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文
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討論利己主義與功利主義的區別，有人明白了，有人一臉懵，也有人根本不關心，覺得作者在攪渾水。好吧，借眼下嚴峻的事實，我再談一談兩者的差異。因為只有辨識這一差別，我們才有清晰可靠的判斷以及正當合理的行動。
在此之前，我們先做一個思想實驗。
想象一下，未來的某一天，在飛往火星的宇宙飛船上發生了一場爆炸，船上的人差不多都死了，只剩下兩名倖存者。一個是火星科研院的首席科學家，一個是火星大酒店的服務員。唯一完整的救生艙只能容下一個人逃生，另一個人不得不放棄。
假如選擇權在你手裡，你會怎麼選？不用告訴我，自己默默記在心裡就好。
假如那名服務員是你的弟弟或者姐姐，你會怎麼選？答案還是一樣嗎？不用告訴我，自己記下就好。
假如那名服務員素不相識，而你就是那名科學家，你會怎麼選？你的答案和理由跟之前一致嗎？不用說出來，記住它們就好。
或許你會因為不同的假設而猶豫。你會不會放棄自己的選擇權，讓抽籤或划拳來決定他們的命運？情況緊急，你大概不會發起一場耗時費力的網上投票吧？
經歷了這樣一場思想實驗，也許你們中的某些人可以意識到三件事。其一，人們做不同的選擇的時候，往往有不同的理由；其二，任何理由都未必經得起推敲，你說出來的理由可能不是真實的理由；其三，當自己的利益牽涉其中時，所有條件都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計算權重。
好吧，讓我們轉移視線，看一看現實世界的情況。
2020年3月13日，英國政府宣佈，他們將採用“群體免疫”的辦法來應對新冠疫情。提出這個辦法是基於什麼理由呢？理由是，既然封鎖隔離的傳統防疫手段未必遏制得住新冠病毒，而且社會和經濟的代價高昂，那不如讓英國人來一場大感染——反正他們大部分會痊癒，從而獲得免疫力，形成一道阻斷病毒傳染鏈的防火牆。
對於英國人的辦法，有人說“佛系”，有人說“消極”，有人說“拖延”，其實都沒抓住重點。他們的防疫策略，邏輯上就是一種精於計算的、非常激進的功利主義。
在事實、輿論和科學的一致反對下，英國政府很快改弦更張，採取了較為嚴厲的遏制政策。在一些人看來，這是功利主義原則在實踐中的最新醜聞。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些反對本身通常也是功利主義的。這讓我不禁想起邊沁的話：“當一個人試圖挑戰功利原則的時候，他沒有意識到，他也要在同一個原則裡尋找理由。”
精於計算的不只是政府。在臉書上，一些德國人發起了“新冠病毒派對”。這些健康人士邀請已經確診的感染者參與聚會，試圖通過這種方法獲得免疫力。
乍一看，這種匪夷所思幾近瘋狂，其實是精心計算的結果。聚會的發起者是這樣想的：既然大規模疫情不可避免，那麼早感染比晚感染好。因為眼下德國的醫療資源和醫護條件都很充足，一旦感染肯定可以得到最好的救護，痊癒的可能性非常高。而一旦痊癒，就有了免疫力，不再擔心害怕感染。相反，如果在疫情不可收拾之時才感染則風險極高，因為那時候醫療資源必然緊張，醫護人員肯定不夠，彼時患病就很難得到悉心的治療，耽誤病情，乃至有死亡的可能。
同樣是計算，但這種人不是功利主義者，而是利己主義者。因為他們計算的目的與功利主義的核心觀念徹底相悖。
功利主義的核心觀念是什麼？那就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因此又被稱為“最大幸福原則”。如果你計算的目的只是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對不起，你就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一個功利主義的敵人。
可以想見，這個世界上利己主義者極多，真正的功利主義者極少。只有那些處理公共事務的人或機構，在某些刻不容緩的時候，才不得已地運用功利主義原則。
最近我讀世界衛生組織編撰的《疾病流行、突發事件和災害中的倫理學》，就發現功利主義原則的確在發揮作用尤其是在公共衛生領域。
比方說，在一場瘟疫中，普通民眾和醫護人員同時感染了病毒，應該先救誰？
不要輕易回答，因為我沒有告知你更加具體的情形。感染者有多少，危重病人有多少，民眾與醫護的比例如何，以及醫療資源的儲備如何。沒有把這些因素放到計算裡去，功利主義就無法良好的運轉。
世衛組織的這本書是一本公共衛生人員的培訓手冊，功利主義只是其中的一個倫理概念。不同的情景、不同的框架、不同的社會和文化，倫理要求未必一致。
書中有一節列出了一系列的醫療原則，它們分別是：
拯救更多的人。
先到者先得。
保護最脆弱的人。
機會平等。
最重要者優先。
……
我們可以想一想，這些原則彼此融洽嗎？可以同時實現嗎？有沒有輕重緩急？
再想一想，我們回答這些問題，是否再一次地藉助了功利主義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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