤怒能重新指向父母，對自己的攻擊就會停止。
除了心理學，我們的世俗氛圍、倫理學、哲學乃至政治都不會支持一個孩子對長輩表達憤怒，而只會要孩子感恩，最後孩子的憤怒很容易指向自己。
同時，與此相伴隨的是，我們的文化一定程度上鼓勵父母、老師與各色權威，控制孩子，剝奪孩子的選擇權。
所以，這並非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這是一個社會的悲劇。
這種悲劇，我們將越來越熟悉，因為孩子自由選擇的空間會越來越少。
如果事情重來，如果我們有機會，如何可以拯救一個徘徊在自殺邊緣的孩子？這可分為幾個步驟：
一、讓他明白，抑鬱很可能是對憤怒的壓抑；
二、幫他發現，憤怒從何而來；
三、學習表達憤怒，若憤怒果真主要是針對父母，而父母也願意，讓父母主動向孩子認錯；
四、重新認識到父母對自己的愛、自己對父母的愛。
要最終的拯救，必須達到最後一步；若只是想化解自殺的動力，讓他學會表達憤怒是最為關鍵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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