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派”是興起於南宋末年的文學流派，在晚宋文壇上，江湖派詩人的生活及創作方式並沒有長久的持續下去，他們中的許多人與其他文士一起，經歷了蒙元滅宋的天崩地裂時刻。

但是，在這國家淪亡之際，許多文士既沒有緘默不言、集體失語，又沒有自我麻痺、豔舞醉歌，也沒有退避山林、靜觀雲湧風起，而是以其自身的行動及文學創作，展示出耿耿民族正氣和堅貞節操，集中體現了熱愛祖國的情懷和歷經家國喪亡的深痛悲哀。宋末文士的這種表現，與其他時代有著明顯不同。

一　、靖難赴死彰顯忠義

處於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關頭，能否勇敢地站在與敵鬥爭的前沿陣地，進行殊死搏鬥，堪稱是檢驗真正具備熱愛祖國及高尚人品格範的試金石。文天祥、謝枋得等人，以自己的表現給予了最好的答案。

1.展示愛國忠誠：

文天祥是宋末時期最為耀眼奪目的民族英雄、愛國志士形象。他年少志高:

“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即欣然慕之。曰:‘沒(歿)不俎豆其間，非夫也。’”……恭帝德祐元年(1275)，蒙古大兵渡過長江，朝廷詔告天下起兵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並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他原本家財豐厚、生活奢華，“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他將全部力量投入到抗敵救國的事業之中。可惜，由於蒙古軍隊過於強大，南宋終歸覆亡，文天祥兵敗被俘，他頂住多次威逼利誘的考驗，選擇了為國盡忠。“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向)拜而死”。他的行為，真正踐行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的誓言。

民族英雄文天祥

文天祥一方面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表現了愛國精神，另一方面則在創作上抒發愛國思想。文天祥作於德祐年間起兵抗敵之時的詩歌近六百首，約佔其詩作總數的四分之三。這些詩歌以反映現實的深刻而堪稱“詩史”，又以真實再現自己的心跡理路可命之為“心史”，它們分別編為《指南(前)錄》、《指南後錄》。其中，《指南(前)錄》中的詩歌，主要反映宋亡之前的赴元營談判、遇敵脫險、追尋南宋流亡政府等情形;《指南後錄》敘述被俘北行及囚禁於燕京的經歷。

作者以大量詩歌再現了元兵的兇狠殘暴、百姓的巨大苦難，而最為感人的則是他那深沉的愛國之情，以及為國盡忠的堅強決心。“臣心一片磁石心，不指南方不肯休”(《指南前錄·顧諸從行者故繞去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獨自登樓時拄頰，山川在眼淚浪浪”(《指南後錄·登樓》)、“平生讀書為誰事?臨難何憂復何懼”(《指南後錄·言志》)、“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指南後錄·過零丁洋》)等（以上見於《文天祥集》），都是千古傳誦的名句。另如散文《指南錄後敘》、詞作《酹江月》(乾坤能大)等，也是充滿正大之氣、豪壯之情的名作。

這些作品傳達的深沉愛國思想感情、為國盡忠的執著信念，鼓舞激勵著一代代的中華兒女;而他以身殉國的壯烈義舉，更是成為無數志士仁人的學習楷模。

南宋末年著名愛國詩人：謝枋得

2.踐行民族大義：

謝枋得年齡比文天祥大十歲，兩人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他也是聰明過人、關心國事、崇尚忠義:“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幾，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

他也是理宗寶祐四年(1256)考中功名，與文天祥為同榜出身，考卷也都是由於極論時政而知名;

他也曾因為揭露賈似道的罪行，被免官貶謫;元兵大舉賢南進時，他也投身軍中、堅持抵抗。

兵敗國亡之後，他“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履，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屢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閩中”。本來，他是想以這種隱姓埋名方式，終了此生的。

元朝政權穩定之後，多次徵召南方俊才名士，謝枋均列其中，但卻一一被他嚴詞拒絕。至元二十五年(1388)，福建行省參政魏天佑為了邀功，強行押解他北上，第二年四月到達大都。他“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

謝枋得的作品傳世不多，但其中不乏憐民傷時、抗敵愛國之作。如“東南干戈二十秋，人無貧富眉長愁。千人幸有一人在，兩處呻吟無歌謳”(《贈何古梅學醫》)、“洪鈞一轉歲開端，草木群生亦喜歡。安得明年此時節，江東重睹舊衣冠”(《元旦阻雨二首》其一)、“八閩英傑盛如林，安得三忠存至今。舊俗風流千載事，精忠大義一般心”(《和詹蒼崖韻》)。特別是他被押赴大都臨行時所作《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及良友》一詩，更是表現了必死決心和凜然正氣: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這首詩在當時就引起極大反響，門人弟子、親朋好友也都有感而作。下，下面就是選錄其弟子蔡正孫的《和疊山先生韻》:

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鵑行。霜饕雪虐天終定，歲晚江空冰自清。肩上綱常千古重，眼前榮辱一毫輕。離明坤順文箕事，此是先生素講明。

兩詩相比較，可以知道他們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謝枋得的詩歌，的確具有“高風凜然”的氣質風格，發揮著“廉頑立懦”、鼓舞鬥志、振奮精神的巨大作用。除詩歌而外，《上丞相留忠齋書》、《與參政魏容齋書》等都是和他的愛國詩歌一類的散文名作，充分表現了以生命殉難的愛國主義思想。

文天祥與謝枋得的人生選擇，具有重要的認識意義:他們超越了普通人“建功立業”的價值觀念，在國難當頭的緊要關頭，明知“不可為”而強力“為之”;他們改變了自身的“儒生文士”形象，招兵買馬、殺敵勤王，由文士而兼戰士及統帥，與敵人展開殊死搏鬥;他們衝破了承載精神動力的極限，在太后與幼君降敵、國家已經滅亡，無君可尊、無土可守的域境中，仍然堅持抵抗、決不妥協;他們顯示了傳統文化精神的巨大力量，做到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為“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大丈夫”;他們達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維護個人的人格尊嚴，用生命驗證了“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人生觀念。這一切，是他們留給後世最重要、最寶貴的文化財富。

二、保持氣節懷念故國

在宋元鼎革之際，還有一大批文士，雖然沒有像文天祥、謝枋得那樣捨生取義，但也始終保持了民族氣節，時刻以故國為念。代表人物有劉辰翁、謝翱、鄭思肖等人。

南宋末年著名愛國詞人：劉辰翁

1.記述亡國之痛：

劉辰翁是與劉過、劉克莊並稱辛派“三劉”的著名詞人，他親身經歷了宋與元改朝換代的鉅變，宋亡不與蒙元合作，隱居以終。他的詞作，有的真實記述當時國家滅亡、君臣被擄北去的情景;有的是以“送春”、“傷春”之名，憑弔逝去的趙宋政權;還有的則是表達自己在亡國之後的痛苦，代表作就是下面這首《永遇樂》:

璧月初晴，黛雲遠澹，春事誰主。禁苑嬌寒，湖堤倦暖，前度遽如許。香塵暗陌，華燈明晝，長是懶攜手去。誰知道，斷煙禁夜，滿城似愁風雨。宣和舊日，臨安南渡，芳景猶自如故。緗帙流離，風鬟三五，能賦詞最苦。江南無路，鄜州今夜，此苦又誰知否。空相對，殘釭無寐，滿村社鼓。

這是劉辰翁依李清照《永遇樂》詞韻所作兩首詞的第一首。詞首有小序曰:“餘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遂依其聲，又託之易安自喻。雖辭情不及，而悲苦過之。”

就這樣，劉辰翁將李清照的流落江南之苦、辛棄疾壯志難酬之悲，與自己家國破滅之痛融為一體，抒發了真摯的愛國深情。同時也以殿軍的身份，標誌著辛派詞人創作的終結。

南宋愛國詩人：謝翱

謝翱自幼秉承家學，深受“春秋大義”的影響。十八歲那年曾到臨安應試而未考中進士。到了景炎元年(1276)，文天祥開府南劍州(今福建南平)統軍勤王，謝翱毅然以全部家產徵召數百鄉兵投軍，並以布衣之身擔任諮議參軍。

兩年後，文天祥兵敗被俘，謝翱被迫隱姓埋名，躲藏於民間。此時，他的生活極其艱苦，以務農、教書養家餬口，但他堅決不與元朝合作，結交之人都是反抗元朝統治的人士。對於南宋的亡國，他始終難以釋懷;對於他十分敬重的文天祥之死，更是悲痛難已，除了在詩歌中表示哀悼，還多次登高設祭泣拜。《登西臺慟哭記》一文，載錄了他對文天祥的感情，以及與友人登西臺哭祭的情形:

“餘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之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盻，悲不敢泣。……復東望，泣拜不已。有云從南來，渰浥浡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暮歸來兮關水黒。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

在謝翱的慟哭之中，寄託著他深沉的黍離之悲、愛國之情。

2.長懷故國之思：

鄭思肖字所南、憶翁，但都不是原來的名與字。他的本名已不可考，“思肖”乃是宋亡之後改的名，內含思念趙氏之意。取字為“所南”，表明以“南”為“所”的思想;又字“憶翁”，所“憶”的對象自然是趙宋無疑。他題自己的居室名為“本穴世界”，實為拆字而成的“大宋世界”(“本”去“十”為大，“十”加在“穴”字之中，則為“宋”字)。

南宋愛國詩人：鄭思肖

他“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歲收入寺，為祠其祖禰，而身亦館榖於寺焉。遇諱，必大慟祠下。自宋亡，誓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座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平日喜畫蘭，疏花簡葉，不求甚工，賦詩以題之。辭皆險譎，蓋託物以寫其憤懣”。（以上見於《資治通鑑後編》）

這裡的“遇諱，必大慟”、“不與北人交接”，都有鮮明的針對性。而且，他在宋亡之後所畫蘭花，其花根皆不入土地，用以表達土地淪喪的含義。凡此種種，都表達了他與趙宋王朝極為深厚的感情，以及倔強剛直的性格。鄭思肖的詩文作品，也具有同樣的特點。《一是居士傳》，顯然是鄭思肖自我思想行為的形象概括: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為非趙氏天下，愚哉!……大宋，粹然一天也，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不惑，殺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偽貴芻豢之?……能識一是之理，則真識一是居士矣。奚以識其精神笑貌，然後謂識一是居士也?

在南宋王朝已經覆亡、蒙元在大江南北統治已經穩固的情況下，鄭思肖堅持認為國家仍然是“趙氏天下”、自己仍然是“大宋人”、宋朝“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似乎過於迂執疏闊、不識時務。但是，身為親歷亡國之巨痛、淪為無處安頓心靈的遺民，這不失為激勵自己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

鄭思肖作品《心史》

與此同時，鄭思肖也與當時有良知和責任感的文士一樣，用自己手中的筆，記錄下了國破家亡之際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他將自己的作品結集，命其名為《心史》，並且寫了一篇《總後敘》予以說明。

其中開列了收入的作品:“《鹹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中興集》一卷，詩二百五十首，《雜文》自《兩盟檄》而下凡四十篇，又前後自序五篇，總目之曰《心史》。”

先看其中詩集的命名:“鹹淳”(1265—1274)，是宋度宗的年號，當時南宋政權尚可支撐;“大義”，是對保持氣節的推崇，既是自勵、也是勵人;“中興”，則是對趙宋王朝重新東山再起的期盼與堅信。至於為何總其名為《心史》，這篇敘中接著寫道:

“夫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亂，史寄匹夫。史也者，所以載治亂，辨得失，明正朔，定綱常也。……熟知心之所以為心者，萬萬乎生死禍福亦莫能及之。蓋實無所變，實無所壞，本然至善純正虛瑩之天也。以是，敢誓曰《心史》。”（以上見於《宋文選》）

作者認為，治世的“史”，由官方寫成;亂世的“史”，則由個人寫成。有良知的文人用以記述“國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的詩文，都是“史”。不過，此時天下大亂，人的生命尚且難以保全，更何況是寫在紙上的文字(詩文);但是，自己的“心”決不會改變。

這裡的“心”，就是愛國之心、重興趙宋之心。他是堅定地不忘故國、心向趙宋，極具代表性的“遺民”。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結束語：

宋末元初崇尚氣節、追懷故國的文士，當然不止上述所列。當時的實際情況可以用人數眾多、地域廣大、聯繫密切、持續時間綿長等予以概括。

如地域上包括臨安、會稽、台州、浦陽、嚴州、廬陵、建陽、東莞等文人群體;相關人員可區分為孤臣義士、高蹈肥遁、隱於學官等類型;他們的創作主題取向多為悲戀故國、反思原因、控訴罪惡、歌頌志節等。

南宋末年的以文士為主體的愛國表現(如文天祥等人的捨生取義)，以及大量的愛國詩文作品的創作，是宋代文學、宋代文化最為光彩奪目的一章，為宋代文化劃上了完滿的句號，同時，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史》《全宋詞》《宋文選》

《資治通鑑後編》

《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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