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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火神山醫院護士吳亞玲母親去世，身處抗疫一線的她在悲傷過後繼續堅持在抗戰一線，她說“我會在這裡把我的工作做好，完成好我的任務，抗擊疫情，不勝不歸！”
正如莫泊桑所說，“每個人都深愛著自己的母親而不自知，只有到最後離別那一刻才驚覺愛得如此深沉如此隱晦”。吳護士怎會不愛自己的母親？但特殊時期，她選擇了朝向家的方向深深鞠躬了三次，每一次都包含著對母親深沉的愛與遺憾。
這種情況，每個人都會為之動容，為什麼她不回家？即使是特殊時期，母親過世送她回家也是情理之間的事。我想起不久前看過的一部紀錄片《中國醫生》，答案說的很明白了。
作為國內首部以醫護群體為主角的大型醫療紀錄片，《中國醫生》這部紀錄片將鏡頭對準全國各地六家大型三甲醫院，選取多個科室的代表醫生、護士，講述了一個個真實且有溫度的醫患故事。它沒有在努力渲染什麼，只是真實展現了這些醫護工作者最日常的狀態，他們在救死扶傷道路上的悲歡離合。
我不敢死，因為還有很多事想做
腦卒中是我國最高死亡率的疾病，很多醫院都為此設置了綠色通道，河南省人民醫院主任醫師朱良付每天都在“穿越火線”，擔任著醫院腦卒中綠色通道的組長。
83歲高齡的老太太，64歲的急性心梗大叔，這是他每天都可能面臨的難題，手術一場接一場，最忙的時候需要在5個小時裡完成16臺造影手術，凌晨下班早已習以為常。有時候剛回家吃口飯，醫院裡的一個電話馬上又催他回去。
每次手術前，他一邊讓護士準備手術所需的一切器材，一邊跟家屬耐心地說明情況，“你明白我在說什麼嗎？”“你真的同意做手術嗎？”每一句話都問得仔細。他說，“人心都是肉長的，你和群眾交流的時候，他能感受到你是真心為他好。”
每週三的大查房，他會跟患者講笑話，鼓勵他們要保持樂觀心態，並認真叮囑隨房醫生注意事項。以前聽朋友吐槽過住院時總像只小白鼠，被很多醫生圍觀實驗，當時我也有些理解她。但換位思考，如果沒有更多年輕醫生加入這個隊伍，向經驗豐富的醫生學習，與日俱增的患者由誰來守護？畢竟，無數次的實踐才成就了現在我們眼中的在世華佗。
手術室主管護師王奕說以後絕不讓自己的孩子當醫生，連自己的生活都沒有。因為深知辛苦，所以自己做就夠了。但朱良付在回家吃飯的間歇卻問小兒子，長大了當個醫生好不好。就像我的幾位高中同學，說爸媽在他們小時候就唸叨，將來長大了千萬不要做醫生，但大多數還是子承父業，他們或是深知這個世界需要好醫生，哪怕再多一個也好。
面對採訪，朱良付坦言，“我其實很擔心自己會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因為無論是家庭的責任，還是自己的醫療責任我都沒有盡到。我現在是主任醫師，社會差不多要用25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培養出一個，我如果現在死了，那就是在浪費國家資源。”
同樣與危險為伍的，還有被譽為“心臟上的拆彈專家”的王東進主任。從醫30餘年的他帶領團隊完成了數萬例心臟手術，且成功率高達99%。即使面對死亡率2天高達50%的主脈夾層，他也能在持續5個小時的掙扎中將患者從死神手中搶回來。
對他來說，每天工作17個小時是常事，週末還要去鄉下義診，幾乎365天全年無休。長期的超負荷工作讓他的身體也開始罷工，嚴重的頸椎病，曾經痛到要戴頸託，腿部的靜脈曲必須穿上彈力襪，否則就不能站臺做手術，為此他還特別申請了按摩椅，偶爾在疲勞之後為自己緩解疼痛。
他說心臟外科需要身體最好的，否則就要被淘汰，但他身體都到了這種境況，仍然是與疾病戰鬥的前排兵。“我都要變殘疾了，我這還算挺幸福的，大多數的外科醫生沒這個待遇。”手術間歇的他躺在按摩椅上笑著說。
醫生是最不想患者出問題的一方
28歲燒傷科的徐曄醫生，負責救治因媒體爆燃導致全身皮膚95%重度燒傷的老劉，家人因為經濟原因已經多次提出無力繼續治療，他的心裡困惑又煎熬。
“我們是真的很想救老劉，醫生是最不想患者出問題的一方。”就像阿圖·葛文德在《醫生的修煉》裡說的，好醫生不會眼睜睜看著病人做出錯誤或傷害自己的決定而不聞不問，尤其在病人的決定和願望相悖的時候，好醫生要引導病人做正確的方向。徐曄想做好醫生，他也是這樣做的。
在醫院的大病援助會議上，徐曄將老劉夫妻家庭的情況詳細做了說明，希望能夠給到一定的援助。“醫生最怕的就是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毫無疑問的是，我們作為醫療方不希望這個患者死。”
當聽到與會醫生紛紛說同意時，徐曄露出了笑容，2萬對他們來說雖然是杯水車薪，但也能給老劉的康復帶來希望。會後他馬上進行了第二次家屬談話，希望家人可以堅持一下。
在老劉被家人強行出院的那個夜晚，他一個人在空曠的病房裡，觸摸著每天為老劉2小時換藥的翻轉床，那一刻，我們似乎能聽到他內心的沮喪。因為一個月前，也是在同一間病房裡，同樣因為經濟原因放棄了治療的患者，最終離世了。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修行，更何況是醫生呢。當自己的極限每一次被抬高一點，醫生就會變得習慣，這不是冷酷，這是冷靜。” 送別了老劉，徐曄又開始投入到新的病患的救治工作中。
在魏主任眾多的患者中，28歲患有胃癌晚期的李燕是她最關注的患者。這個姑娘在經歷了相處六年的丈夫的離去，自己的病情發展也開始急劇惡化時，她的臉上也沒有放棄燦爛的笑容，像一朵向日葵溫暖著身邊的人。
當得知有人願意對她好，李燕提出想保留再次做母親的權利，魏主任沒有堅持讓她摘除子宮。她請求院方針對李燕的情況做一次全面的專家會診，並向院裡申請基金，她說雖然困難但是會多打幾次報告。
“如果一個病人去其他醫院，都說沒有辦法了，到我這裡，我說還有一點辦法，我想這就是腫瘤科醫生最大的成就了。” 故事的最後，魏嘉踏上了去國外為期三個月的交流學習之路，即使要長時間告別還不會說話的寶寶和親人們，也願意為無數個李燕這樣的患者帶回來新的希望。
“每一個兔唇的孩子都是很可愛的”
美容整形外科主任舒茂國已讓數以千計的唇顎裂患者煥然一新，尤其是讓孩子重獲了新生。在他看來，整形美容手術跟普通的手術不一樣，唇顎裂的孩子背後兩個家庭都會受到影響，手術是通過外形的解決來拯救心靈。
每週四他出診的日子，會有來自全國各地五六十個患者在等待他的幫助。這天，診室來了一個特殊的孩子——李復淵，他因為先天性唇顎裂被父母拋棄在三九天裡，被好心的李氏夫妻收養。
舒主任得知這個情況，不僅決定親自給孩子做手術，並且不肯收一分錢，自己發動朋友為孩子捐款。是的，李復淵的幸運不在於減免了手術費，而在於遇到了仁心仁術的好醫生。
舒主任的黃金搭檔是麻醉手術室主任王強，他需要保證22個手術室近200臺手術的順利，隨時準備。
麻醉的力度會影響到人的記憶、智力，需要精準入藥，像很容易氣道痙攣的兔唇患者，等待骨折救治卻發生房顫併發症的83歲老太太，每一次複雜病人出現特殊情況，王強主任給麻醉劑量都能恰到好處，為外科醫生開好路。
兩人從1966年搭檔到現在，20多年磨合了老友的默契，也為無數成功手術提供了堅強的後盾。
每一臺成功的手術都需要一個團隊的默契配合，相互支撐，任何一個環節出故障都可能導致整臺手術失敗，導致患者致殘，甚至失去生命。
孫敬武，耳鼻喉科主任，素有“江淮名醫”之稱，過著門診、病房、手術室常年三點一線的生活。
他說，被稱為先生的行當有兩者，一個是老師，一個是醫生，這是全社會對醫療行業的信任，作為醫生想把所有的能力、技術、經驗都要用在病人身上，把他治好。
“人是有感情的，我們給患者進行治療，不但治他身心的痛苦，還有疾病給他帶來的精神壓力，我們對待患者一定要把他當為我們自己的一個親人，去關心他、關照他。”所以，他每次與患者的術前談話都要將近一個小時，確保對方聽得懂，但他全程都和顏悅色。
通過成功的人工耳蝸植入手術，一歲多的閆靖軒已經可以對聲音產生基本的反應了，他對這個世界露出好奇的眼神，好未來也在等著他。
外科醫生又被稱為“螺螄殼裡道場”，一個完整的人工耳蝸植入手術是要在患者的內耳中放入約30毫米長的24個電極，需要經過五道開槽磨骨，極其繁複精微，唯有數十年如一日的謹慎與專注才能完成。
人工耳蝸植入是一項成熟的技術，目前已讓一千名兒童受益。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無數個孫醫生的努力下， 中國更多的失聰患者可以重新聽見世界的聲音。
醫生和病患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士
白血病被稱為“血癌”，起病快，進展快，死亡率高，若得不到及時救治，自然生存率不會超過三個月。從1987年開始，血液科學術主任孫自敏就奮戰在一線，至今已有33個年頭。
24年前，她因無力救治患者感到遺憾，離世的人裡還有自己的大學同學。那時她甚至不想再做血液科醫生了，多年來不敢去同學的墓地。
但隨後她立志一定要攻克白血病，否則就不再做醫生了。無數次翻閱國外的研究資料，不斷實踐最終發現了臍帶血移植技術，給患者帶來治癒的希望。
10歲的何宇軒是一位惡性再生障礙性貧血患者，確診的前五個月完全依賴輸血生存。直到他遇到了孫主任，現在，他將在這裡接受臍帶血移植手術，要同時面對難度高、術後併發症多、易感染的風險。
在走進隔離艙前，她堅定地對宇軒說“就像我們被重圍包圍了，要打突圍戰。突圍戰能不能衝出去，你是戰士。”
就是這樣的堅定與關愛，讓小宇軒在隔離艙裡堅強挺過了33天，每天連續吊水24小時，在成功做完手術後順利出院。
“24年了，也就是到了今天，我才有勇氣過來見你……”
牟一平，胃腸胰外科主任，是國內胃和胰腺外科領域的專家，每天要連續穿梭在多個手術室之間，團隊每年要做2000多臺手術，每場手術持續八九個小時都是尋常事。
在該領域可以算是頂級專家的他，卻在面對採訪時說到，
越是熟悉的越要當成不熟悉的去處理，這樣才最能理智地處理，能夠最好地發揮。“你要做的好，肯定要藝術家的要求，現在講的工匠精神，這是肯定必不可少的。”
牟主任提到的這點，現在在很多領域，尤其是在航空領域、醫療水平較高的醫院裡已被廣泛運用，而且顯示出強大的作用。
阿圖的另一本經典之作——《清單革命》全書都在強調清單的重要性，因為即使是“超級專家”也會犯錯，科學正確的運用清單，將每一步都做到精益求精，就像你第一次做這個事情，才能降低整體的失敗率。
我們想降低疾病給他們帶來的傷害
打卡，稱體重，上透析機，每週3~4次，每次4~5個小時，這是尿毒症患者的日常。頻繁的血透生活，他們最需要的是耐心細緻的護理人士，因為除了身體上的治療，疼痛的折磨還需要心靈的陪伴與建設。
田素革，是一位從事18年腎臟病護理工作的老護士了，已經與很多患者成為了好朋友。
醫院每年都會定期組織腎友會，她會親切問患者的近況，叮囑治療方法，鼓勵患者相互交流。醫院裡還為此特別設立各種獎項，“最佳照顧獎”、“最長透齡獎”、“藝術人生獎”等鼓勵著堅持治療比較好的患者。
平時，田護士長不僅要管理來院常規治療的患者，還需要跟訪在家自行治療的200位腹膜透患者。每個病人每個月都要保證1~2次的電話溝通，同時還通過微信建群的形式跟大家保持溝通和做知識普及，也要定期到病人家裡隨訪，詳細瞭解透析情況。
在她看來，有醫生護士的管理陪伴，病人才會有安全感，歸屬感，才更有利於病情的治療。
金老師是省作家協會的作家，負責給孩子們寫美的童話故事，在跟尿毒症鬥爭了10多個年頭，先後出現了很多不同程度的併發症，但從未拋棄對美的追求，持續產出了很多作品，其中也有專門寫給醫護工作者的詩歌。
他稱醫院是“外婆家”，對醫護工作者總是懷著感恩之心，積極樂觀的治療心態也深深感染了大家。
最大的危險化險為夷是我們追求的
感染病科主任潘紅英有位堅定的“追隨者”，那就是肝癌患者辛月芳，十年來她曾多次昏迷，都被潘主任成功搶救。
辛月芳哽咽著說只要自己提要求，她儘量都會滿足，哪怕12點鐘打電話給她，也會教自己怎麼做。為了減輕月芳的經濟壓力，在藥品的選擇上，潘紅英也儘量選擇國產的，說錢要用在刀刃上，她是月芳的第二個娘。
雖然深知腫瘤病人後期可能是沒什麼辦法了，但是潘主任強調不能放棄治療的同時，關愛更重要。直到月芳生命的最後一刻，潘主任也一直陪在身邊。
阮瑞霞，擁有14年傷口護理經驗的專科護士，已經成功為六百多人保住了腳。
54歲的處於糖尿病終末期的楊帆，六個月前出現視網膜、心臟、腎臟等多器官病變，右腳拇指也開始潰爛，去了很多家醫院都被告知需要截肢，但在阮瑞霞的持續治療後，不但沒有截肢，傷口也慢慢開始好轉。
由於丈夫對阮護士的工作不理解，兩人結束了婚姻關係，她說，對工作是真愛，捨不得也放不下。
護理腫瘤晚期病人也是阮瑞霞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她需要精細地清理患者局部潰爛導致的壓瘡，也需要面對一些特殊情況，如乳腺癌患者傷口打開後到處爬的蛆蟲，面額大面積腫瘤的患者。
那些撲面而來的傷口惡臭以及病人的低落情緒，會導致醫護工作者面臨比較大的思想壓力，這時，他們不僅要繼續做好清創工作，更要對患者進行心理疏導，幫助他們樹立信心，即使深知疾病本身治療不好，也不能表露什麼。
重症醫學科主治醫師虞竹溪，負責重症監護病房的患者。
監護室裡住著與她年齡相仿的沙媛，因妊娠期高血壓導致生產中肝破裂，生產時大出血。照顧之餘，她也儘量緩解沙媛的心理壓力，開些小玩笑，“你想不想看你現在臉都瘦了？”
手術前她特意來這邊給沙媛打氣，“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偉大？下午我送你去手術室，出來的時候我也會陪著你。”
沙媛手術成功後，氣管插管被拔出，失語多天後說的第一句話就是“虞醫生，謝謝你。”聲音沙啞微弱，感恩之情卻沉重有力。
都說隔行如隔山，我覺得這句話說的不僅僅是技能專業方面的缺乏，也有各個行業之間難以理解的苦楚與站位。
如果患者家屬同為醫療通道工作者，他們就更能理解醫生所要承擔的壓力和風險。人體比機器要複雜的多，患者和家屬的信任對醫生來說很重要。我建議大家有空的時候可以看一下阿圖·葛文德的《醫生的修煉》，他分享了一位外科醫生的成長曆程，讓外行人的我們在面對醫患問題時，也許就能夠更加理性地對待和處理問題。
舉書中的一個案例，阿圖在急診室裡遇到一個被診斷為嚴重感染蜂窩組織炎的女孩愛麗絲，他想起不久前自己親身經歷的一場手術，來自壞死性筋膜炎，患者最終由於未及時清理感染部分而不治身亡。於是阿圖請來同事分析，最終決定做切片檢查，並確定了壞死性筋膜炎的事實，女孩的父親將怎麼治療的權利交到了阿圖的手裡。經過了前後四次的清創手術，一年以後阿圖得以見到正常工作且可以奔跑的愛麗絲。
試想如果愛麗絲的夫妻不理解阿圖醫生，只覺得對方是想賺錢的無良醫生，那麼愛麗絲可能也會因傷口治理不當而離世。
“我們是同一條戰線上的戰友，我們的共同敵人是疾病本身”，在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形勢如此嚴峻的今天，我們應該感恩每一位醫護工作者，與他們站在統一戰線上，彼此支持和鼓勵，共度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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