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與平衡,如今的世界格局緣何而來?——《世界秩序》讀書筆記

關於作者:亨利·基辛格作為20世紀最為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被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與歷屆中美政府領導人都有良好的友誼,其所著的《論中國》也是在世界範圍有廣泛影響力的暢銷書。

關於本書:本書先是介紹了現代國際秩序的基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形成和應用,隨後介紹了歐洲、中東、亞洲、美洲等地區不同國家間奉行的外交和國際戰略,以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外交視角為我們揭示了世界秩序的發源和脈絡,最後還探討了在新的信息化時代國際秩序的發展可能。全書一以貫之的是作者對於和平和秩序的期盼,希望世界能在發展演變中求同存異,共同探索出適合全世界和平發展的世界秩序。

下面分三部分來介紹本書,第一部分介紹近現代主流的國際秩序“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形成及其主要內容,第二部分介紹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應用,第三部分是介紹區別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特殊性地區秩序。

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誕生

在1000多年的時間裡,近代歐洲的主流政治韜略認為,秩序源自平衡。這並不是說,歐洲各國的君主比其他文明的君主更能抵制征服帶來的輝煌的誘惑,或對一個抽象的多樣化理想更加執著。歐洲的君主只是缺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人的實力,特別是羅馬帝國解體後歐洲再也沒有能實現大一統的強大帝國,即使是拿破崙、希特勒試圖達成這一成就最終也是以失敗告終。隨著時間的推移,多元化成了歐洲秩序的典型特點,並且隨著兩次世界大戰推向全球。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作為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它的條款不僅簡單明瞭,而且涵蓋範圍廣。國家,而不是帝國、王朝或宗教信仰,被確認為歐洲秩序的基石。和約確立了國家主權的概念,肯定了各簽署國不受外來干涉選擇本國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權利,同時規定了外交往來的方式,包括向對方國家的首都派駐常任代表,以規範各國之間的關係,提高促進和平的技巧。該體系最妙之處在於其程序性和可操作性,這也是這一體系得以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流傳的原因。這一合約的誕生是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國家在經歷了”三十年戰爭“(1618-1648)後相互妥協的結果,簽署後,教皇的權力受到限制,僅行使教會的職能,主權平等說大行其道,國家正式成為世界舞臺上的主角。在擊敗拿破崙後維也納會議的均勢原則則是對這一體系的補充完善,二戰結束後雅爾塔會議後建立的聯合國更是將這一體系進行了實體化。

二、不同國家和地區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應用

均勢的歐洲: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核心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均勢與平衡, 英國是維護大陸整體局勢穩定的捍衛者,防止歐洲大陸出現過於強大的單一國家,法國則是中歐地區均勢的操縱者,旨在防止統一的德國崛起為歐洲的頭號強國。英國自從靠遠洋貿易崛起後憑藉其得天獨厚的島國地理優勢,很好地充當了離岸平衡者的角色,一次次聯合大陸其他國家挫敗了曾經的歐洲陸上第一強國法國企圖統一歐洲的野心,在德國統一併崛起後則是聯合法國等其他國家制衡了德國的霸權企圖。法國則是在19世紀以前都很好地遏制了德意志的統一和崛起,直到俾斯麥通過合縱連橫完成了德意志統一這一壯舉,並取得了普法戰爭的勝利後,德國的崛起才開始不可阻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徹底打破了歐洲的均勢。但兩次世界大戰雖然打破了歐洲的均勢,但卻讓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走向全球,成為了現代國際秩序的基石。

擴張的俄國:歐洲開始將多極化作為走向均勢的一種機制時,俄國還在中亞大草原這所嚴酷的學校裡培養地緣政治意識。為了爭奪資源,中亞地區的眾多遊牧民族在幾乎從未有過固定國界的茫茫大草原上相互廝殺。由於未能完全控制自己周邊地區而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墜入噩夢般的“動盪時期”。在17世紀初長達15年的時間俄國疆域上沒有一個王朝,直到1613年羅曼諾夫王朝建立。在此期間,俄國人口的1/3死於外族入侵、內戰和饑荒。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把國際秩序看作一個複雜的平衡機制,而在俄國人眼裡,國際秩序是不同意志之間持續不斷的較量,每一個階段俄國都要傾其物質資源擴充領土。俄國認為只有把自己的絕對意志強加給四鄰,才能確保自己領土的安全。1672年,彼得大帝誕生在一個基本上仍停留在中世紀的俄國。當時的西歐已經經歷了大發現時代、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革命,正處在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的前夜。 彼得大帝決心全面研究近代社會的果實,以近代化的成就為準衡量俄國的進步,並且修建新都聖彼得堡作為”面向西方世界的窗口“。在俄國以其堅韌的民族性挫敗了拿破崙的入侵後,沙皇亞歷山大自認為是東羅馬帝國的繼承者,攜戰勝之威君臨維也納會議,企圖建立一種新的超越各國主權利益的國際同盟,弘揚基督教教義。 然而,在其他各國與會者的努力下把亞歷山大救世主似的構想轉化為繼續保持各國獨立但又儘可能避免衝突的某種成果,歡迎俄國加入國際秩序而又不被它的擁抱壓垮。

孤立的美國:美國的建國是在歐洲向美國輸出的情況下完成的,可以說美國集中了歐洲大部分的激進分子和革命主義者,所以說美國的先驅是非常有開創精神的。由於沒有歷史的束縛,得以肆無忌憚的去發展,野蠻的生長。並且美國憑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在外交和軍事政策上可進可退,其兩黨交替執政的國情也使得很多政策缺乏長期性,很可能隨著不同總統執政理念的區別而推行前後迥異的外交政策。在獨立戰爭以後美國長期奉行的是孤立的外交政策。但在美國發展壯大以後,特別是在西奧多·羅斯福上臺以後,開始對美國進行世界警察的定位,企圖效仿英國在歐洲扮演的離岸平衡角色,在世界範圍扮演一個平衡者,而且美國的強大也讓他有了做這件事的資格,但是同樣由於美國的選舉制度,導致西奧多·羅斯福兩任總統任期結束後,塔夫脫沒有繼續他的外交理念,重新回到了孤立的狀態。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可以說始終在搖擺,一種是相對孤立性質的,對山巔之城的光明憧憬,一種是在世界範圍內以世界警察的身份推行“自由平等”的美式價值觀,或者是這兩種政策的結合,在每個總統的任期結束後都有改變的可能。雖然美國總統們往往有個人實現的訴求,而且在早期美國可能確實有在世界範圍傳播民主自由精神內核的強烈理想主義渴求,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理念的傳播往往只是內在利益訴求和價值實現的表面包裝。美國對外往往宣稱自己的行為是為了民主和自由的實現而非是為了利益,他們有時也確實表現出一些理想主義的行動方式,特別是威爾遜總統哲學式的世界秩序理念為後續的美國執政者打下了美好的理念基礎,使得他們內心有了某種自認為偉大而崇高的追求。不過其原因某種程度上也可認為是對於這種理念執行貫徹的前提需要強大的國家實力,和美國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此美國在近代史上的很多行為表現出一種搖擺性。

三、中東和亞洲相對特殊的地區秩序

多樣的亞洲:亞洲和歐洲在發展路徑上是不太一樣的,亞洲在近現代以來,大部分國家有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歷史。但是在爭取獨立以後,他們對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的擁護比歐洲國家更加認真,他們更加認可這種國家獨立的主權體系,很珍惜國家的獨立性。亞洲的地區秩序也遠比歐洲要複雜,歐洲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以國家之間的均勢為基礎,他們之間的力量對比相對也比較接近,但是亞洲基本上屬於印度和中國兩個超級人口大國唱主角,還有日本,在很多方面也不遜於這兩個國家,其他國家大大小小,有各種各樣的利益考慮。同時亞洲的歷史比歐洲沉澱的更加多一些,所以在外交上的一些手段也更加靈活多樣,產生了非常複雜的各種各樣的利益夥伴關係。而且歐洲一般來說不會引入外部參與者,亞洲則是有以美國和俄羅斯為首的外部參與者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以日本來說,日本具有極強的民族凝聚力和適應性,相比於中國和英國接觸後仍然不屑一顧的大國姿態,日本在黑船事件後發現了和西方的差距,虛與委蛇,奮起直追,這也是日本在近代超越中國的原因。日本全盤學習西方以後,特別是在戰勝俄國以後對西方國家的實力有了一定的認知,開始向亞洲進軍,展現出一種強烈的帝國主義風格。二戰失敗後,又及時調整自己的國家戰略,臣服於美國,取得了極其矚目的經濟發展。進入21世紀,他們又開始對亞洲格局進行新的判斷,判斷美國在亞太的佈局以及中國崛起的影響,從而開始調整自己的國家戰略,就日本近現代的歷史表明了他們非常強的適應性和執行力,以及極強的民族凝聚性。以印度來說,印度發起不結盟運動既有對於世界局勢的判斷和左右逢源的考慮,也是因為印度國內情況複雜,各種各樣的宗教、種族和利益團體交織,站在哪一邊都有使國內均勢不平衡的可能,因此他聯合亞非國家發起不結盟運動,提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五項原則在中國的發展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國後來在外交上也借鑑了印度的這種策略。但是由於中國的高速發展,以及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使得這種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與現狀不夠匹配,因此,中國又提出了新時代的歷史定位,更加積極的參與國際事務,這個也是中國隨著歷史階段性的改變積極調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的舉措。

混亂的中東:伊斯蘭教不同於有史以來的任何其他社會,它具有極強的擴張性,在某些方面又追求極端的平等主義。它規定每日頻頻禱告,把信仰變成了一種生活方式。它強調宗教和政治權力的一體性,從而把伊斯蘭教的擴張從一項帝國的事業變成了一項神聖的義務。不斷擴張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國人民,都給予他們同樣的選擇:要麼皈依伊斯蘭教並接受保護國地位,要麼被征服。 可以說伊斯蘭教既是一種宗教,又是一個多族裔的超級國家和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在持續數個世紀的聖戰後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終於達成了一種動態的平衡,但這種平衡隨著以色列的建立再次被打破,數次中東戰爭後極端主義和獨裁政治開始在中東滋生,很多伊斯蘭恐怖主義分子認為,一些國家形式不足以支撐伊斯蘭教義的實現,所以說他們以一些極端的方式,企圖讓中東地區去西方化,恢復伊斯蘭世界的秩序。伊朗自詡為波斯帝國的繼承者,在中東是比較特殊的,他們有著悠久的歷史,在之前也並非是信仰伊斯蘭教,被穆斯林征服以後開始信仰伊斯蘭教,但是也帶著自己的民族性,他們對周邊國家有一種輕視的態度,認為自己才是正統的帝國,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但在霍梅尼革命之前,伊朗還是比較遵守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尊重國與國之間的區別,但在宗教主義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以後,開始作為一種神權主義的國家,以伊斯蘭教義來進行指導國家的發展。得益於其悠久的歷史,伊朗在伊核談判中展現了靈活的外交手段,在減緩外界制裁的同時繼續發展核設施以爭取話語權,使得中東存在出現有核國家甚至核擴展的潛在危險可能。並且伊斯蘭世界內部也存在著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和以伊朗為首的什葉派之爭,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國因為美國的插手秩序混亂,再加上俄羅斯和英法等國的介入,此類種種也導致了整個中東局勢的無比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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