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看好中国：一位智库学者的全球演讲》，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王文】
过去全面引进的欧美思想与理论政策，在很多时候都显得问题重重。相反，那些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却相当成功。中国人恐怕要有第四轮“睁眼看世界”，全面比较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差异。最落后、逆差最严重的是思想产品。
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和不足，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是我们一代、两代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责任。
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大概从2008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的新一轮中国发展模式的研究热，或者说是中国话语崛起的这个趋势里，到底是哪些学者或思想者在推动着这样的伟大进程呢？我发现，这个进程实际上是由三类学者在推动的。
一是类似于像库恩教授、马丁·雅克教授这些外国友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情怀与客观理解，对欧美政治有难得的批判精神。他们敢于用另一种眼光看中国。
第二批学者是长期在国外工作、学习，或者拿到博士学位的，他们对西方有很深的了解，吃透西方政治理论，并超越了他们的视角。
第三批学者就是经常到海外去，学着用脚底板做学者，不拘泥于学理，而是实践出真知，房宁教授就是最有代表的一位。他走遍了东亚五国一区，重新发现了东亚的政治转型模式，可谓是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开山之作。
总的来看，这批学者重新发现中国发展模式，试图重新寻找中国制度优势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各国事务的广泛见识、通过国际比较对中国发展拥有充分自信之后才形成的。
拥有这种自信与理性比较，经历了非常艰辛的过程，至少经历了近两百年的时间。从1840年开始，中国重复走着“对外开放——引进优势——恢复自信——受到挫折——再继续开放”的进程。
1840年后的第一轮开放，引进的是技术，当时说“放眼看世界”“师夷长技”等更多的都是在科学技术、工业生产要素等方面，后期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时曾短暂恢复了国民自信，但甲午战争的大失败，把中国打回了原形，引进技术优势之路最终遭受了巨大挫折。中国人重新寻找复兴的优势根源。
第二轮开放是从1911—1919年前后。所谓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但国民党政府的败局以及后期的挫折迂回再次证明，无论是民主理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本本化的推行之路是行不通的，重要的是发挥社会与大众优势。
1978年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三轮开放，引进的核心是以自由市场主义为中心的经济理论。这种开放与欧美早期希望中国“市场化推动民主化”的期待发生了吻合与共振。但2008年前后，一切急转直下。
当时的中国再次觉醒了。加之欧美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奥运、世博会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大大提升了中国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概率。
所以，2008年前后开始的重新发现中国优势的“政治学思想热”，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因：一是经过百年历史挫折教育出来的；第二是被西方持续不断、来自方方面面压制之后条件反射出来的；三是一批思想者先驱在真正了解外国优缺点之后总结出来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过去全面引进的欧美思想与理论政策，在很多时候都显得问题重重。
最典型的是两种，一是住房市场化政策，虽然推动相当一部分人的财富增长，但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类弊病与摩擦的重要根源。二是汽车文明。短短几年间，中国成为全球汽车最大的倾销地，以及中国能源危机、环境恶化、城市病的关键症结。
相反，那些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政治或经济政策，却相当成功。比如浙江义乌，从“鸡毛换糖”一直到现在的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成为中国贸易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大贸易国的重要折射。
还有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直到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所谓各类土地流转政策，都发挥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恐怕要有第四轮“睁眼看世界”，全面比较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差异。哪些是真正的差距，需要中国人继续学习的？哪些是差异，中国人千万不能学，尤其不能照搬照抄的？
我以为，这一轮的“睁眼看世界”同样需要大量艰辛的工作，这里必然伴随着中国对外交流从“逆差”转为“顺差”的艰难过程。
最早从逆差转为顺差的，是小商品，是轻工业产品，接着有诸如三一、华为等重工业产品、科技产品的“逆顺反转”。现在慢慢呈现出来的是影视产品、孔子学院等文化产品。最落后、逆差最严重的是思想产品。
几乎所有的优秀社科书店里，被翻译过来的书籍一般都是本土学者书籍的10倍以上。我现在也在学习金融，金融类书籍也差不多呈现了这个趋势。幸运的是，中国大量优秀的金融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华尔街那一套不应该全搬到中国来的，所以才会有诸如“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等大量与美国金融理论格格不入的思想萌生。
从这个大的背景下讲，像张维为教授，还有很多著名学者的使命很重。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中国的优势和不足，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使命，是我们一代、两代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责任。
第三点，是一个建议，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目前存在两个当务之急。
除了深入研究中国发展模式以外，还要做两点：一是大众传播，让社会舆论更加明晰地懂得中国发展模式的优缺点。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重要责任。
二是代际传承。即我们中国的本土优势、思想文明的智慧怎么样一代代传承下去。年轻人非常重要。如何教育、引导与培养中国下一代年轻人自信，更加客观、理性、平和地看待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差异与差距，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巨大责任。
当然我作为后生，也责无旁贷地去做这项工作，从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作为智库的角度，不断地去建设这个处境艰难但前途远大的国家。我觉得中国最多也只是“半成功”吧。革命还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大家还要再加班加点、再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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