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好中國：一位智庫學者的全球演講》，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王文】
過去全面引進的歐美思想與理論政策，在很多時候都顯得問題重重。相反，那些根植於中國本土的政治或經濟政策，卻相當成功。中國人恐怕要有第四輪“睜眼看世界”，全面比較中國和世界的差距、差異。最落後、逆差最嚴重的是思想產品。
重新發現中國，重新發現中國的優勢和不足，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使命，是我們一代、兩代甚至更長時間的歷史責任。
我要提出一個問題，大概從2008年前後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新一輪中國發展模式的研究熱，或者說是中國話語崛起的這個趨勢裡，到底是哪些學者或思想者在推動著這樣的偉大進程呢？我發現，這個進程實際上是由三類學者在推動的。
一是類似於像庫恩教授、馬丁·雅克教授這些外國友人，對中國有一種特殊情懷與客觀理解，對歐美政治有難得的批判精神。他們敢於用另一種眼光看中國。
第二批學者是長期在國外工作、學習，或者拿到博士學位的，他們對西方有很深的瞭解，吃透西方政治理論，並超越了他們的視角。
第三批學者就是經常到海外去，學著用腳底板做學者，不拘泥於學理，而是實踐出真知，房寧教授就是最有代表的一位。他走遍了東亞五國一區，重新發現了東亞的政治轉型模式，可謂是中國比較政治學研究的新開山之作。
總的來看，這批學者重新發現中國發展模式，試圖重新尋找中國製度優勢的根本原因，是他們對各國事務的廣泛見識、通過國際比較對中國發展擁有充分自信之後才形成的。
擁有這種自信與理性比較，經歷了非常艱辛的過程，至少經歷了近兩百年的時間。從1840年開始，中國重複走著“對外開放——引進優勢——恢復自信——受到挫折——再繼續開放”的進程。
1840年後的第一輪開放，引進的是技術，當時說“放眼看世界”“師夷長技”等更多的都是在科學技術、工業生產要素等方面，後期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時曾短暫恢復了國民自信，但甲午戰爭的大失敗，把中國打回了原形，引進技術優勢之路最終遭受了巨大挫折。中國人重新尋找復興的優勢根源。
第二輪開放是從1911—1919年前後。所謂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但國民黨政府的敗局以及後期的挫折迂迴再次證明，無論是民主理論，或者是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本本化的推行之路是行不通的，重要的是發揮社會與大眾優勢。
1978年的改革開放，事實上是中國近代以來的第三輪開放，引進的核心是以自由市場主義為中心的經濟理論。這種開放與歐美早期希望中國“市場化推動民主化”的期待發生了吻合與共振。但2008年前後，一切急轉直下。
當時的中國再次覺醒了。加之歐美金融危機的爆發，中國奧運、世博會的成功，“天時地利人和”大大提升了中國製度自信、理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概率。
所以，2008年前後開始的重新發現中國優勢的“政治學思想熱”，可以歸納為三個原因：一是經過百年曆史挫折教育出來的；第二是被西方持續不斷、來自方方面面壓制之後條件反射出來的；三是一批思想者先驅在真正瞭解外國優缺點之後總結出來的。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過去全面引進的歐美思想與理論政策，在很多時候都顯得問題重重。
最典型的是兩種，一是住房市場化政策，雖然推動相當一部分人的財富增長，但越來越成為社會各類弊病與摩擦的重要根源。二是汽車文明。短短几年間，中國成為全球汽車最大的傾銷地，以及中國能源危機、環境惡化、城市病的關鍵癥結。
相反，那些根植於中國本土的政治或經濟政策，卻相當成功。比如浙江義烏，從“雞毛換糖”一直到現在的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成為中國貿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的第一大貿易國的重要折射。
還有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直到現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提出的所謂各類土地流轉政策，都發揮了中國人的聰明才智。
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人恐怕要有第四輪“睜眼看世界”，全面比較中國和世界的差距、差異。哪些是真正的差距，需要中國人繼續學習的？哪些是差異，中國人千萬不能學，尤其不能照搬照抄的？
我以為，這一輪的“睜眼看世界”同樣需要大量艱辛的工作，這裡必然伴隨著中國對外交流從“逆差”轉為“順差”的艱難過程。
最早從逆差轉為順差的，是小商品，是輕工業產品，接著有諸如三一、華為等重工業產品、科技產品的“逆順反轉”。現在慢慢呈現出來的是影視產品、孔子學院等文化產品。最落後、逆差最嚴重的是思想產品。
幾乎所有的優秀社科書店裡，被翻譯過來的書籍一般都是本土學者書籍的10倍以上。我現在也在學習金融，金融類書籍也差不多呈現了這個趨勢。幸運的是，中國大量優秀的金融思想家已經意識到華爾街那一套不應該全搬到中國來的，所以才會有諸如“金融要服務於實體經濟”等大量與美國金融理論格格不入的思想萌生。
從這個大的背景下講，像張維為教授，還有很多著名學者的使命很重。重新發現中國，重新發現中國的優勢和不足，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使命，是我們一代、兩代甚至更長時間的歷史責任。
第三點，是一個建議，就是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目前存在兩個當務之急。
除了深入研究中國發展模式以外，還要做兩點：一是大眾傳播，讓社會輿論更加明晰地懂得中國發展模式的優缺點。這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的重要責任。
二是代際傳承。即我們中國的本土優勢、思想文明的智慧怎麼樣一代代傳承下去。年輕人非常重要。如何教育、引導與培養中國下一代年輕人自信，更加客觀、理性、平和地看待中國和世界之間的差異與差距，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的巨大責任。
當然我作為後生，也責無旁貸地去做這項工作，從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作為智庫的角度，不斷地去建設這個處境艱難但前途遠大的國家。我覺得中國最多也只是“半成功”吧。革命還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大家還要再加班加點、再繼續努力。
閱讀更多 人民出版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