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人還不知道中國確切在哪兒的時候，他們以為中國人的一切都是跟他們截然相反和不同的。對於我們的印象，全憑想象。
直到13世紀《馬可·波羅遊記》誕生，這本著作給歐洲人帶來的中國類似於一個神話般的存在。到14、15世紀，這本著作也相繼被翻譯為其它語言，其中德語版本於1477年得以出版。
《馬可·波羅遊記》的誕生像是一枚風向鼓動機，它醞釀了中國風在啟蒙運動中的發展和流行。
不過近現代有很多科學家都質疑《馬可·波羅遊記》的真實性，他們認為這本遊記主要是當時到中國旅行的不同的人，以口口相傳的方式記錄而成，其中不乏添油加醋或者想象的成分。
在這期間，中國被稱作是契丹Kitai (Cathay)，即10世紀建立了遼國的契丹族。
14世紀，英國的《曼德維爾遊記》風靡一時。《曼德維爾遊記》主要取材於《世界鏡鑑》、《東遊錄》、《馬可•波羅遊記》和中世紀廣為流傳的長老約翰的信件等。該書成功塑造了哲人王的形象。這時候的中國形象主要是正面的，富有而且文明。
16世紀傳教士利瑪竇和湯若望都抵達中國。通過他們對中國的描述，西方人得到一個相對比較真實並且奇異的中國形象。這種中國形象在歐洲一直延伸到19世紀早期。一場中國風也就此開始在歐洲大地上刮起來。
人們嚮往東方，嚮往中國的異國情調。這場中國風中，中國的哲學和藝術也給歐洲的思想家和藝術家們帶來諸多靈感，跟中國有關的圖案也出現在他們的日常裝飾和用品中。
中國形象被理想化：他們的印象是，中國有一位明智的皇帝，有一套高質量的官僚系統，統治和諧而且充滿和平。儒家思想不依賴於神學而存在，引領著人們的道德和理智。
這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使得歐洲的思想家給予17和18世紀的中國以足夠的重視。歌德、伏爾泰和萊布尼茨等等，他們都高度讚揚中國，認為中國是一個理智的、風俗開化的、法制的和有序的國家：是在遠東被實現了的啟蒙運動。
而到了19世紀，隨著殖民主義侵略，歐洲的進步，中國則成為落後的，無望的象徵。赫爾德將中國稱作是“打著防腐劑的木乃伊”。這個時期的中國形象以負面為主——貧窮，無知，其中“眯縫眼”也成了中國人的代名詞，象徵狡詐，欺騙和偷偷摸摸。
20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緊接著是國際政治格局的巨大轉變。這時期在德國的中國形象介於神話和妖魔化之間。他們既害怕“黃禍”，又害怕中國成立之後的“紅色危險”，卻又嚮往老莊的道家文化。
從整體上來看的話，又可以以啟蒙運動做一個分界線來看。
在啟蒙運動之前，中國是一個想象中的存在。遠東的，充滿幻夢色彩的，神秘的國家，其經濟和稅收體制都已經非常先進，人們喜愛和平，非常友好並充滿正義，中國人是懂禮貌禮儀的謙謙君子。
在啟蒙運動中的時候，中國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啟蒙思想家對抗神學的武器。因此，在對崇拜上帝的批判中，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稱讚了中國的道德哲學，並倡導宗教寬容。
其中一個先驅者就是萊布尼茨，在寫給閔明我（明末來華傳教士）的信中，他表現出對中國極大的熱忱和好奇。此外，他還認為中國是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具有最發達的文明。他高度讚揚康熙，讚揚中國人的禮儀和道德。
萊布尼茨所關注的重點，不在於傳教士們筆下充滿了救世色彩的中國形象，而是他們轉譯到西方的中國文化典籍以及他們捎帶回國的中國文化實物，因而也就從很大程度上淡薄了救世史的觀念，轉向了文化認識。
他對歐洲有一種願景，希望能夠以中國文化為明燈指引，“交流我們各自的才能，共同點燃智慧之燈”，也就是說他希望中國和西方能夠通過接觸，相互瞭解，並且在此基礎上互通有無。
1967年出版的《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中，萊布尼茨認為推崇宗教與推崇孔子其實並不衝突，它們在根本上有相通的地方。他知道怎樣在陌生世界中找到共性，以此來加強對文化身份的認同。他還憧憬過能夠將中國的使者派到歐洲，教歐洲人儒學。
萊布尼茨也對康熙帝的管理感到振奮。他希望，中國能夠成為其他國家的典範，建立充滿理智的倫理和政治體系。
克里斯蒂安·沃爾夫雖然沒有跟萊布尼茨一樣，與傳教士有過直接的接觸，他的中國知識全部來自於書本，但是他強調自己是在已經建構好自己的哲學論點之後，才開始接觸中國文化的，因此，他與中國的關係主要在於對中國哲學的論述。
他稱讚中國人的智慧，認為中國人很善於利用自然的力量，也是在懂得天人合一、與自然和諧相處的過程中，中國人獲得了道德和智慧，也給後代建立了一個完美的準繩。
在批判歐洲暴政的時候，他們用中國的道德和政治形象作為歐洲的典範。例如，在他關於中國人實踐哲學的演講中，克里斯蒂安·沃爾夫認為，中國並沒有依賴神靈或者上帝的幫助，而只是以純粹自然的方式達到最高的理智的發展。
伏爾泰也在他的《關於道德的文章》中稱，應該將儒家體系的中國作為社會的理想化烏托邦模式，而孔子本人意味著歐洲啟蒙運動在中國的神話期待。在他很多其他的作品中，伏爾泰都將中國的道德國家作為一種理想化的典範。
謝林甚至將中國稱作是歷史的奇蹟，
從純歷史的角度看，作為一個國家，中華帝國似乎是一個歷史的奇蹟。在世界所有的國家中，中國是最古老帝國。它一直保持自己的獨立，顯示了其不可動搖的生活準則。中國雖然兩次被征服（一次是13世紀被西部的韃靼人或蒙古人所征服，另一次被東部的或是滿洲的韃靼人所征服），可是它的宗法制度、道德、習俗、國家機構在本質上沒有改變。從其內涵來說，這個國家至今仍然保持著四千年前的面貌，仍然恪守著它原初時作為基礎的那些原則。
他還繼續說道，“這個所謂第一個皇帝秦始皇只是一個在他之前的或者說是最古老的國家形態的複製者。臣服於王朝的諸侯以及各類官員都得是順從順服的臣子”。
中國典籍諸如《大學》《論語》《中庸》等等都在這個時期傳入歐洲。孔夫子的道家和國家學說，以及具有啟蒙教育意義的中國形象在歐洲得到傳播並被很好的接受。
當歐洲人對他們的君主感到失望的時候，他們還找到了中國經濟形勢中的重農主義者。比如被稱作歐洲孔夫子的
魁奈，他的《中國的專制制度》(單行本以《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為名)詳細介紹了他對古代中國的科舉、鄉紳、重農等的理解，讚揚中國的稅收體系和教育制度。他還曾經勸說路易十五的兒子效仿中國皇帝“親耕”，以表達對農業的重視。杜赫德雖然終身未曾到過中國，但卻出版了非常詳實的介紹中國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的著作，1735年出版《中華帝國全志》，全名為《中華帝國及其所屬韃靼地區的地理、歷史、編年紀、政治和博物》。
1750年之後，中國越來越被形容為落後、專制的國家。歐洲的思想家和哲學家們對中國的態度轉為批判性的，其中就包括孟德斯鳩，盧梭，還有赫爾德。積極的中國形象轉向反面。
在評判中國的列單和報告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字眼：詭計多端、奸詐的、虛偽、言行不一、欺騙成性、叛徒、不守諾言、陰險、追名逐利和貪錢等等。除此之外，很多西方人認為中國人非常迷信，有盲目崇拜風氣，是原始的野蠻人，孩子們一般無知，貧窮落後，按照歐洲的標準來說是非常可笑的人。
孟德斯鳩在他的《論法的精神》中，將中國評價為一個暴戾的專制國家，他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他認為，中國的君主集所有大權於一身，對臣民實行獨裁統治，人民因此毫無自由可言。而且他還認為中國的刑法令人髮指。他還從中國的傳統典籍以及中國的文字中看到一股保守僵化的的勢力，而且這影響到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喜歡劇烈的變化。他也認為中國的人口過多是很危險的，這會引發很多革命起義。重農學者所推崇的農業國家模式在孟德斯鳩看來就是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社會模式。
盧梭批評中國的文明是那樣的原始古老，語氣裡都是鄙薄之意，他說，
我看到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出名的國家被一群盜匪統治著。我進一步仔細觀察這個出色的民族，我發現他們當奴隸，我並不感到驚訝。這個民族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總是聽天由命，聽任盜匪的宰割。我看他們連嘆息的勇氣都沒有。這個民族的人是有學問的，但卻是膽怯的，偽善的，和有江湖氣的。他們話說的多但不說明問題，富有知識而毫無才敢，很會裝腔作勢而缺乏理想。他們有禮貌，態度殷勤，舉動靈活，但卻狡猾刁姦，老於世故。他們把一切義務道德看作禮節儀式，卻只知道敬禮和鞠躬，而不知道什麼是人性。
赫爾德有很深重的中心主義思想。在他1784到1791年出版的書《人類歷史哲學的概念》中，歐洲的中國形象徹底失去了其閃光的一面。他說中國位於世界的邊緣，“位於世界邊緣的中國就像過去的廢墟一樣，在其半蒙古化的機構中停滯了。”他也非常不喜歡中國的文字和中國語言。其對中國徹底性的批判尤其表現在他對中國文化的形容上面，他說中國文化猶如塗滿了防腐劑的木乃伊，並且纏滿了絲綢。
被沃爾夫極力稱讚的禮儀和道德社會，在赫爾德這裡被評價為孩子般的，他說：中國的教育方式與其國民性一道使他們成為現在的這樣，而不再是過去那般模樣...孩童般的服從無論在家裡還是國家事務中，都被當做所有德行的基礎，於是，表面上的謙虛文雅、虛偽的彬彬有禮也就自然逐漸地產生了。最終，他評判中國實際上處於人類發展的初級階段。
黑格爾在他的《東方世界》一文中，承認了中國的悠久歷史，地理面積，人口，他也介紹了中國的幾大典籍，比如《書經》《易經》《詩經》等，還說中國是奇特和與眾不同的。但是他也批評到，說中國有一種“普遍的意志” 的存在，關於普遍的意志，他這樣解釋道：
“在中國，普遍意志直接命令個人意志做什麼，個人意志則照辦，同樣毫無反映、毫無自主地服從。假如它不服從，那麼它就脫離了實體。因為這種脫離不是內心的思考促成的，所以它也就不會捲入對內在的懲罰，而只會捲入對外在生存的懲罰。這個國家總體之所以同樣非常缺少主觀性因素，是因為從另一方面看，這種因素根本沒有建立在思想基礎上。因為實體就是主體，是皇帝，他的法律構成思想。”
關於中國民族方面的性格，他這樣說，
“凡是屬於精神的東西，自由的倫理、道德、情感、內在的宗教、科學和真正的藝術，都離它很遠。皇帝對人民講話，始終帶著威嚴和父親般的仁慈以及溫柔，而人民本身卻只有微不足道的自尊心，認為生下來就是為了給皇帝的政權拉車的。沉重的擔子在它看來是必然的命運。賣身為奴，吞嚥奴隸的酸饅頭，它也不覺得可怕。自殺當做復仇的工具。遺棄嬰兒，則是普通而常見的事。”
最終，他得出了跟赫爾德幾乎一致的結論，他甚至把中國排除在人類歷史之外。
到了十九世紀末，在歐洲的可笑的、僵硬的、扎辮子的中國人形象有多了一個範疇 ——“黃禍”。
所謂“黃禍論”，是指成形於19世紀的一種極端民族主義理論。該理論宣揚黃種人對於白種人是威脅，白種人應當聯合起來對付黃種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黃禍論”甚囂塵上，矛頭針對中國和日本等國家。
總而言之，隨著對中國批評的聲音甚囂塵上，在歐洲的中國形象實則是越來越被“陌異化”了。這種陌異化不僅體現在不分青紅皂白的批評上，也體現在他們試圖代替東方去言說東方。賽義德就在他的東方主義學說裡提到，東方不能言說自己，被西方所表述，毫無主體人格可言。
可是，時代在發展，世界在不斷地變化當中。
如今的疫情，也讓我們看清了歐洲“停滯”的發展，而中國早已在很多領域遙遙領先。
相信，如果歌德、伏爾泰和萊布尼茨他們處在這個時代，也一定還是中國的超級粉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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