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軍，1957年生於安徽懷寧，1982年畢業於安徽大學。當代著名作家、劇作家、影視導演。主要文學作品有：長篇小說《日暈》《風》《獨白與手勢》《死刑報告》以及《潘軍小說文本》(六卷)、《潘軍作品》(三卷)、《潘軍文集》(十卷)等。作品曾多次獲獎，並被譯介為多種文字。話劇作品有《地下》《合同婚姻》《霸王歌行》;多部作品先後赴日本、韓國、俄羅斯、埃及、以色列等國演出，多次獲得獎項。自編自導的長篇電視劇有《五號特工組》《海狼行動》《驚天陰謀》《粉墨》《虎口拔牙》等。
剛從北京參加《花城》創刊四十週年座談會回來，就收到了李晁的微信，說2020年是《山花》創刊七十週年，刊物將開闢一個“我與《山花》”的欄目，希望我能寫一篇。我當即回覆：這個必須寫。
然後就想到了三月裡離世的何銳先生。那次也是李晁傳來消息，聞之鼻子一酸，後來便有了一篇懷念老何的文字。如今再寫，就覺得不大容易分得開——實際上這麼多年來，《山花》與老何在我心裡一直就這麼重疊著。1950年《山花》——當時叫《貴州文藝》問世，七年後我才出生，作為後生的我此刻卻懷著一份複雜的心情坐在電腦面前，寫一篇喜憂參半的文字了。
我與《山花》的交往比較晚，始於1996年。老何大概是從《作家》宗仁發那裡要了我的聯繫方式，於是便電話約稿。與同代作家相比，我有兩點不同——其一，我不在圈子裡，不參加任何文學組織;其二，他們一直在寫著，我卻寫寫停停，顯得心不在焉。那個時期我的生活顯得雜亂無章，疏於伏案，但還是應約寫了一個短篇《小姨在天上放羊》。檢索文集，應是我最短的一個短篇，三千來字，卻是用心寫就。很快，小說發表於當年《山花》的第八期，反響還不差。老何好像還專門摘登了一些業內人士對它的評價。日本介紹我的小說，也由此篇開始。這以後老何仍是約稿不斷，翌年，我又在《山花》第二期上發了兩個短篇《假面女孩》和《報人》，其中《假面女孩》被《小說月報》轉載(我印象裡，這是該刊首次轉載我的小說)。我和《山花》的關係，就這麼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了，但是與何銳卻一直沒有見面。直到2000年5月，我的作品研討會在北京舉行，這個會完全是宗仁發、章德寧、牛志強等朋友張羅起來的，也由國內十家文化單位資助。這十家單位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大眾文藝出版社、《小說月報》、《山花》、《文學報》、中國工人出版社、《北京文學》、《當代作家評論》、花城出版社、《作家》。在悼念何銳的文章裡，我有這樣的描述——
會議的前一天，神交已久的老何打飛的由貴陽到了北京。老何時年五十七，精瘦，高挑而略顯佝僂，戴著眼鏡，穿著一件普通的淺藍襯衫，提著一隻袋子，不像是在出差，倒像一個窘迫的中學教師，下課了，順便拐到菜市場買點菜回家。這樣的老何應該是我的鄰居。見了面，省了寒暄，他首先找到宗仁發，說把份子錢交了。說著就從提袋裡拿出了事先預備好的一隻信封遞上。時隔多年，這一幕在我眼前依然清晰。我喜歡並敬重這樣的老何。那次會議送給與會者的禮物是一套三卷本的君特·格拉斯的小說，我請大家吃了頓晚飯以示答謝。我很懷念那個時期。
作者與期刊的關係，應該是雙向選擇。互信即是有緣。在我近四十年的寫作生涯中——儘管斷斷續續、寫寫停停，交往較多的文學期刊其實也就那麼幾家。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們這些被批評家歸納為“先鋒作家”的人，經常聯繫的期刊就更少了——《收穫》《花城》《作家》《鐘山》《北京文學》《山花》等。但我與《山花》似乎還有著另一層關係——某種意義上，我自覺還兼有顧問的義務。詩人氣質的老何一心想把《山花》辦出個性，獨樹一幟。於是便不停地折騰，最激進的一次，當是2000年的改版，由單一文本變成“雙重文本”。之前老何曾與我多次通電話，說想把美術作品引進《山花》。這顯然是一個大膽且富有創意的設想。我當然支持，但也有所擔憂，覺得難以建立起他渴望的那種“文”與“畫”的互文性。我倒是以為，二者之間應該達成某種精神上的默契。這種精神，就是《山花》一直看重並堅守至今的“先鋒性”。在我看來，所謂先鋒，指的是一種精神氣質，而狹義的先鋒性，意味著文本上的不斷探索。自千禧年“雙重文本”的《山花》面世以來，可以說是煥然一新，廣受好評。這一革命性的改變，讓《山花》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提升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讓《山花》怎麼看都是一份難得的今天的文學刊物。作為她長期的作者，我深感榮幸!
回想起來，我在《山花》發表的中短篇小說，足以編成一本厚厚的集子。中篇小說《從前的院子》還獲得了“《山花》文學獎”。那一年老何開設“三葉草”的欄目，要求應約者必須小說、隨筆、詩歌，三樣齊備。我好為難，因為我從不寫詩。但老何是研究詩歌出身，他當然就要力邀。卻之不能，只好濫竽充數，破天荒第一次寫了幾首詩示眾了。那次北京的研討會，老詩人牛漢先生髮言說，潘軍其實是一個詩人，他的小說《重瞳》就是一部詩。老何接過話頭，說《小姨在天上放羊》同樣是詩，而且他還列舉了我在《山花》上發表的那一葉草。
丁酉年我離開京城回故鄉安慶，於長江北岸重新購置房產，彷彿這回是葉落歸根。原本打算今後的日子專事書畫——我早就說過，六十歲之前舞文，之後弄墨，卻還是抵擋不住一些文學期刊小說編輯的熱心邀約，這其中便有《山花》的李晁。年輕的李晁也寫小說，但感覺像個很酷的詩人，隔段時間都會微信提醒我踐約;手法一如老何——潤物細無聲。李晁的背後站著同樣是詩人氣質的李寂蕩，這幾代詩人的背景則是詩意盎然一派爛漫的《山花》——為她寫稿，似乎有點義不容辭了。於是就有了後來的那篇《斷橋》。這是我停筆十年之後對小說寫作的一次美好的衝動。但凡遇見某位朋友或讀者稱讚《斷橋》的，我便眼睛一亮或許心下一動。雜誌寄來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想到，卸任十年的老何是否看過這篇小說?我很想他看看，很想夜間接到他不期而至的電話，聽他口齒不清地與我談談《斷橋》。誰料幾個月後，老何去了橋的另一端……
這幾天我把在《山花》上發表的作品大致瀏覽了一遍。其中不乏自己得意而民間波瀾不驚之作，比如那篇叫作《花襲》的短篇。這一點也不奇怪。作者滿意的未必讀者滿意。記得何銳曾經在電話裡跟我交流過，他說《花襲》有《聊齋志異》的遺韻，問我怎麼想起來的，我說源自一個夢。他說那應該是一個溫柔又恐怖的夢。我說是，愛的對面就是恐懼。再比如現在的這篇《斷橋》，也是讓我心生幾分歡喜，後來還根據小說改成了一個同名的話劇。我覺得這是我最好的一部話劇，將來的某一天，我會自己動手將它立上舞臺。去年是戊戌年，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說他正在看我的《戊戌年紀事》，並說寫得有趣具有前瞻性什麼的。這是我十三年前發表於《山花》的另一部中篇，有幾分荒誕，至今還能被人掛記，讓我很欣慰。曾經對人說過，人有兩次生命，第一次是停止呼吸，第二次是走出記憶。對於一個寫字的人，沒有什麼比自己的作品留在讀者記憶裡更幸福的事了。
故鄉的畫室齋號“泊心堂”。每天早晨，我會沏上一杯茶，站在兼作茶室的陽光房裡，面對長江，眼前風景即是大江一橫，水天一色，江南峰巒一帶，江面帆檣幾點——頗有點張陶庵《湖心亭看雪》的意思。去年《山花》破例集中介紹了我的繪畫作品，這樣，我就橫跨了“雙重文本”。就想，什麼時候跟李寂蕩聊聊，給《山花》做上一年的封面設計，儘管這不是該我操心的事。計劃中還有一部電視劇開機在即，明天就得奔赴片場。這篇顯得有些匆忙的文字，卻充沛地表達了我對《山花》，對幾代《山花》人的一份感情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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