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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神山医院护士吴亚玲母亲去世，身处抗疫一线的她在悲伤过后继续坚持在抗战一线，她说“我会在这里把我的工作做好，完成好我的任务，抗击疫情，不胜不归！”
正如莫泊桑所说，“每个人都深爱着自己的母亲而不自知，只有到最后离别那一刻才惊觉爱得如此深沉如此隐晦”。吴护士怎会不爱自己的母亲？但特殊时期，她选择了朝向家的方向深深鞠躬了三次，每一次都包含着对母亲深沉的爱与遗憾。
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为什么她不回家？即使是特殊时期，母亲过世送她回家也是情理之间的事。我想起不久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中国医生》，答案说的很明白了。
作为国内首部以医护群体为主角的大型医疗纪录片，《中国医生》这部纪录片将镜头对准全国各地六家大型三甲医院，选取多个科室的代表医生、护士，讲述了一个个真实且有温度的医患故事。它没有在努力渲染什么，只是真实展现了这些医护工作者最日常的状态，他们在救死扶伤道路上的悲欢离合。
我不敢死，因为还有很多事想做
脑卒中是我国最高死亡率的疾病，很多医院都为此设置了绿色通道，河南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朱良付每天都在“穿越火线”，担任着医院脑卒中绿色通道的组长。
83岁高龄的老太太，64岁的急性心梗大叔，这是他每天都可能面临的难题，手术一场接一场，最忙的时候需要在5个小时里完成16台造影手术，凌晨下班早已习以为常。有时候刚回家吃口饭，医院里的一个电话马上又催他回去。
每次手术前，他一边让护士准备手术所需的一切器材，一边跟家属耐心地说明情况，“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真的同意做手术吗？”每一句话都问得仔细。他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和群众交流的时候，他能感受到你是真心为他好。”
每周三的大查房，他会跟患者讲笑话，鼓励他们要保持乐观心态，并认真叮嘱随房医生注意事项。以前听朋友吐槽过住院时总像只小白鼠，被很多医生围观实验，当时我也有些理解她。但换位思考，如果没有更多年轻医生加入这个队伍，向经验丰富的医生学习，与日俱增的患者由谁来守护？毕竟，无数次的实践才成就了现在我们眼中的在世华佗。
手术室主管护师王奕说以后绝不让自己的孩子当医生，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因为深知辛苦，所以自己做就够了。但朱良付在回家吃饭的间歇却问小儿子，长大了当个医生好不好。就像我的几位高中同学，说爸妈在他们小时候就念叨，将来长大了千万不要做医生，但大多数还是子承父业，他们或是深知这个世界需要好医生，哪怕再多一个也好。
面对采访，朱良付坦言，“我其实很担心自己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因为无论是家庭的责任，还是自己的医疗责任我都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社会差不多要用25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一个，我如果现在死了，那就是在浪费国家资源。”
同样与危险为伍的，还有被誉为“心脏上的拆弹专家”的王东进主任。从医30余年的他带领团队完成了数万例心脏手术，且成功率高达99%。即使面对死亡率2天高达50%的主脉夹层，他也能在持续5个小时的挣扎中将患者从死神手中抢回来。
对他来说，每天工作17个小时是常事，周末还要去乡下义诊，几乎365天全年无休。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他的身体也开始罢工，严重的颈椎病，曾经痛到要戴颈托，腿部的静脉曲必须穿上弹力袜，否则就不能站台做手术，为此他还特别申请了按摩椅，偶尔在疲劳之后为自己缓解疼痛。
他说心脏外科需要身体最好的，否则就要被淘汰，但他身体都到了这种境况，仍然是与疾病战斗的前排兵。“我都要变残疾了，我这还算挺幸福的，大多数的外科医生没这个待遇。”手术间歇的他躺在按摩椅上笑着说。
医生是最不想患者出问题的一方
28岁烧伤科的徐晔医生，负责救治因媒体爆燃导致全身皮肤95%重度烧伤的老刘，家人因为经济原因已经多次提出无力继续治疗，他的心里困惑又煎熬。
“我们是真的很想救老刘，医生是最不想患者出问题的一方。”就像阿图·葛文德在《医生的修炼》里说的，好医生不会眼睁睁看着病人做出错误或伤害自己的决定而不闻不问，尤其在病人的决定和愿望相悖的时候，好医生要引导病人做正确的方向。徐晔想做好医生，他也是这样做的。
在医院的大病援助会议上，徐晔将老刘夫妻家庭的情况详细做了说明，希望能够给到一定的援助。“医生最怕的就是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作为医疗方不希望这个患者死。”
当听到与会医生纷纷说同意时，徐晔露出了笑容，2万对他们来说虽然是杯水车薪，但也能给老刘的康复带来希望。会后他马上进行了第二次家属谈话，希望家人可以坚持一下。
在老刘被家人强行出院的那个夜晚，他一个人在空旷的病房里，触摸着每天为老刘2小时换药的翻转床，那一刻，我们似乎能听到他内心的沮丧。因为一个月前，也是在同一间病房里，同样因为经济原因放弃了治疗的患者，最终离世了。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行，更何况是医生呢。当自己的极限每一次被抬高一点，医生就会变得习惯，这不是冷酷，这是冷静。” 送别了老刘，徐晔又开始投入到新的病患的救治工作中。
在魏主任众多的患者中，28岁患有胃癌晚期的李燕是她最关注的患者。这个姑娘在经历了相处六年的丈夫的离去，自己的病情发展也开始急剧恶化时，她的脸上也没有放弃灿烂的笑容，像一朵向日葵温暖着身边的人。
当得知有人愿意对她好，李燕提出想保留再次做母亲的权利，魏主任没有坚持让她摘除子宫。她请求院方针对李燕的情况做一次全面的专家会诊，并向院里申请基金，她说虽然困难但是会多打几次报告。
“如果一个病人去其他医院，都说没有办法了，到我这里，我说还有一点办法，我想这就是肿瘤科医生最大的成就了。” 故事的最后，魏嘉踏上了去国外为期三个月的交流学习之路，即使要长时间告别还不会说话的宝宝和亲人们，也愿意为无数个李燕这样的患者带回来新的希望。
“每一个兔唇的孩子都是很可爱的”
美容整形外科主任舒茂国已让数以千计的唇腭裂患者焕然一新，尤其是让孩子重获了新生。在他看来，整形美容手术跟普通的手术不一样，唇腭裂的孩子背后两个家庭都会受到影响，手术是通过外形的解决来拯救心灵。
每周四他出诊的日子，会有来自全国各地五六十个患者在等待他的帮助。这天，诊室来了一个特殊的孩子——李复渊，他因为先天性唇腭裂被父母抛弃在三九天里，被好心的李氏夫妻收养。
舒主任得知这个情况，不仅决定亲自给孩子做手术，并且不肯收一分钱，自己发动朋友为孩子捐款。是的，李复渊的幸运不在于减免了手术费，而在于遇到了仁心仁术的好医生。
舒主任的黄金搭档是麻醉手术室主任王强，他需要保证22个手术室近200台手术的顺利，随时准备。
麻醉的力度会影响到人的记忆、智力，需要精准入药，像很容易气道痉挛的兔唇患者，等待骨折救治却发生房颤并发症的83岁老太太，每一次复杂病人出现特殊情况，王强主任给麻醉剂量都能恰到好处，为外科医生开好路。
两人从1966年搭档到现在，20多年磨合了老友的默契，也为无数成功手术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每一台成功的手术都需要一个团队的默契配合，相互支撑，任何一个环节出故障都可能导致整台手术失败，导致患者致残，甚至失去生命。
孙敬武，耳鼻喉科主任，素有“江淮名医”之称，过着门诊、病房、手术室常年三点一线的生活。
他说，被称为先生的行当有两者，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医生，这是全社会对医疗行业的信任，作为医生想把所有的能力、技术、经验都要用在病人身上，把他治好。
“人是有感情的，我们给患者进行治疗，不但治他身心的痛苦，还有疾病给他带来的精神压力，我们对待患者一定要把他当为我们自己的一个亲人，去关心他、关照他。”所以，他每次与患者的术前谈话都要将近一个小时，确保对方听得懂，但他全程都和颜悦色。
通过成功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一岁多的闫靖轩已经可以对声音产生基本的反应了，他对这个世界露出好奇的眼神，好未来也在等着他。
外科医生又被称为“螺蛳壳里道场”，一个完整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是要在患者的内耳中放入约30毫米长的24个电极，需要经过五道开槽磨骨，极其繁复精微，唯有数十年如一日的谨慎与专注才能完成。
人工耳蜗植入是一项成熟的技术，目前已让一千名儿童受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无数个孙医生的努力下， 中国更多的失聪患者可以重新听见世界的声音。
医生和病患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士
白血病被称为“血癌”，起病快，进展快，死亡率高，若得不到及时救治，自然生存率不会超过三个月。从1987年开始，血液科学术主任孙自敏就奋战在一线，至今已有33个年头。
24年前，她因无力救治患者感到遗憾，离世的人里还有自己的大学同学。那时她甚至不想再做血液科医生了，多年来不敢去同学的墓地。
但随后她立志一定要攻克白血病，否则就不再做医生了。无数次翻阅国外的研究资料，不断实践最终发现了脐带血移植技术，给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
10岁的何宇轩是一位恶性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确诊的前五个月完全依赖输血生存。直到他遇到了孙主任，现在，他将在这里接受脐带血移植手术，要同时面对难度高、术后并发症多、易感染的风险。
在走进隔离舱前，她坚定地对宇轩说“就像我们被重围包围了，要打突围战。突围战能不能冲出去，你是战士。”
就是这样的坚定与关爱，让小宇轩在隔离舱里坚强挺过了33天，每天连续吊水24小时，在成功做完手术后顺利出院。
“24年了，也就是到了今天，我才有勇气过来见你……”
牟一平，胃肠胰外科主任，是国内胃和胰腺外科领域的专家，每天要连续穿梭在多个手术室之间，团队每年要做2000多台手术，每场手术持续八九个小时都是寻常事。
在该领域可以算是顶级专家的他，却在面对采访时说到，
越是熟悉的越要当成不熟悉的去处理，这样才最能理智地处理，能够最好地发挥。“你要做的好，肯定要艺术家的要求，现在讲的工匠精神，这是肯定必不可少的。”
牟主任提到的这点，现在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航空领域、医疗水平较高的医院里已被广泛运用，而且显示出强大的作用。
阿图的另一本经典之作——《清单革命》全书都在强调清单的重要性，因为即使是“超级专家”也会犯错，科学正确的运用清单，将每一步都做到精益求精，就像你第一次做这个事情，才能降低整体的失败率。
我们想降低疾病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打卡，称体重，上透析机，每周3~4次，每次4~5个小时，这是尿毒症患者的日常。频繁的血透生活，他们最需要的是耐心细致的护理人士，因为除了身体上的治疗，疼痛的折磨还需要心灵的陪伴与建设。
田素革，是一位从事18年肾脏病护理工作的老护士了，已经与很多患者成为了好朋友。
医院每年都会定期组织肾友会，她会亲切问患者的近况，叮嘱治疗方法，鼓励患者相互交流。医院里还为此特别设立各种奖项，“最佳照顾奖”、“最长透龄奖”、“艺术人生奖”等鼓励着坚持治疗比较好的患者。
平时，田护士长不仅要管理来院常规治疗的患者，还需要跟访在家自行治疗的200位腹膜透患者。每个病人每个月都要保证1~2次的电话沟通，同时还通过微信建群的形式跟大家保持沟通和做知识普及，也要定期到病人家里随访，详细了解透析情况。
在她看来，有医生护士的管理陪伴，病人才会有安全感，归属感，才更有利于病情的治疗。
金老师是省作家协会的作家，负责给孩子们写美的童话故事，在跟尿毒症斗争了10多个年头，先后出现了很多不同程度的并发症，但从未抛弃对美的追求，持续产出了很多作品，其中也有专门写给医护工作者的诗歌。
他称医院是“外婆家”，对医护工作者总是怀着感恩之心，积极乐观的治疗心态也深深感染了大家。
最大的危险化险为夷是我们追求的
感染病科主任潘红英有位坚定的“追随者”，那就是肝癌患者辛月芳，十年来她曾多次昏迷，都被潘主任成功抢救。
辛月芳哽咽着说只要自己提要求，她尽量都会满足，哪怕12点钟打电话给她，也会教自己怎么做。为了减轻月芳的经济压力，在药品的选择上，潘红英也尽量选择国产的，说钱要用在刀刃上，她是月芳的第二个娘。
虽然深知肿瘤病人后期可能是没什么办法了，但是潘主任强调不能放弃治疗的同时，关爱更重要。直到月芳生命的最后一刻，潘主任也一直陪在身边。
阮瑞霞，拥有14年伤口护理经验的专科护士，已经成功为六百多人保住了脚。
54岁的处于糖尿病终末期的杨帆，六个月前出现视网膜、心脏、肾脏等多器官病变，右脚拇指也开始溃烂，去了很多家医院都被告知需要截肢，但在阮瑞霞的持续治疗后，不但没有截肢，伤口也慢慢开始好转。
由于丈夫对阮护士的工作不理解，两人结束了婚姻关系，她说，对工作是真爱，舍不得也放不下。
护理肿瘤晚期病人也是阮瑞霞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她需要精细地清理患者局部溃烂导致的压疮，也需要面对一些特殊情况，如乳腺癌患者伤口打开后到处爬的蛆虫，面额大面积肿瘤的患者。
那些扑面而来的伤口恶臭以及病人的低落情绪，会导致医护工作者面临比较大的思想压力，这时，他们不仅要继续做好清创工作，更要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即使深知疾病本身治疗不好，也不能表露什么。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虞竹溪，负责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
监护室里住着与她年龄相仿的沙媛，因妊娠期高血压导致生产中肝破裂，生产时大出血。照顾之余，她也尽量缓解沙媛的心理压力，开些小玩笑，“你想不想看你现在脸都瘦了？”
手术前她特意来这边给沙媛打气，“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伟大？下午我送你去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我也会陪着你。”
沙媛手术成功后，气管插管被拔出，失语多天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虞医生，谢谢你。”声音沙哑微弱，感恩之情却沉重有力。
都说隔行如隔山，我觉得这句话说的不仅仅是技能专业方面的缺乏，也有各个行业之间难以理解的苦楚与站位。
如果患者家属同为医疗通道工作者，他们就更能理解医生所要承担的压力和风险。人体比机器要复杂的多，患者和家属的信任对医生来说很重要。我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阿图·葛文德的《医生的修炼》，他分享了一位外科医生的成长历程，让外行人的我们在面对医患问题时，也许就能够更加理性地对待和处理问题。
举书中的一个案例，阿图在急诊室里遇到一个被诊断为严重感染蜂窝组织炎的女孩爱丽丝，他想起不久前自己亲身经历的一场手术，来自坏死性筋膜炎，患者最终由于未及时清理感染部分而不治身亡。于是阿图请来同事分析，最终决定做切片检查，并确定了坏死性筋膜炎的事实，女孩的父亲将怎么治疗的权利交到了阿图的手里。经过了前后四次的清创手术，一年以后阿图得以见到正常工作且可以奔跑的爱丽丝。
试想如果爱丽丝的夫妻不理解阿图医生，只觉得对方是想赚钱的无良医生，那么爱丽丝可能也会因伤口治理不当而离世。
“我们是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疾病本身”，在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形势如此严峻的今天，我们应该感恩每一位医护工作者，与他们站在统一战线上，彼此支持和鼓励，共度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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