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自知之明并不保证带来幸福，但只有自知之明才能追求幸福，才能得到为此奋斗的勇气。”这句出自《第二性》的话，让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女性，第一次明确了她们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与男人不平等的“第二性”地位，并非是不可改变的。
西蒙娜·波伏娃，作为20世纪最富传奇魅力的女性，在1949年发表了她的女权主义哲学巨著《第二性》之后，被《巴黎竞赛报》称为出现在历史中的第一位妇女哲学家。在波伏娃之前，曾出现出勃朗特三姐妹、乔治·桑和吴尔芙等著名女性作家，但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女性哲学家。她的哲学来源于存在主义思想，在人类的历史上，他并不是第一个打破沉默，言说自身命运的女性，但却是第一个以哲学思考的方式，对女性的存在和社会地位的形成，进行深入研究的女性哲学家。她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她与萨特以自由情侣的关系对婚姻和两性爱情观念的颠覆，作为一个不依靠男人而独立生活的现代自由女性，集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女权主义先驱，都让她的同代人和后人，深刻的改变了对女性的根本看法。
波伏娃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这一名言来自波伏娃的真实人生体验。波伏娃1908年生于欧洲历史名城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是法国贵族后裔，母亲是位银行家的女儿。他们的结合，使日后出生的波伏娃和妹妹海莱娜，尽管在家庭生活几度困窘的情况下，也能感受到良好的教育。作为长女的波伏娃在幼年时一直都受到父母的宠爱，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对她言听计从。这让她从小养成了自主独立的性格。波伏娃天资聪慧，3岁就开始看儿童读物，5岁半上女子学校之前，就曾读过德·塞居尔夫人和格林兄弟所写的童话书，以及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上学以后就开始显露出能编写儿童故事的才华，借助字典，读英文小说。被学校的老师称为“小才女”。
先天的优越素质只能说是造就日后女哲学家的的一个因素，家庭成员，尤其是酷爱文学的父亲乔治，对她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乔治出身于贵族之家，虽然被迫选择了高贵的律师职业，但却痴迷于戏剧，是一位准“票友”。在他的影响下，一家人每年都要光顾法兰西大剧院，波伏娃正是在父亲的熏陶和指导下，阅读了大量法国古典作家雨果、拉马丁和莫泊桑的作品，培养了她对文学的浓厚兴趣。这对她日后选择了当一个作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乔治的怀疑主义，则从另一方面，对波伏娃日后放弃宗教信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2
波伏娃的母亲是位大家闺秀，接受的是传统的修道院教育，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对天主教信仰十分虔诚，少年时代的波伏娃，曾经与母亲一样的笃信宗教，每当抑制不住青春期的萌动，好奇翻看禁书后，都会向神父忏悔，希望获得宽恕和拯救。但有一次神父却给她讲了一个少女因偷看禁书而自杀的事，并像一个俗人那样教训了她。她的心灵受到震撼，决定以后再也不到忏悔室去了。文学在关键的时候给了她启蒙，在读完巴尔扎克所写的一个荒诞的爱情故事后，终于和信仰决裂了：“我再也不相信上帝了。”
人的自我觉悟，就是从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不是根据世俗和传统去判断和看待事物的。从此，波伏娃不再相信任何的权威，彻底走上了个性解放的自我选择道路。在波伏娃成长的年代里，像她这样的少女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女孩屈从传统的观念和家庭的力量。波伏娃最好的女友扎扎，就是因为无法冲破旧的家庭藩篱束缚，而断送了美好的爱情，抑郁而死的。“因为扎扎的死，我获得了自由。”
波伏娃
好友的悲剧，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道路，在她与萨特的交往中，丝毫没有向父母的百般阻挠妥协，更进一步向传统的一夫制家庭观念挑战，以和萨特的自由情侣契约关系，缔造了二十世纪男女爱情关系的新神话。波伏娃的自我选择基础是个人生活上的独立，如果不能自食其力，彻底摆脱对男性依靠的决心和力量，要想实现个性解放是不可能的。波伏娃早年的传奇经历用事实说明了，女人并不是天生的“第二性”，通过自我的觉醒和自强的努力，她是能争得和男性同样的平等社会地位的。
如果没有她自己创造的独立女性的现代神话，那么她的关于女权主义和女性解放的观点，将是空洞苍白和缺乏说服力的。波伏娃的人生，是与20世纪后半叶西方社会的个性解放和女权主义进步潮流是分不开的。她对60年代法国“五月风暴”和青年学生造反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3
“五月风暴”运动中的大学生们，是在存在主义由法国风靡世界的战后年月中成长起来的。尽管在60年代，存在主义在法国已经被后结构主义思潮所取代，但萨特、加缪和波伏娃等存在主义作家的哲学观念和文学思想，已经深入到了青年们心中。“五月风暴”作为一个行动的事件，已经深深的打上了自由选择和反抗权威的存在主义烙印。后工业社会的技术官僚体制，在法国各个方面都严重的阻碍了青年一代的发展，波伏娃认为大学生对自己未来前途的担忧，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主要原因。
这场由青年对父辈的个性主义革命，得到了波伏娃的无条件支持。在整个运动进行期间，她和一些著名的进步知识分子，多次发表声明和宣言，声援学生们的行动。她和萨特希望，青年学生们通过这次行动，能将大学的现行体制砸烂，因此学生们必须走上大街，“五月风暴”的矛头指向的是大学的管理体制，尤其是关于男女公寓隔离的条例和其他清规戒律，这些都体现了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波伏娃在青年时也曾梦想过的，在她成长的年代里，法国社会还是相当保守的。社会给女人的定位就是贤妻良母，尽管很多与她同龄的女大学生获得了接受现代教育的机会，但却并没有把精力用在学业上，为自己以后的独立发展打下基础，而是热衷于穿衣打扮和社会交际，甚至把时间用在家务上。她们并没有摆脱男权社会对她们的期待和要求，而个性孤傲，刻苦学习的波伏娃，在她母亲和亲友的眼中，俨然是个女生中的另类，自从她决定走上选择自我独立的道路后，各种指责和谩骂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4
无论是从个性自由，还是从女性解放的角度上来说，波伏娃都是60年代大学生造反的先驱。在自由选择人生的道路上，她比萨特承受的社会舆论和生活压力都要大得多，正是从发生在她身边两个最亲近的女人身上的现代女性的悲剧，让她彻底的觉醒了。波伏娃的母亲作为家庭主妇，日复一日的在家务中耗尽了青春和热情，庸常和琐碎的生活将她的自我完全泯灭；而波伏娃的女友扎扎，则因无法冲破旧的观念和习俗，最后因爱情受挫郁郁而终。为了男人的需要而活和不能为自己活而死，深深的震撼了波伏娃。在面对自己的生存境况和情感挫折时，昔日苦读积累的学识和思想，让她在对自身的思考中，将视野放大到了历史和现实中所有女性的生存境遇之中。最终得出了“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形成的”的重要结论。《第二性》作为她思考的成果，由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本由女性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写出的女权主义著作。
早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之前，启蒙思想家就提出了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思想，深深的动摇了当时宗法制的传统等级观念，但人人平等的宏大话语，掩盖了男女平等的具体性。启蒙和大革命之后，家长制和男权社会的男女不平等的旧观念，仍旧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即使在二战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波伏娃《第二性》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法国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里亚克和加缪，先后对书中的观点表示不满。其他的恶评更是不胜枚举。女性解放的呼声，是人性和个性解放的内在要求和具体表现，没有作为与男性平等的女性从男权社会中的解放，独立自主的拥有作为人的尊严和社会地位，人类解放的启蒙事业就只能说是不彻底的。
5
《第二性》作为女性对自己在社会中不平等地位的呼声，既得到了保守者的指责，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遭到查禁，同时也得到了更多进步人士的支持和赞扬。1953年被翻译成英文之后，立刻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成为了女权主义的“圣经”，被称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兴起的大规模女权主义运动，与《第二性》对于现代女性的启蒙，是分不开的。应该说，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正是战后青年个性解放的要求。
女权主义的兴起与个性解放的要求，都是对18世纪启蒙的延续和深化。如果说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是要以暴力革命推翻神权和君主专制联合的封建统治，为大写的人权发展开辟了道路的话，那么20世纪后半叶受存在主义影响的青年造反运动，则为包括女性解放在内的小写的个性解放，指明了方向。波伏娃在大学生造反运动中看到了对传统社会观念的巨大冲击，在整个运动期间，曾多次到被占领大学的校园里和举行集会的广场上去参加讨论。直到运动结束之后，很多人开始对运动公开指责时，她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谴责学生。
萨特与波伏娃
在“五月风暴”的同年，她在法国妇女杂志《Elle》上，发表了小说《被遗弃的女人》。在这篇被评论家称为波伏娃小说中最阴郁的作品中，她指出了女性的悲剧在于逃避自我的存在，从而将自身局限在家庭的小圈子中，最后只能被动的接受婚姻失败带来的人生悲剧。“五月风暴”的出现，表明了青年一代已经开始真正的觉醒，经济的发达，社会的富足，民主的进步，并不能代表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就是唾手可得的。只有通过人的自我觉醒，认清自己的真实生存处境，才能通过行动来创造属于自己，而不是被别人安排好的生活。
波伏娃在60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她作为存在主义作家和女权主义的先驱，在20世纪后半叶的启蒙运动中，占据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閱讀更多 儒帥哲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