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文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区别，有人明白了，有人一脸懵，也有人根本不关心，觉得作者在搅浑水。好吧，借眼下严峻的事实，我再谈一谈两者的差异。因为只有辨识这一差别，我们才有清晰可靠的判断以及正当合理的行动。
在此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思想实验。
想象一下，未来的某一天，在飞往火星的宇宙飞船上发生了一场爆炸，船上的人差不多都死了，只剩下两名幸存者。一个是火星科研院的首席科学家，一个是火星大酒店的服务员。唯一完整的救生舱只能容下一个人逃生，另一个人不得不放弃。
假如选择权在你手里，你会怎么选？不用告诉我，自己默默记在心里就好。
假如那名服务员是你的弟弟或者姐姐，你会怎么选？答案还是一样吗？不用告诉我，自己记下就好。
假如那名服务员素不相识，而你就是那名科学家，你会怎么选？你的答案和理由跟之前一致吗？不用说出来，记住它们就好。
或许你会因为不同的假设而犹豫。你会不会放弃自己的选择权，让抽签或划拳来决定他们的命运？情况紧急，你大概不会发起一场耗时费力的网上投票吧？
经历了这样一场思想实验，也许你们中的某些人可以意识到三件事。其一，人们做不同的选择的时候，往往有不同的理由；其二，任何理由都未必经得起推敲，你说出来的理由可能不是真实的理由；其三，当自己的利益牵涉其中时，所有条件都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计算权重。
好吧，让我们转移视线，看一看现实世界的情况。
2020年3月13日，英国政府宣布，他们将采用“群体免疫”的办法来应对新冠疫情。提出这个办法是基于什么理由呢？理由是，既然封锁隔离的传统防疫手段未必遏制得住新冠病毒，而且社会和经济的代价高昂，那不如让英国人来一场大感染——反正他们大部分会痊愈，从而获得免疫力，形成一道阻断病毒传染链的防火墙。
对于英国人的办法，有人说“佛系”，有人说“消极”，有人说“拖延”，其实都没抓住重点。他们的防疫策略，逻辑上就是一种精于计算的、非常激进的功利主义。
在事实、舆论和科学的一致反对下，英国政府很快改弦更张，采取了较为严厉的遏制政策。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功利主义原则在实践中的最新丑闻。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反对本身通常也是功利主义的。这让我不禁想起边沁的话：“当一个人试图挑战功利原则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也要在同一个原则里寻找理由。”
精于计算的不只是政府。在脸书上，一些德国人发起了“新冠病毒派对”。这些健康人士邀请已经确诊的感染者参与聚会，试图通过这种方法获得免疫力。
乍一看，这种匪夷所思几近疯狂，其实是精心计算的结果。聚会的发起者是这样想的：既然大规模疫情不可避免，那么早感染比晚感染好。因为眼下德国的医疗资源和医护条件都很充足，一旦感染肯定可以得到最好的救护，痊愈的可能性非常高。而一旦痊愈，就有了免疫力，不再担心害怕感染。相反，如果在疫情不可收拾之时才感染则风险极高，因为那时候医疗资源必然紧张，医护人员肯定不够，彼时患病就很难得到悉心的治疗，耽误病情，乃至有死亡的可能。
同样是计算，但这种人不是功利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者。因为他们计算的目的与功利主义的核心观念彻底相悖。
功利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什么？那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因此又被称为“最大幸福原则”。如果你计算的目的只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不起，你就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一个功利主义的敌人。
可以想见，这个世界上利己主义者极多，真正的功利主义者极少。只有那些处理公共事务的人或机构，在某些刻不容缓的时候，才不得已地运用功利主义原则。
最近我读世界卫生组织编撰的《疾病流行、突发事件和灾害中的伦理学》，就发现功利主义原则的确在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公共卫生领域。
比方说，在一场瘟疫中，普通民众和医护人员同时感染了病毒，应该先救谁？
不要轻易回答，因为我没有告知你更加具体的情形。感染者有多少，危重病人有多少，民众与医护的比例如何，以及医疗资源的储备如何。没有把这些因素放到计算里去，功利主义就无法良好的运转。
世卫组织的这本书是一本公共卫生人员的培训手册，功利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伦理概念。不同的情景、不同的框架、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伦理要求未必一致。
书中有一节列出了一系列的医疗原则，它们分别是：
拯救更多的人。
先到者先得。
保护最脆弱的人。
机会平等。
最重要者优先。
……
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原则彼此融洽吗？可以同时实现吗？有没有轻重缓急？
再想一想，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是否再一次地借助了功利主义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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