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瑪利·阿魯埃1694年出生於巴黎。他父親是一名事業有成的律師，把他送到首都最好的學校讀書，大家都說他是個出色的學生。年輕的阿魯埃很早就下決心要成為知名作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名字改成了伏爾泰。十八世紀常被稱作理性時代或啟蒙時代，有時也被稱作“伏爾泰時代”。所以改名的主意不錯，“阿魯埃時代”聽起來可不怎麼樣。
伏爾泰年紀輕輕就展露出詩人的天賦。年僅24歲時，他的第一部詩體悲劇就在法蘭西戲院上演。那時他已著手寫一部關於十六世紀法國宗教內戰的史詩，這部詩歌頌揚國王亨利五世務實地把新教轉變為天主教從而帶來和平。這是伏爾泰非常關注的題材，在民族史詩的包裝下，他洋洋灑灑詳述了宗教的不容異已帶來的腥風血雨。
從一開始伏爾泰就堅定地表達了對宗教的觀點。他不是無神論者，部分由於他認為對神些許的信仰有助於社會凝聚。伏爾泰心目中的神創造了世界，把對善惡的認識逐漸灌輸給我們，然後基本退居幕後。這就是理性宗教——在十八世紀被稱作自然宗教或自然神論——它和任何形而上學都沒有關係。伏爾泰是個理性的人，厭惡狂熱、崇拜和迷信。他反感人們為了維護自己都沒怎麼弄明白的宗教教義的片言隻語而相互殺戮。他深惡痛絕那些利用信徒們的輕信來維護自己的權力基礎的神職人員。伏爾泰想要的是沒有教派的宗教。
顯而易見，天主教官方不會樂見伏爾泰關於亨利五世的詩歌《亨利亞德》在法國出版。於是伏爾泰決定在倫敦出版這部詩歌，他1726年來到倫敦。這次出差很快發生了些別的事情，讓他在英國呆了兩年半。他學英語，結識作家和政客，成了英國（新教）文化的仰慕者。他決定寫一本關於在英國的經歷的書，這本《關於英吉利國的書信》以英語寫成、於1733年發表。法國當局大為驚駭，這本書在法國被禁，而伏爾泰勉強躲過了牢獄之災。
這本書呈現了英國文化的非正式的面面觀，依次講了宗教、政治、科學、文學，文風詼諧而犀利。例如，他談到，在市中心雄偉的皇家證券交易所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們聚集一堂進行交易：
觀察一下倫敦的皇家證券交易所，來自世界各國的代表為了人類的福利聚集在那裡。猶太人、回教徒和基督徒在那裡一起從事貿易事業，恍如他們全都信仰同一個宗教，異教徒只是對破產者的稱呼。在那裡，長老會教友信任再洗禮派信徒，國教徒信賴教友會信徒。在這和平而自由的集會解散之後，有些人去了猶太人集會，其他人則去喝上一杯。這個人走了，以聖父、聖子和聖靈的名義在一個大桶中洗禮；那個人去割除他兒子的包皮，對著這個男嬰細訴一大堆希伯來話（話的意思連自己也完全不懂）。如果英格蘭境內只准許一種宗教存在，政府很可能會變得專斷獨行；要是隻有兩種宗教，人們會互相殘殺；但是由於宗派眾多，他們全都快樂地生活而且相安無事。
伏爾泰的意思很清楚：把人們分開的宗教信仰差異無足輕重，而把人們聚攏的貿易很重要。他的結論是，英國宗教的多元化促成一個更平和的社會，這當然是對天主教佔統治地位的法國的側面批評。
《關於英吉利國的書信》也討論了洛克和牛頓這兩位當時在法國鮮為人知的思想家。討論此話題似乎難度很大，而伏爾泰卻是讓深奧話題通俗易懂的行家裡手。隨便問現在一個學生關於牛頓他們知道些什麼，他們都會告訴你蘋果掉到了牛頓的頭上——這則軼事能流傳下來完全歸功於伏爾泰。他應該是從牛頓的侄女那兒聽來此事，並立即領會到這個簡單的日常畫面是簡潔地傳遞牛頓關於萬有引力的解釋的完美方式。伏爾泰在《關於英吉利國的書信》中講了這個故事後，每個人都記住了它，伏爾泰也由此在英國大眾文化中留下了印跡。
伏爾泰努力探討了關於善與惡的問題，這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老實人》中的核心問題。這部短篇諷刺小說最早發表於1759年，甫一出版即成為最暢銷作品。它被譯成各種語言，至今仍是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最為廣泛閱讀的作品。它甚至在英語中也打下了烙印。像pour encourager les autres （“殺一儆百”）或il faut cultiver les jardin（“可是種咱們的園地要緊”）（譯者注：幹好自己的活要緊）這樣的表達已經成了習慣用語。講法語或英語的人不經意間就引用《老實人》中的另外一個習慣用語：“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個”，這無疑就是經典的標誌。
《老實人》是部永不過時的作品，一部對人類境況的諷刺。它也是一部啟蒙的作品，書名宣告了它的哲學主題：老實人或樂觀主義。《老實人》中的主人公，人如其名，是個天真漢，一個反英雄主角。他深受導師邦葛羅斯所宣揚的樂觀主義哲學的影響。這裡的“樂觀”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往好的一面看”。按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的闡述，樂觀Optimism這個以大寫字母O開頭的詞，嘗試去回答關於惡的由來已久的問題。如果上帝是好人，那他為何允許惡在世上存在？對此，十八世紀的樂觀主義者回答說，惡是善更高級些的形式：如英國詩人蒲柏所講“一切局部的禍，乃是整體的福。”換句話說，惡其實根本不存在，它不過是人們的想象，來自於人們對世事理解的侷限。
你可能認為這聽上去像是欺騙——伏爾泰當然也這樣認為——但這種思想在十八世紀被人們廣泛接受。老實人則檢驗了這個觀點。他因試圖引誘巴朗美麗的女兒愛居內貢，而被趕出幽暗的德國城堡中舒適的家，之後他經歷了很多磨鍊和苦難：被徵召入伍，在戰場上戰鬥、逃亡，在里斯本經歷地震——約四萬人在此災難中喪生。老實人一次又一次與最極端的惡正面交鋒——道義之惡在地震這樣的情形中似乎情有可原，但在大部分人為的惡行比如戰爭中就難辭其咎了。在此天平上，邦葛羅斯輕描淡寫的樂觀主義就不足以解釋這些滔天罪惡了。最終，即便老實人也意識到這一點：
有時邦葛羅斯對老實人說：“在這個十全十美的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互相關連的。你要不是為了愛居內貢小姐，被人踢著屁股從美麗的宮殿中趕出來，要不是受到異教裁判所的刑罰，要不是徒步跋涉美洲，要不是狠狠地刺了男爵一劍，要不是把美好的黃金國的綿羊一齊丟掉，你就不能在這兒吃花生和糖漬佛手。”
老實人道：“說得很妙，可是種咱們的園地要緊。”
1760年以後，伏爾泰定居於日內瓦城外凡爾納的城堡。其時，他已是歐洲最著名的在世作家，被稱作“凡爾納領袖”而聲名遠揚。他從事很多公共事務。1761年，一位新教商人讓·卡拉斯被指控殺害了他的兒子，被圖盧茲的法官判刑將被拷打、然後將被車輪分屍。法律程序據傳極不合規，對於這個天主教城市的法官們帶著宗教偏執的過分狂熱的審判的懷疑也日益增長。伏爾泰身體力行，發起了有力的運動來幫助恢復卡拉斯的記憶和幫助他已經一貧如洗的家人。他寫信給當權人，出版了大量的小冊子，最終在1763年他寫了《關於寬容的文選》，從卡拉斯歷史事件開始擴展成為一部講述歐洲文化中的宗教寬容史。
伏爾泰的作品對公眾輿論觀點產生了巨大影響，最終，巴黎的法官宣佈圖盧斯的裁決無效。儘管拯救卡拉斯為時已晚，但這對於伏爾泰是個重大的勝利，他由此深刻認識到輿論壓力可以帶來巨大改變。“觀點統治世界，”他在1764年寫道，“但從長遠來講，是哲學家們塑造了觀點。”
伏爾泰說自己是“以寫作促行動”，他希望自己的寫作能改變人們思考和行動的方式。在與狂熱行為長期不懈的鬥爭中，他甚至創造了一個運動口號，Ecrasez l’Infame！，大致可譯為“消滅恥辱！”。L’Infame指所有伏爾泰憎恨的、他終其一生與之鬥爭的事情：迷信、不容異已、各種不理性的行為。
我們也永遠別忘了他是一位非凡的作家，是法語世界文采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來自於他的表達方式：很多作家能把奇聞軼事寫得妙趣橫生，但沒人能像伏爾泰那樣寫得如此令人捧腹。伏爾泰講述類似這樣的真知灼見尤其得心應手：“就算世界上沒有上帝，那也有必要創造一個。”這句話即便在英文中也非常好，在法語原文中更好，在法語中這句話是一句12音節的傳統亞歷山大格式的詩行，因而更叫人過目不忘：
Si Dieu n’existait pas, il faudrait l’inventer.
今天我們討論宗教寬容時，伏爾泰的遺產依然強大有力。沒有哪一週的新聞裡不引用“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句包容多元文化的戰鬥口號如此有力，就算伏爾泰沒有說出這句話，我們也有必要創造出這句話。事實也正如此——一位英國女士在1906年創造了這句話。這不奇怪——它講出了一個對於我們的文化至關重要的真理，所以我們接受了它，並且認為是伏爾泰講出了它。伏爾泰的名字已經成為一系列自由的價值觀的代名詞：言論自由、拒絕盲從和迷信、相信理性和寬容。這是獨一無二的寶貴遺產。
“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據說是伏爾泰的“名言”。這句話流傳如此之廣，甚至在伏爾泰的祖國法國也被奉為“至理名言”！
最早提出這句“名言”的，是英國女作家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她在出版於1906年的一本題為《伏爾泰之友》的書中引用了這句話。後來又在另一本書《書信中的伏爾泰》中再次引用。但後來當這句話引起爭議時，霍爾明確表示，她“綜述”了伏爾泰的思想。她的依據是“愛爾維修事件”。伏爾泰並不喜歡克洛德·阿德里安·愛爾維修所寫的《論精神》一書，稱之為“一堆毫無條理的思想”；但當這位百科全書派哲學家的書出版後倍受教會和當局攻擊之時，伏爾泰又為之辯護。於是霍爾在評論這件事時寫道：“‘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從此便成了伏爾泰的一貫態度。”，她“錯誤”地將這句她自己的評語加上了“引號”，結果使後人以為這是轉引自伏爾泰本人的話。於是很多人便引用此話，結果導致這句話越傳越廣。然而很多伏爾泰學者曾經表示懷疑，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在伏爾泰的著作裡讀到過這句話，因此從這句話問世後，就一直存在著質疑。
伊夫林·比阿特麗斯·霍爾自己後來在1939年5月9日的一封信中承認，是她“誤”將這句話放在引號內而導致讀者誤解的。她在這封信中寫道：“您在我的著作《書信中的伏爾泰》中讀到的這句話，‘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是我本人的話，我不應將它用引號引起來。我無意中犯下的錯誤誤導了您，使您以為這是伏爾泰的一句話。請接受我的道歉。”霍爾的這封信後來被收入1943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因此，伏爾泰沒有說過這句話，幾乎是清楚無疑的。
但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題為《法蘭西名言錄》的書中再次提及這句話。書的作者是生活在美國的猶太翻譯家諾爾貝爾·古特曼。古特曼在書中做出了另一種解釋，稱這句話是伏爾泰在寫給一位名叫勒·利奇的教士的信中出現的。原話據古特曼的“翻譯”如下：“教士先生，我討厭您所寫的文字，但我不惜獻出生命，也要使您能夠繼續寫文章。”這本書問世後，再次使人們認為，伏爾泰確實說過這句話。然而懷疑派根據古特曼的解釋進行了尋找和研究，發現這封信確實在歷史上實有其事，被收入在伏爾泰全集中。但在伏爾泰的原信中卻並沒有“教士先生，我討厭您所寫的文字，但我不惜獻出生命，也要使您能夠繼續寫文章。”這樣一句話，甚至連這樣的意思也沒有。古特曼從來沒有就他的這本“翻譯著作”做出進一步的解釋。直到1994年，曾通讀過伏爾泰全部文字作品的日內瓦伏爾泰博物館館長夏爾·維爾茲，在一次電視採訪中重提這件事，他證明伏爾泰確實從來沒有在任何作品中說過、寫過這句“名言”。
閱讀更多 博覽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