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強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既是中國政治刻不容緩的形勢需要，也是實現民主價值和發揮民主功能的內在要求。發展中國式民主既應該“在價值層次上做出確定論證”，也需要“在操作層次上做出系統規定”。加強操作機制建設是中國探索超大社會發展大國民主的重大課題和必由之路。通過健全制度體系、加強操作機制建設已成為中國民主發展的戰略選擇和生動實踐。雖然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體系做出了不懈努力並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加強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任務依然十分艱鉅，探索仍應繼續。既要搞好頂層設計往下推，也要總結基層經驗往上提；必須考慮民主多重價值之間及其與民主多樣手段之間的相容度和兼容性，避免各種要素結構功能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操作理論簡潔明瞭，操作要領簡單易行，操作結果廉價高效，應成為加強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努力的重要方向。
引言：加強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是政治發展的形勢需要
當今時代，“民主是個好東西”，幾乎已成共識，沒有多少人敢說民主的壞話，也少有明目張膽反對追求民主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人追求民主的歷史與她誕生的歷史幾乎一樣長久，追求民主的激情也是與生俱來，為追求民主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烈士不計其數，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歷歷在目，取得的民主成就也有目共睹，已成客觀事實，舉世公認，不可否認。就連那些長期以來汙衊中國共產黨“不要民主不講民主”的國內外敵對勢力，也感覺在這個問題上再攻擊共產黨給共產黨抹黑已經難以奏效了。於是，他們就改變策略，轉換矛頭，攻擊中國共產黨人的民主思想理論原則和制度體制機制及其具體實踐模式不符合所謂的“普世民主”價值，實際上說穿了就是沒有遵循西方民主理論，沒有全盤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沒有走西方民主道路，因而得出他們的荒謬結論：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是民主道路。不可否認，敵對勢力的策略變化與矛頭變換，與我們在民主政治實踐中存在的這樣那樣的缺點或不足是有一定關係的。特別是在部分地區某些部門個別官員當中常有違反民主甚至破壞民主的事件發生，嚴重損害了中國與中國共產黨的民主形象；某些違反民主原則程序的惡劣事件經常被敵對勢力刻意宣傳惡意利用，迷惑和矇蔽了不少國內民眾和國外友人的眼睛，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代表和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主流的整體理論與總體實踐的正確認知和客觀判斷。因此，當代中國，無論是思想意識上還是政治實踐中，特別是在政治輿論鬥爭中，存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要什麼樣的民主”問題，即民主道路的方向選擇問題，是追求“西式民主”、走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還是追求“中式民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問題。這事關民主政治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必須首先給予高度重視，並給予充分解釋，給予科學回答。在肯定了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問題之後，就必須回答怎樣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的問題，即如何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根本性的解決，那麼就無法徹底消除在中國式民主道路方向選擇上的雜音和障礙。當然，解決之道可能有很多，但毫無疑問，“加強民主操作機制建設”則是特別重要的一條。因為，這既符合民主政治建設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是中外民主政治發展經驗教訓的總結。
一、加強操作機制建設是中國式民主發展的內在要求
加強操作機制建設，是實現民主價值和發揮民主功能的內在要求。民主是一種目的價值也是一種手段工具，是目的價值與手段工具有機結合與高度統一。民主價值決定民主手段，民主手段服務民主價值。如果缺乏有效的民主手段，再崇高的民主價值都無法得到充分體現不能變為現實。加強操作機制建設，是實現民主價值、推動民主發展的內在需求和必然要求。雖然民主作為一種價值目標沒有高下之分，但作為一種工具手段，則有長短之別，需要精心選擇。民主作為一種目的價值，即作為人類追求的政治文明境界是具有普遍性的，甚至是無國界的。但民主作為一種工具手段，即作為一種統治方式或治國理政的工具和運作模式卻是特殊的、民族的、具有國界的，它必須適合本國國情。我們強調只有共同追求的民主價值，沒有普遍適用的民主模式，其實就是要求科學處理民主價值與手段關係，合理解決民主操作機制與民主價值目標的相互匹配問題。只要民主價值與民主手段相結合，普遍的民主目的價值追求與特殊的民主工具手段操作相契合，那麼這種民主就是“有用民主”或“有效民主”。只有在民主價值與民主模式不匹配或有排異的時候，即奉行的民主價值與採用的民主手段產生矛盾衝突或出現背離分離的情況下，才可以說它是“低效民主”或“無效民主”甚至“有害民主”。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反對照抄照搬西方民主的操作模式、但並沒有否認和拒絕共同的民主價值理想的原因所在。不僅如此，我們黨還態度鮮明地表示要吸收借鑑人類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吸收借鑑雖然是西方創造的但也符合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方向和規律的民主價值乃至一些具體技術手段。當然，不會全盤吸收借鑑西方所有的民主技術手段，只是吸收借鑑其中適合適用中國國情的部分。沒有適應性的民主是一種有根本缺陷的民主。因此，探索創新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操作機制，是不斷加強民主操作機制建設的必然選擇和必由之路。
發展中國式民主既應該“在價值層次上做出確定論證”，也需要“在操作層次上做出系統規定”。“構築政治體系模式，往往需要兩個方面的努力，一是價值層次的理論，二是操作層次的理論。價值層次的理論確定政治體系的基本原則和政治取向，操作層次的理論將價值層次的理論化為具體的步驟、程序和規範，使價值層次的理論得以在現實生活中運行。這兩個方面缺一不可，沒有價值層次的理論，政治體系模式無法構築，等於建築物沒有總體設計思想；沒有操作層次的理論，政治體系模式無法有效運轉，等於藍圖沒有變成實物。”從價值層面來看，“可以說，價值層次的問題總體上已經解決，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應該在政治領域全面貫徹”。“在這個總前提下，人們仍然面臨著進一步拓展價值層次理論的任務”，如“發展馬克思主義關於完善政治體系模式的理論，確定其總體原則”“促進傳統政治文化的創造性再生，取其精華糅合進政治體系模式”“批判吸收域外政治體系模式的原則，形成中國政治體系模式與各種合理因子的組合”等等。從操作層面看，“涉及的內容多且深，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超大社會之中，包括政治體制總體結構、政治體系功能結構、中央和地方關係、決策機制和程序、人事制度、幹部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選舉制度、基層群眾自治、政治協商、多黨合作等等，均有一個優化的過程。沒有這些具體制度的完備和系統化，完善的政治體系模式無以構成”。可見，不在“價值層次”和“操作層次”這兩個層次做出努力，沒有“在價值層次上做出確定論證”和“在操作層次上做出系統規定”，想完善政治體系模式和發展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就會變成一句空話。
二、加強操作機制建設是中國探索超大社會發展大國民主的必由之路
中國要更加註重不斷加強民主操作機制建設，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超大社會“超大民主”的國情是極其重要因素之一。毫無疑問，沒有民主歷史傳統、缺乏現代民主經驗、汲取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深刻教訓、借鑑國外民主發展成功做法等等，都是當代中國需要高度重視和亟待加強民主操作機制建設的重要原因。但就對操作機制建設而言，更為直接、更為基礎、更為根本也更實際、更客觀的理由則是“超大社會”規模帶來的“大國民主”發展難題。因為，不僅世界有大小，國家有大小，社會有大小，民主也有大小。中國式民主不是“中小型民主”，而是“大國民主”中的“超大型民主”。拋開國家性質或本質不論，一個獲得較大共識的政治常識就是國家的基本要素有三：主權、國土、人民。國土面積（包括海域）是最基本的地理要素，人口數量則是最基本的社會要素，在地理要素和社會要素之上才有政治要素——主權範圍。無論從自然環境地理還是社會歷史地理的角度看，“中國式民主”並非中型民主，更不是小型民主，而是“大國民主”中的“超大型民主”。當代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特別是多達14億的人口數量，都使中國式民主的體量不僅遠遠大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也大於西方鼓吹的所謂世界“最大民主國家”印度的“體量”。因此，從體態或規模上看，無論就民主國家的歷史還是民主世界的現實來看，中國式民主的地理空間、社會空間、政治空間，無疑都是居前的。“中國式民主”顯然屬於世界民主單元或民主世界單元中的“大型民主”“巨型民主”或曰“超大型民主”。
美國政治學家萊斯利·裡普森教授認為，國家規模與國家的關係是政治學研究發展的重大問題之一。“關於政府所控制的人口和區域的規模對政府的影響，這是賦予國家以特性，賦予政治以內容的經典問題。”其實，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有中國政治學家強調，在完善和構築中國特有的政治體系模式時，必須注意“超大社會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問題，呼籲中國政治學者開展“超大社會與民主政治”關係的研究。他認為，民主政治首先是全體公民參與的一種政治，其次也是對全體公民實行調控的一種政治。因而它的存在和運轉與人須臾也不能分開。在政治學上，人們歷來就有一個理論懸案：這就是大國是否適宜於民主政治。孟德斯鳩說：“小國宜於共和政體，中等國宜於由君主治理，大帝國宜於由專制君主治理。”王滬寧明確指出：“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沒有選擇，必須給予否定的回答，因為歷史已經超越了這個發展階段，我們體認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令我們不折不扣地選擇民主政治。餘下的問題是如何在超大社會中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體制，這是中國政治學的主要任務之一。”
民主規模擴大帶來的問題與困難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個超大規模社會是多維的，它在發展中衍生出的問題也是多方面的，是其他社會不可能出現甚至是獨一無二的”。“超大社會不僅是人口問題，人口問題折射出錯綜複雜的政治、行政、經濟、文化、宗教等問題，為民主設定了政治條件、組織條件、心理條件和文化條件等方面的難度。可以說，解決超大社會與民主的關係將是中國政治學的一大貢獻，因為西方民主大都是中小國家的組織機制，美國算其中最大的社會，但它調控的社會仍不能與中國相提並論。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各國的政治體系模式對中國的意義有限，無論從原則層次講還是從操作層次上講，原因就在於此，更不去說亞洲四小龍那樣的小型社會。”梁啟超先生早在《歷史上中華國民事業之成敗及今後革進之機運》一文中說過，“蓋‘形成國民’之一大事業，比諸任何事業皆倍極艱辛”“歐洲各國，其地域，大者當我數省，小者一二縣耳；其人口，多者不逮我五之一，少者不逮我百之一，而其對於‘形成國民’之一大事業，猶費千餘年”。中國著名法學家蘇力認為，“大國意味著更為繁複的小型社會的秩序體系，意味著形成統一規則的艱難，意味著需要更漫長的時間，意味著立法者必須考慮更多的地方性規則的利益”。西方的現代民主理論家對此也曾有過充分的論述。達爾就指出：“單位越大，統一規則的成本就越高，不能得勢的少數派就越大，單個公民的控制力也就越弱。”正如喬萬尼·薩託利所說：“規模或單位增長十倍，可能使複雜性百倍甚至千倍地增長。”可見，解決超大社會如何實現民主政治的難題，必將成為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治學者在探討建設中國式民主過程中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是……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不但基本地決定了我們政治上的戰略和戰術，也基本地決定了我們軍事上的戰略和戰術。”因此，更加註重和不斷加強民主操作機制建設就應該成為我們破解“超大社會”“超大民主”難題的戰略和戰術、重要的途徑和必然的選擇。
三、通過健全制度體系加強操作機制建設已成為中國式民主發展的戰略選擇和生動實踐
“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於關鍵環節。”因為制度建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因此，通過健全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加強民主操作機制建設則是根本之策和戰略選擇，這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發展中國式民主的偉大探索和生動實踐。
堅持人民民主、完善民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人長期不懈努力奮鬥的政治目標。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為新中國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民主政治制度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在著名的“窯洞對”中，黃炎培曾說：“餘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建立起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毛澤東在1957年曾經意識到我們“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但受特殊歷史條件的限制，沒有能夠對此進行深入分析並提出改革問題。可惜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人民民主道路中，也出現過認識上的偏差，如毛澤東一度認為，“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起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由於忽略了民主的目標價值，過度解讀民主的手段功能，使得黨和國家在民主實踐的道路上走了一些彎路，導致中國民主道路崎嶇不平。
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國共產黨人強調製度建設的作用，為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做出了重大貢獻。“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在汲取沉痛的歷史教訓中感覺到，發展民主要從制度上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和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鄧小平還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以及其他一些問題，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制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反而不能解決呢？”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黨的十一大報告指出，“一定要發揚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強調“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為了健全民主集中制，還必須堅決反對一切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重申黨的紀律：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提出，“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必須同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化、法律化”。黨的十三大報告更是提出，要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要求“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與此同時，鄧小平也滿懷信心地指出，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之後，我們一定能夠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民主制度。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國共產黨人在“健全民主制度”方面做了重要探索。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沒有民主和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問題，強調“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完善民主監督制度”。黨的十六大報告則進一步提出，“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除了繼續“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之外，還指出要“健全基層自治組織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開辦事制度”“堅持和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的企事業民主管理制度”。由此，“健全民主制度”的內涵變得更加具體和實在。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完善民主制度、繼續推進人民民主方面也做出了不懈努力。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們黨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是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體系做了重要論述，做出了重大部署，並且把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重要戰略目標和戰略佈局。黨的十九大報告第六部分專題論述了“健全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習近平明確指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要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至此，使民主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正式進入黨的文件，成為新時代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政治共識和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點任務和國家戰略。
因此，在構築中國特色民主操作機制過程中，對於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和億萬中國人民以鮮血和生命為代價建立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我們必須旗幟鮮明表明態度，必須毫不動搖長期堅持，必須堅定不移發展完善，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頭腦一定要清醒，不能出現方向性的問題，不能犯顛覆性的錯誤。所謂“堅持”，就是堅持民主政治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個根本政治制度，堅持中國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堅持“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同時，也必須在長期堅持的基礎上不斷完善一系列實踐已經證明行之有效、豐富多彩的重要的具體政治制度，諸如以人民代表大會和人大常委會為主要立法機構的立法制度、以黨委領導首長分工負責的行政制度、以單一製為主體形式的國家結構制度、以“一國兩制”原則為基礎的特別行政區制度、以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相結合的選舉制度、以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為根本原則的基本軍事制度、以國家主席制度為標誌的國家元首制度、以公檢法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為原則的司法制度、以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國家監察委員會相結合為主要形式的監督制度、以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人民來信來訪制度為代表的政治參與制度等等。以上所述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結構，不僅是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體系，也是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制度體系，自然而然也是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國情的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體系都必須毫不動搖長期堅持，同時堅定不移發展完善。
結語：加強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任重道遠，仍需繼續努力探索
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雖然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但與中國人民對美好政治生活的需要相比，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需要相比，包括與發達國家民主的操作機制相比，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的道路依然漫長，任務仍然十分艱鉅，需要我們不斷探索。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需要我們予以充分的關注：
一是對“操作機制”和“民主操作機制”概念要有深入探討，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雖然使用“民主操作機制”概念的人很多，但對其內涵與外延做出界定的人很少。“民主操作機制”本身仍然屬於一個需要繼續探討的問題。“操作”是指人們按照一定的規範和要領操縱動作的一種行為和技能。“機制”是指各要素之間的結構關係和運行方式。“操作機制”一般是指基於特定要素功能及其結構關係，依據一定的原則規範和動作要領，形成穩定的活動技能和運行方式。因此，根據以上分析，為了敘述和分析的方便，可以對“民主操作機制”做如下界定：所謂民主操作機制，就是在民主要素功能和結構關係的基礎上，在民主價值目標引領和制度規範約束下，在長期民主實踐中形成的體現了系統化組織化體系化穩定化的民主技術手段和活動程序及其運行方式。當然，究竟應該如何科學界定“民主操作機制”，仍然需要繼續討論和探索。
二是在發展中國式民主過程中，既要追求民主價值理念，也要加強民主操作機制，民主價值理念和民主操作機制一個都不能少。要把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體系與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統一起來，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價值的制度化與人民當家作主制度的價值化的有機融合。使民主操作機制實現既能適應政治統治的要求，也能順應人民民主的訴求，滿足國家治理的需求。
三是在發展中國式民主過程中，民主操作機制應該搞好且必須搞好，也可以搞好且能夠搞好。加強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不僅是很重要、很必要、很迫切，而且也有機遇、有條件、有能力。使民主操作機制既能及時應對世界政治發展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也能順勢抓住國內外政治發展千載難逢的機遇和條件。
四是在發展中國式民主過程中，加強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既要搞好頂層設計往下推，也要總結基層經驗往上提。搞好民主操作機制要發揮上層和下層兩個層次的優勢，調動上層和下層兩個方面的積極性，做到揚長避短、取長補短。使民主操作機制建設能夠步伐穩健，漸進發展，始終運行在良性發展的軌道上。
五是在發展中國式民主過程中，加強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既要重視繼承傳統、不忘本來，也要與時俱進、面向未來。堅持古為今用，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厚今薄古，認真汲取中國教訓；堅持開拓創新，不能盲目排外也不可崇洋媚外，虛心學習國外經驗。使民主操作機制既要適合國情，保持中國特色，也要符合世情，順應世界潮流。
六是在發展中國式民主過程中，加強中國式民主操作機制建設，必須考慮民主多重價值之間及其與民主多樣手段之間的相容性和兼容性，避免各種要素結構功能之間出現矛盾與衝突。不同民主價值諸如國家民主與社會民主、大眾民主與精英民主、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政黨民主與民族民主之間，以及民主政治價值與其他政治價值諸如民主政治與自由政治、民主政治與平等政治、民主政治與效率政治、民主政治與公平政治、民主政治與秩序政治、民主政治與廉潔政治之間，甚至民主政治與經濟、文化、軍事、生態等等價值之間，對操作機制的選擇並非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任何情況下都是完全一致的，它們既有共同之處，也有相異之點，甚至相互排斥。因此，如何在民主操作機制的建設中，平衡兼顧各種價值理念之間、技術手段之間及其相互之間的要素結構功能關係，避免相互掣肘、相互抵消的負面影響，將成為一項極為艱鉅而複雜的系統工程。
七是在發展中國式民主過程中，加強民主操作機制建設，不能沒有完備的操作機制，但又不能變成繁瑣的操作機制；民主需要程序但不能變成程序主義；需要形式但不能變成形式主義。如何使民主操作理論簡潔明瞭，操作要領簡單易行，操作結果廉價高效，也是發展中國式民主進程中需要著力解決的重大難題。
本文刊發於《理論與改革》2020年第2期，為方便閱讀，註釋與參考文獻從略。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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