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洹|為生命增高水位

張洹|為生命增高水位

"張"是中國姓氏,"洹"安陽的母親河,生於1965年則是時代背景。輾轉河南、北京、美國、上海,千帆過盡之後,他說,身份證上的信息要用一生去表達,一輩子要說的東西,全部都在這裡邊。"一個藝術家面臨最難的、同時最簡單的問題就是,我表達什麼?我怎麼表達?那些成不了優秀的藝術家的人,一直在徘徊、一直在猶豫。如果藝術家總是介意別人會不會接受自己的作品,那就永遠無法創作出優秀的作品。"——他說,你心裡是什麼,就是你要表達什麼。

张洹|为生命增高水位

西裝、襯衫、西褲、B23運動鞋、墨鏡 / 均為 DIOR

三月天氣微涼,在上海遠郊的工作室裡,我們初見張洹。

白,是他全身著裝唯一的顏色,從帽子、外套、內搭,到褲子、鞋子、襪子,再配上臉上白色的口罩。白色,在張洹的身上沒有死角。衣如其人,張洹說,他喜歡簡潔、概括。40歲之前,他穿一身黑色;40到50歲,灰色是選擇;如今過了50歲,他穿白色。

作品亦如其人。張洹認為,表達要越少越好,如果作品用一兩個字能說清楚,那必定說得很深、很高明。

1994年,在行為藝術代表作《十二平方米》中,他在一個公共廁所一動不動地坐了1小時,身上塗滿魚油和蜂蜜,讓蒼蠅聚集在身上。生活狀態決定了藝術狀態,那時他是一個北漂的藝術家,過得困頓,8年搬了13次家。從1991年到1998年,張洹在北京,那是一段“名聲沒有、錢沒有、專業也沒人承認”的艱難日子。但正當人生滑入低谷,他偶然得到去美國參加高名潞策劃的“蛻變與突破:華人新藝術”展的機會,張洹賣掉全部家當,換了200美元,孤注一擲地去了。

他邀請了40多位在北京打工的外省民工及其孩子,年齡從4歲到60歲,一群人浸沒在池塘裡,做出了《為魚塘增高水位》。這幅烏托邦氣質濃郁的作品在美國一炮而紅,當張洹抵達紐約參展,地鐵、博物館外面都是他的面孔,他成了新一代中國當代藝術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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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衫、墨鏡 / 均為 DIOR

張洹認為,是作品本身說話了。《為魚塘增高水位》反映了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承載了一種改變現狀的精神——

在外國人心中,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就是這樣的。

沒有人知道,這個來自河南安陽的年輕人原本只是打算到美國打黑工、賺快錢。媒體、評論家、畫廊、收藏者如潮水般湧來,聲望與財富成了順理成章,張洹人生前33年的付出終於得到了回報。

隔了半個地球,才更知道自己的根在何處。2006年,在移居美國8年後,張洹停止了行為藝術創作,他深感超越不了自己,不想再重複。他說:“在美國,身體裡的荷爾蒙已經讓我不能再繼續做表演藝術了,我感到再不回中國,我就死在那裡了。”

張洹覺得:“在美國8年最大的收穫,就是終於弄清我是中國人,我是河南人。”於是他決定回到中國,在上海買下了前國有液壓容器廠的廠房,招募了幾十個人,建立了佔地50畝(約33000平方米)的工作室。北京時期,他像一粒種子,發出一個芽;

到了紐約,有了土壤,這個芽開始生長;回到上海,這個種子滅了,又要找新的種子。

他帶領工作室將創作方向轉向繪畫、雕塑和影像作品。得到了故土的滋養,張洹如魚得水,積壓的想法噴薄而出。他把香灰請到作品裡,用香灰為歷史人物作畫,以及製作公共裝置。香灰畫、牛皮雕塑、門板木刻、羽毛版畫等藝術形式都是他的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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襯衫 /DIOR

2008年,張洹做了《希望隧道》,呈現出被地震摧毀的火車殘骸、變形的軌道,以及火車從事故地點輾轉西安、上海再到北京的紀錄片。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發生時,這輛21043號貨運火車正在穿過連通甘肅、四川和陝西交界處的隧道,隨後它被困在山體內並起火。

張洹購買了火車的部分殘骸進行修復,用於當年的展覽,至今這份殘骸還保存在他上海的工作室裡。他說,他試過很多表現這個事件的方式,結果發現給得多了,它本身的內容就少了,所以最後幾乎什麼都不給,略作一點處理,反而感覺更多。2019年,暫停了行為藝術表演13年後,他覺得血液裡新的激情蠢蠢欲動,他已經準備好迴歸了。張洹說:“這是國家、時代給你的養分,只要你不是視而不見的人,你的感觸就會被激發。”

真誠地反映當下的生活狀態以及社會狀態,是張洹一直以來的創作理念。不受制於作品的連續性,他製作任何他想象到的東西。他認為,看起來創作媒介和手法多樣,表現形式與以往作品不同,但內心深處的線永遠不斷,因為 DNA 不會改變。他在不被人注意的平淡生活中,發現和體會人性的本質,也關注人的精神狀態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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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裝、襯衫、墨鏡 / 均為 DIOR

以下是《男人風尚》和張洹的訪談實錄。

我身上流淌的是商紂王的 DNA

生在河南安陽,童年成長的環境是怎樣的?

河南就是平原的文化,一望無際,睜眼全是黃土,中原的食物也非常簡單。黃河流域是中國最老的區域,我們的祖先就是幾千年前在這裡發源的,再慢慢發散出去。

河南是我的家鄉,我身上流淌的是商紂王的 DNA。商紂王有三件事,打仗、喝酒、女人。我也是三件事,創作,家庭、喝酒。這種基因,這種遺傳,你改變不了。

14歲開始學畫,在那個年代裡怎麼發掘出自己對於畫畫的興趣?

這最有意思,就是因為其他的學不好。老師講課的時候,我沒有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然後聽不進去,腦子就跑掉,這是個惡性循環,我就開始在桌子上亂畫亂寫。

父母當然也希望我學好,但是我天生就這個基因,天生沒有注意能力。他們就算著急也沒辦法,只要我不打架、不抽菸、不做壞事,就已經很好了。他們也有期望,但是我就是這塊料,期望有什麼用?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剛開始我什麼都不行,沒有一點自信,經常罰站。一直到了五年級的時候,我的一個啟蒙美術老師,姓谷,他問我暑假要不要參加我們學校的美術班,那是我第一次被老師肯定,第一次有了自信,那一次很重要。

大學畢業之後去做老師,跟這個是不是有關係?

也不是,大學畢業以後做老師那是分配的,誰想做老師?鐵飯碗,很無聊。

小學畢業以後,自己朦朦朧朧有一個想法,未來要做一個畫家,給人畫像,當時不知道這是個藝術,只知道是個技術。後來到大學了知道,畫家裡面有藝術家、有好的畫家、有大師、有巨匠,開始對這個概念有不一樣的體會了。

大學畢業以後,我能分到一個大學做美術老師,已經很幸運了。因為我們在開封讀書,被分到省會鄭州,首先這是大家都希望去的地方,其次能在鄭州的一個大學做美術老師,不改行,太幸運了。

我在大學期間,我的各方面跟小學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是一個很優秀的學生幹部,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很進步、很積極,畫畫的成績也非常好。可能因為是年齡的關係,我開始找到了自己喜歡的專業,而且考了四年才考上大學,一般人家一年就考上了,我考四年才考上。你說你能不高興嗎?能不珍惜嗎?

既然當老師是個好工作,為什麼要去北京讀書?

有一次我們學校開運動會,開幕式的時候,每一個系、每一個年級都是老師帶著學生,排隊經過主席臺。我看到歷史系的劉教授,一個老頭帶著年輕人走過去,我那個瞬間就看到,我的未來就是美術學院的張老師帶隊穿過主席臺,我一下很害怕,很緊張,在這待一輩子不是我要的,我必須要離開。

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後,中國從一個貧寒、閉塞的狀態,整個轉向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開始變了。南下、北漂的人很多,學生的思維也都極其活躍。

我們那幾屆在大學裡邊的學生,都不安心學習了,都想著畢業以後怎麼樣去賺錢、怎麼樣去在物質上有提高,所以我一到鄭州,雖然在大學裡邊工作,但是我私下去服裝廠應聘廠長去了,他們問我為什麼,我說我想把服裝廠做好。我開始不安心,不踏實,沒有心思去做藝術了。

同時就開始找再學習、進修的機會。終於在1991年,26歲去了北京中央美院。這過程特別不容易,裡邊的故事都夠寫一個劇本拍一部片子了。中央美院專業上的要求比較高,還有其他因素,比如要去認識老師,原來在地方學的這一套跟北京的要求也不一樣。當時要把作品拍成照片,還要初試、複試、面試,真的很難的,最後亂七八糟給混過去了。

在北京就眼界一開,不想回去了,心就野了。中央美院的老師都是我心目中的大家,他們給我上課,這種感覺特別幸福。中央美院的圖書館有那麼多藏書,中國美術館那麼多好展覽,北京當時是文化中心,其他任何地方都沒這個條件。

做藝術的人在北京,野心就大了,我那個時候就想,2000年的時候我35歲,到那時我必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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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8年,我無地自容

作為一個北漂的年輕人,你覺得怎樣才算成功?

就是我必須得自己養活自己。

你想想看,一個大學老師到了北京以後,兩年學習結束不回去,大學就把我開除了,身無分文,靠什麼生活?你是個活人哪,首先交房租、吃喝拉撒,還要買畫布、畫框。

當時生存壓力非常大,經常付不起房租,我在北京8年搬了13次家。有一次夜裡兩三點鐘蹬著三輪車、拉個板車,從北京往郊區拉,路上被人截住,以為我是幹嗎的。

所以《十二平方米》是當時北漂生活的真實反映?

那是太真實了,沒有一點修飾。現實裡天天用的就是那樣的公共廁所,那都算是最好的、最乾淨的。

當時我搬去東村,就是有房租上的考量。我在中央美院快要畢業的時候,離開都市,去村裡邊相對安靜的環境下去搞創作,我還需要一個足夠大的空間,所以去了東村。我是第一個去的,逐步把一些搞音樂的搞戲劇的都拉過去。我在門口寫了個牌子,East Village。

既然做行為藝術很難變現,為什麼還在堅持?

那個時候很單純,沒想過變現的事情,那時很狂熱,藝術像宗教,我就是一個聖徒。

只有對藝術有很真誠、很崇敬的心態,才能把藝術做好。首先要真,就是你有沒有良知,藝術家要說真話,要把社會把百姓把你的生活展示出來,這是非常樸素、非常單純、非常崇高的。

《十二平方米》是我的頭一兩個表演作品,一下就成為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後來的表演作品就很難超越它了。現在才清楚,那個時候以為才開始,其實已經結束了。因為到後來可能很多因素進來,真誠是一直很真誠,但是不像一開始那麼單純,要考慮的東西會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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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裝、襯衫、西褲、墨鏡 / 均為 DIOR

這個作品之後,聲名和金錢是不是也都跟著來了?

我1991年到北京,一直到1998年都沒有一點變現的機會和勢頭。誰會去買一個在廁所裡坐著的,這麼醜、這麼髒、這麼難聞、這麼不舒服的作品?在北京8年,名聲沒有、錢沒有、專業也沒人承認,我就是一個失敗者。

到了1998年,我是無地自容的狀態,把自己最好的年華青春給扔過去了。

每次都騙父母,我在搞藝術,我在北京混,不用擔心,我什麼都有,但是騙兩年可以,8年?抗戰8年都勝利了,我做個藝術8年了怎麼還沒飯吃。那時候,我去找老師朋友借200塊錢都借不到了,周邊的人都知道我借錢還不上。人到了一個最低谷的時候,高名潞先生在紐約的 InsideOut 華人藝術大展請我過去。那個時候也巧,我前一天早上

剛做完《為魚塘增高水位》的作品,做完我就把照片洗出來,第二天去高名潞家裡找他,把照片給了他就回去了。

結果兩個月之後,他的助理跟我聯繫,邀請我參加Inside Out 華人藝術大展,包括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的60多位藝術家,是中國當代藝術第一次在美國做展覽。而且最高興的是,展覽的大畫冊封面要用我的作品,還邀請我去美國參加開幕式,讓我在開幕式上做表演。

這是一個背水一戰的好機會,我就決定去美國試試。走的時候,我把家當全賣了,賣了200美元,簽證也是簽了好幾次才簽上。

結果一到美國我沒想到,地鐵上、博物館外邊掛的全是我的照片——《為魚塘增高水位》,我到了紐約,一下成為關於中國當代藝術最有名的一個面孔。

那個時候歐美正在發現中國新一代藝術家的代表人物。因為蔡國強、谷文達、徐冰、黃永砯在歐美已經很有名氣了,他們是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我是60年代,我正好就是一個嶄新的形象,嘩嘩機會就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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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8年,河南人在美國

你在歐美受到認可,更多是因為中國身份嗎?

都有。

作品本身說話了。一幫各行各業的人,跟藝術家在一起,光著膀子站在北京郊外的一個魚塘裡邊,為魚塘增高水位,這個概念對於外國人來講也是很新的,是很烏托邦式的夢想,有種改變現狀的精神,他們心中的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就是這樣的。

我在北京這些年做的作品都送到紐約去了,再加上在開幕式上做的《朝聖:紐約的風水》的表演,他們都炸了,《紐約時報》、《金融時報》都開始報道,各種評論、專家都來了,商業機會就出來了,畫廊開始找我,有人開始買我的作品。

我原本要在美國打工,街頭畫肖像、去醫院裡背屍體洗屍體,趕緊在一兩年賺點錢,然後回北京租個房子開始畫畫。

30多歲那種緊迫感,讓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但是第一天到美國就很幸運。33歲之前,我所有的付出、所有的努力、我的夢,在紐約就全部開始實現了。

在美國8年,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1998年去美國,1999年就有孩子了,在美國生了兩個孩子,這是很大的收穫。

但美國這8年最大的收穫,是終於弄清我是中國人、我是河南人。為什麼叫四十不惑?到了不惑之年,你開始挖,原來自己是從東方來的,原來自己是個河南人在紐約。從地球的另外一邊,再看自己的家鄉,對自己的理解就更清晰。

我2006年從紐約回國,到上海以後如魚得水。

真正意義上的工作室成立,把自己積壓了那麼多的想法,一個個地實現。我在美國的時候,是一個水土不服的狀態,比較被動。雖然比在中國沒飯吃的狀態好很多,我開始有飯吃,但是美國的文化跟我沒什麼關係,我的根、我的血脈不在這塊土地上。2006年回到中國以後,一下靈感就來了,就有了這幾年的香灰,跟土地上分不開的東西就長出來了。

但是從美國回來之後,你不再做行為藝術了,為什麼?

2006年左右就不再做了,當時最後一個是在波士頓。一直到去年又開始,在黃山為軒尼詩做了行為,那個是為了拍片子、做商業項目,未來有可能會再一次開始做行為,現在還不到時候。

當時不做,因為超越不了自己,不想再重複。而且在美國,我身體裡的荷爾蒙已經讓我不能再繼續做表演藝術了,我感到再不回中國,我就死在那裡了。

現在感覺完全變了,境界也變了,所以想重新開始,我已經準備好了。血液裡有一種新的荷爾蒙,它已經很飽滿了,你只要開始做,它就有全新的東西。這是國家、時代給你的養分,或者說只要你不是視而不見的人,你的感觸就會被激發。我的作品反映的是我當時的生活狀態,也是大眾的一種普遍狀態。我根據自己的環境做最感興趣和最熟悉的事,不斷髮現日常事物中有意思的部分,然後進行藝術創作。在我看來,當代藝術的價值所在就是創作出代表時代精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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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證上的一行字,要用一生去表達

你怎麼理解藝術家參與商業項目?

也是想在另外的領域把自己的知名度打開,去挑戰。

做商業項目其實比做純藝術還難,因為他們給你一個調子,有點命題作文的感覺,在這個調子裡邊,要做到你能接受、他能接受。有時候還有情感關係。

比如說去年我為了軒尼詩重新開始做行為藝術,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因為我最大的收藏家從20年前我還窮困的時候,就開始支持我,他的品牌請我來做,我能拒絕嗎?這是我的恩人,從感恩、從人性的角度我都要做。

如果說總是有類似軒尼詩要感恩的情況,是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作品的時間會少一點?

也不是,就算沒有這些事,自己該不畫還不畫、該不做還不做。

重要的是,年齡到了一定程度以後,我就不僅僅是我了。

年輕的時候,一切都是“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當閱歷成長的時候才開始明白,原來“我”是因為很多人才有了“我”,所以要開始回饋、感恩。這是到這個年齡,才能這樣做的。自己犧牲一點也沒什麼,慢慢地,“大我”就變成了一個“小我”,最後就變成“無我”了。這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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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四十不惑,那50歲的感覺是什麼?

50歲是真的知道,所有的事情不是你說幹嗎就幹嗎,不是你說了算。

君子不與命爭,這就是說人的命天註定。《易經》裡邊講,所有的事情都歸時間管。點兒好,點兒背,說的就是時間點。你的成你的敗、你的所有,都是早就定好的事情。我信奉佛教,是在家居士。今天種的因,明天結的果。世界一直是這樣的,都是你的命,跟努力沒關係了。

努力也是命中註定的。有的人吃不了苦,天生就懶,或者有的人天生就喜歡折騰,就是個好動的人。像我的基因,8% 是藏族血統,4% 是蒙古,還有韓國,更多的是漢族血統。我覺得我身上有遊牧民族的基因,就是一個愛動的人,所以我離開家鄉在世界上跑了一大圈。50歲的時候,往未來看,都看到頭了,就開始形成了

對生命、對人生、對感情、對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理解,開始思考了。

人能看到頭的時候,就變得有限了。我45歲之前,一直是無限的,50歲的時候,我還想著後半場才開始,但是現在55歲,這5年的認識又不一樣了。

當人能看到頭的時候,就不狂妄了,就開始客觀了。年輕的時候總說前途無量,現在我覺得,太有量了,太有限了。當然,孩子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延續,但這只是延續,並不是自己。

人生最好的時間是70歲以前,一過了70歲,就加速衰老,那之後就別談生活的品質了,能維持正常人生活就不錯了。我現在55了,還有15年最好的時間,我還可以自己照顧自己,能創作自己喜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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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裝、襯衫、西褲、B23運動鞋、墨鏡 / 均為 DIOR

你說過,生活狀態決定藝術狀態。那你的態度、你的作品影響到了一些人嗎?

是全球性的影響。每天很多人從全球給我發來信件,年輕人,各行各業的,都給我來信。昨天一個學生藝術家來信,他要參加一個表演,說一直很喜歡《十二平方米》,能不能在活動上借用這個想法,做一個作品來致敬。

一個藝術家面臨最難的,同時最簡單的問題就是,我表達什麼?我怎麼表達?那些成不了優秀的藝術家的人,一直在徘徊猶豫這個問題,最後什麼也無法選擇。大師呢,我為我自己畫。

如果我總是想,世博會會不會選我的作品,或者是那個誰會不會買我的畫,如果藝術家總是想到這個,那就畫不出畫來,無法創作。

藝術史那麼豐富,各個流派都有好的作品,你沒法下手。你心裡是什麼,就是你要表達什麼。張洹,1965年生於河南安陽,身份證上的這一行字是我一生要表達的。

“張”是中國姓氏,“洹”是洹水,安陽的母親河,安陽是甲骨文、殷商文化的發源地。我一輩子要說的東西,全部都在這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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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杜紹斐

撰文\\王靜儀

攝影 \\ 李奇

化妝 \\Eason

協助 \\Luca

版式設計 \\ 孫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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