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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之明並不保證帶來幸福，但只有自知之明才能追求幸福，才能得到為此奮鬥的勇氣。”這句出自《第二性》的話，讓20世紀後半葉的西方女性，第一次明確了她們在現代社會中，處於與男人不平等的“第二性”地位，並非是不可改變的。
西蒙娜·波伏娃，作為20世紀最富傳奇魅力的女性，在1949年發表了她的女權主義哲學鉅著《第二性》之後，被《巴黎競賽報》稱為出現在歷史中的第一位婦女哲學家。在波伏娃之前，曾出現出勃朗特三姐妹、喬治·桑和吳爾芙等著名女性作家，但卻從來沒有出現過女性哲學家。她的哲學來源於存在主義思想，在人類的歷史上，他並不是第一個打破沉默，言說自身命運的女性，但卻是第一個以哲學思考的方式，對女性的存在和社會地位的形成，進行深入研究的女性哲學家。她的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她與薩特以自由情侶的關係對婚姻和兩性愛情觀念的顛覆，作為一個不依靠男人而獨立生活的現代自由女性，集文學家、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於一身的女權主義先驅，都讓她的同代人和後人，深刻的改變了對女性的根本看法。
波伏娃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這一名言來自波伏娃的真實人生體驗。波伏娃1908年生於歐洲歷史名城巴黎的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她的父親是法國貴族後裔，母親是位銀行家的女兒。他們的結合，使日後出生的波伏娃和妹妹海萊娜，儘管在家庭生活幾度困窘的情況下，也能感受到良好的教育。作為長女的波伏娃在幼年時一直都受到父母的寵愛，比她小兩歲的妹妹，對她言聽計從。這讓她從小養成了自主獨立的性格。波伏娃天資聰慧，3歲就開始看兒童讀物，5歲半上女子學校之前，就曾讀過德·塞居爾夫人和格林兄弟所寫的童話書，以及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上學以後就開始顯露出能編寫兒童故事的才華，藉助字典，讀英文小說。被學校的老師稱為“小才女”。
先天的優越素質只能說是造就日後女哲學家的的一個因素，家庭成員，尤其是酷愛文學的父親喬治，對她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喬治出身於貴族之家，雖然被迫選擇了高貴的律師職業，但卻痴迷於戲劇，是一位準“票友”。在他的影響下，一家人每年都要光顧法蘭西大劇院，波伏娃正是在父親的薰陶和指導下，閱讀了大量法國古典作家雨果、拉馬丁和莫泊桑的作品，培養了她對文學的濃厚興趣。這對她日後選擇了當一個作家，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而喬治的懷疑主義，則從另一方面，對波伏娃日後放棄宗教信仰，產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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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娃的母親是位大家閨秀，接受的是傳統的修道院教育，屬於典型的賢妻良母。她對天主教信仰十分虔誠，少年時代的波伏娃，曾經與母親一樣的篤信宗教，每當抑制不住青春期的萌動，好奇翻看禁書後，都會向神父懺悔，希望獲得寬恕和拯救。但有一次神父卻給她講了一個少女因偷看禁書而自殺的事，並像一個俗人那樣教訓了她。她的心靈受到震撼，決定以後再也不到懺悔室去了。文學在關鍵的時候給了她啟蒙，在讀完巴爾扎克所寫的一個荒誕的愛情故事後，終於和信仰決裂了：“我再也不相信上帝了。”
人的自我覺悟，就是從運用自己的理智，而不是根據世俗和傳統去判斷和看待事物的。從此，波伏娃不再相信任何的權威，徹底走上了個性解放的自我選擇道路。在波伏娃成長的年代裡，像她這樣的少女畢竟是少數，更多的女孩屈從傳統的觀念和家庭的力量。波伏娃最好的女友扎扎，就是因為無法衝破舊的家庭藩籬束縛，而斷送了美好的愛情，抑鬱而死的。“因為扎扎的死，我獲得了自由。”
波伏娃
好友的悲劇，讓她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道路，在她與薩特的交往中，絲毫沒有向父母的百般阻撓妥協，更進一步向傳統的一夫制家庭觀念挑戰，以和薩特的自由情侶契約關係，締造了二十世紀男女愛情關係的新神話。波伏娃的自我選擇基礎是個人生活上的獨立，如果不能自食其力，徹底擺脫對男性依靠的決心和力量，要想實現個性解放是不可能的。波伏娃早年的傳奇經歷用事實說明了，女人並不是天生的“第二性”，通過自我的覺醒和自強的努力，她是能爭得和男性同樣的平等社會地位的。
如果沒有她自己創造的獨立女性的現代神話，那麼她的關於女權主義和女性解放的觀點，將是空洞蒼白和缺乏說服力的。波伏娃的人生，是與20世紀後半葉西方社會的個性解放和女權主義進步潮流是分不開的。她對60年代法國“五月風暴”和青年學生造反運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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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風暴”運動中的大學生們，是在存在主義由法國風靡世界的戰後年月中成長起來的。儘管在60年代，存在主義在法國已經被後結構主義思潮所取代，但薩特、加繆和波伏娃等存在主義作家的哲學觀念和文學思想，已經深入到了青年們心中。“五月風暴”作為一個行動的事件，已經深深的打上了自由選擇和反抗權威的存在主義烙印。後工業社會的技術官僚體制，在法國各個方面都嚴重的阻礙了青年一代的發展，波伏娃認為大學生對自己未來前途的擔憂，是社會矛盾爆發的主要原因。
這場由青年對父輩的個性主義革命，得到了波伏娃的無條件支持。在整個運動進行期間，她和一些著名的進步知識分子，多次發表聲明和宣言，聲援學生們的行動。她和薩特希望，青年學生們通過這次行動，能將大學的現行體制砸爛，因此學生們必須走上大街，“五月風暴”的矛頭指向的是大學的管理體制，尤其是關於男女公寓隔離的條例和其他清規戒律，這些都體現了青年個性解放的要求。這些要求是波伏娃在青年時也曾夢想過的，在她成長的年代裡，法國社會還是相當保守的。社會給女人的定位就是賢妻良母，儘管很多與她同齡的女大學生獲得了接受現代教育的機會，但卻並沒有把精力用在學業上，為自己以後的獨立發展打下基礎，而是熱衷於穿衣打扮和社會交際，甚至把時間用在家務上。她們並沒有擺脫男權社會對她們的期待和要求，而個性孤傲，刻苦學習的波伏娃，在她母親和親友的眼中，儼然是個女生中的另類，自從她決定走上選擇自我獨立的道路後，各種指責和謾罵就一直沒有間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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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從個性自由，還是從女性解放的角度上來說，波伏娃都是60年代大學生造反的先驅。在自由選擇人生的道路上，她比薩特承受的社會輿論和生活壓力都要大得多，正是從發生在她身邊兩個最親近的女人身上的現代女性的悲劇，讓她徹底的覺醒了。波伏娃的母親作為家庭主婦，日復一日的在家務中耗盡了青春和熱情，庸常和瑣碎的生活將她的自我完全泯滅；而波伏娃的女友扎扎，則因無法衝破舊的觀念和習俗，最後因愛情受挫鬱鬱而終。為了男人的需要而活和不能為自己活而死，深深的震撼了波伏娃。在面對自己的生存境況和情感挫折時，昔日苦讀積累的學識和思想，讓她在對自身的思考中，將視野放大到了歷史和現實中所有女性的生存境遇之中。最終得出了“女人並非生來就是，而是後天形成的”的重要結論。《第二性》作為她思考的成果，由此成為了世界上第一本由女性從哲學理論的高度，寫出的女權主義著作。
早在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之前，啟蒙思想家就提出了天賦人權，人人平等的思想，深深的動搖了當時宗法制的傳統等級觀念，但人人平等的宏大話語，掩蓋了男女平等的具體性。啟蒙和大革命之後，家長制和男權社會的男女不平等的舊觀念，仍舊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之中。即使在二戰後，這種情況也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改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49年波伏娃《第二性》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法國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莫里亞克和加繆，先後對書中的觀點表示不滿。其他的惡評更是不勝枚舉。女性解放的呼聲，是人性和個性解放的內在要求和具體表現，沒有作為與男性平等的女性從男權社會中的解放，獨立自主的擁有作為人的尊嚴和社會地位，人類解放的啟蒙事業就只能說是不徹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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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性》作為女性對自己在社會中不平等地位的呼聲，既得到了保守者的指責，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遭到查禁，同時也得到了更多進步人士的支持和讚揚。1953年被翻譯成英文之後，立刻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成為了女權主義的“聖經”，被稱為“有史以來討論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滿智慧的一本書。”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會興起的大規模女權主義運動，與《第二性》對於現代女性的啟蒙，是分不開的。應該說，60年代學生造反運動，正是戰後青年個性解放的要求。
女權主義的興起與個性解放的要求，都是對18世紀啟蒙的延續和深化。如果說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影響下的法國大革命，是要以暴力革命推翻神權和君主專制聯合的封建統治，為大寫的人權發展開闢了道路的話，那麼20世紀後半葉受存在主義影響的青年造反運動，則為包括女性解放在內的小寫的個性解放，指明瞭方向。波伏娃在大學生造反運動中看到了對傳統社會觀念的巨大沖擊，在整個運動期間，曾多次到被佔領大學的校園裡和舉行集會的廣場上去參加討論。直到運動結束之後，很多人開始對運動公開指責時，她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譴責學生。
薩特與波伏娃
在“五月風暴”的同年，她在法國婦女雜誌《Elle》上，發表了小說《被遺棄的女人》。在這篇被評論家稱為波伏娃小說中最陰鬱的作品中，她指出了女性的悲劇在於逃避自我的存在，從而將自身侷限在家庭的小圈子中，最後只能被動的接受婚姻失敗帶來的人生悲劇。“五月風暴”的出現，表明了青年一代已經開始真正的覺醒，經濟的發達，社會的富足，民主的進步，並不能代表個人的自由和幸福，就是唾手可得的。只有通過人的自我覺醒，認清自己的真實生存處境，才能通過行動來創造屬於自己，而不是被別人安排好的生活。
波伏娃在60年代西方學生造反運動和女權主義運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她作為存在主義作家和女權主義的先驅，在20世紀後半葉的啟蒙運動中，佔據了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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