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日本如何由“個人獨立”轉向“軍國主義”
秦暉 友朋說 2019-01-23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引入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影響大增的個人自由觀念卻不是這種模式，而是很大程度上來自日本。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以後，尤其是庚子以後，一方面學習西方的必要性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另一方面日本被認為是學習西方成功的典型，國人多以日本為學西的中介。加上文化與地理更近，留學成本更低，留日大潮興起，規模遠非此前之留學歐美可比。後來中國的維新派在戊戌失敗後，革命派在辛亥勝利前，也以日本作為主要流亡地，自然也受到日本的影響，並把這種影響傳回國內。
在一戰期間歐洲兵燹連年，出國留學者幾乎都往日本。而這個時期恰恰是個人自由觀念大舉進入中國之時。從初期倡導個人自由最力的章太炎及“章門弟子”魯迅、周作人、許壽裳盧毅：《章門弟子與近代個性解放思潮》，《北方論叢》，2006年第2期。，到後來成為共產黨締造者的“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以及文化姿態更激進的那幾位：主張廢除漢字的錢玄同、直接點名批孔的易白沙、吳虞等人，都是留日出身，且他們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個人自由思想之形成都與其留日經歷密切相關。
當時日本的個人自由思想雖也是受“西學”影響，但卻更受到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獨特的問題意識所培育。與中國大不相同的是，日本明治時代的近代化不是一個走出“秦制”的過程，卻更像是一個走出“周制”的過程。明治以前的日本是一種諸藩林立、天皇虛位的“封建”狀態，某種程度上類似於中國的“周制”，而維新就是要“大政奉還”（諸侯向天皇交還權力）、“廢藩置縣”。如維新先驅吉田松陰所言：“天下為天皇一人之天下，而並非為幕府之天下”，力倡“一君億兆臣民”。吉田松陰：《將及私言》，轉引自馮天瑜：《“封建”考論》（電子版）。而按木戶孝允的說法，明治變法“三百諸侯舉而其土地人民還納，不然一新之名義不知在何”。木戶孝允：《版籍奉還建言書案》，《木戶孝允文書》八，日本史籍協會，第25~26頁。轉引自馮天瑜：《“封建”考論》（電子版）。 顯然這位明治元勳心目中的“一新”就是實現了周秦之變式的大一統，而隻字不提憲政民主。
中日雙方都有不少人把日本的變革比之為“西化”版的“周秦之變”。馮天瑜：《“封建”考論》多引此類材料，可參。與中國周秦時期的“儒法鬥爭”類似，日本在明治時代“脫亞入歐”之前也經歷過一場“脫儒入法”的江戶時代“新法家運動”。韓東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華書局，2003年。 而明治時期的反儒學西雖然引進了一些憲政成分，卻主要是用它消除“藩權”，而非消除皇權。論者認為“日本式立憲”之不同於“英國式立憲”，就在於後者裁抑君權，前者卻捍衛君權，見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7頁。藩權消除后皇權反倒坐大，並經其後的發展，在軍部專權和北一輝的“皇道社會主義”推動下湮滅了憲政，短暫的“大正民主”成為小插曲，由明治到昭和的主流使日本走上軍部鴟張、天皇獨斷、以舉國體制窮兵黷武造就“虎狼之師”的軍國主義之路。
“軍國”和“軍國主義”這類詞在後來抗日時期的中國成為嚴重的貶義詞，但在清末民初傳入中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新文化運動期間，它不僅沒有貶義，而且明顯是一個褒義詞。早在20世紀初，嚴復就把傳統社會的現代化描述為“宗法社會”變成“軍國社會”的過程，在他看來“周秦之變”就把這一過程完成了一半，現在要完成另一半。嚴復：《政治講義》，《嚴復集》第5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1245頁。當時的革命派汪精衛、胡漢民、章太炎等與他辯論，但辯的主要是“排滿”革命並非出於“宗法”偏見，也無礙於乃至有助於追求“軍國主義”。換言之，在“軍國主義”值得追求這一點上，雙方並無異見。
而追求“軍國主義”就必須實行一種獨特的“個人解放”，即嚴復所謂“言軍國主義，期人人自立”。嚴復譯、甄克思著：《社會通詮》，見《嚴復合集》第12冊，臺北，辜公亮文教基金會，1998年，第145~146頁。何以說是“獨特的”？那是因為當時風行的這種個人解放實際強調的是個人對於家庭、家族、鄉里、采邑等依附性親緣社會、熟人社會或筆者定義的“小共同體”的獨立，而非個人對民族、國家、“人民”以及自命為代表這些“大共同體”的“組織上”的獨立。甚至，把個人從家庭、家族、宗藩中解放出來，就是為的讓其能為“國家”或“組織上”的偉大事業所用，成為這些大共同體的工具，而不是讓其成為真正自主的、無論對大小共同體均擁有充分權利的現代公民。
1905年至1907年間的爭論主要關鍵詞還是“軍國主義”而不是“人人自立”，到了新文化運動中，“個人”就越來越成為“關鍵詞”了。
實際上，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周秦之變中，法家抨擊儒家時就倡導過這種“爹親孃親不如皇上親”的“偽個人主義”。大共同體本位的強化需要直接對個人進行控制，為此就不能容忍小共同體梗在其間，這就是韓非所謂的“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眾”。《韓非子•揚權》。因此在小共同體內提倡“各顧各”以瓦解其“聚”，就成了秦制的一大特色。法家提倡“性惡”，獎勵“告親”，禁止“容隱”，強制分家，“不得族居”，規定父子夫妻各有其財，鼓勵做“君之直臣，父之暴子”，而反對做“父之孝子，君之背臣”，甚至造成一種六親不認的世風。賈誼：《過秦論》。而日本在明治前的“脫儒入法”也具有類似的特點。
福澤諭吉
明治維新時，這種“日本式自由主義”達到高潮。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式啟蒙思想家，一方面鼓吹子女獨立於父母、家臣獨立於藩主、個人獨立於群體，“一身獨立，一家獨立，天下國家亦獨立”。“獨立即自己支配自己的身體，無依賴他人之心。”“‘獨立自尊’的根本意義恰恰在於主張個人的自主性”。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三卷，巖波書店，1958年，第57、71、77頁。但另一方面，福澤諭吉又宣傳無條件忠於天皇，並且為此抨擊儒家妨礙“忠君”。繼明治前夜吉田松陰抨擊孔子周遊列國是為“不忠”之後，福澤諭吉更提出反“儒權”而揚皇權。福澤諭吉宣稱：中國文人“深受儒權主義的教養，腦中充滿驕矜自誇的虛文”，頭腦比較複雜，難於唯君主之命是從。而“日本的‘武家’大都無知，不懂學問”，“只以武士道精神而重報國之大義，一聽說是國家的利益，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去做，猶如水之趨下一般自然”。福澤諭吉：《西洋事情》。
於是福澤諭吉的“自由”與“個人獨立”，其具體含義就變成獨立於藩主，而效忠於國家；獨立於本家族，而效忠於天皇；獨立於小共同體，而依附於大共同體。後之流風所及，連所謂婚姻自主、個性解放等，也都是叫人從“父母的人”變成“天皇的人”，而非真正成為獨立的人。甚至養兒不盡孝而去當“神風隊”，養女不事夫而去做慰安婦。女子可以不從父母，不守婦道，私奔苟合不以為意，但國家或天皇一旦召喚，她們就應該“報國奉仕”去供人蹂躪！日本式的“個人自由”就這樣與“軍國主義”成為二位一體的怪胎。
隨著軍國主義在福澤諭吉身後的繼續發展，強大起來的日本從學習西方變成了對抗西方，福澤諭吉時代的“脫亞入歐”也變成了皇道派敵視歐美的“大東亞主義”。但是，“脫儒入法”式的“日本傳統批判”卻在軍國主義狂潮中繼續發展。一些狂人在敵視西方的同時也不滿意日本過去沾染上的“儒家劣根性”，他們除了崇奉被認為日本國粹的神道外，仍然佩服中國的法家，以為後者的“大陸精神”可以治療日本的“島國病”。
明治後日本之走向軍國主義，幾乎是“脫儒入法”的邏輯延伸。佐藤清勝於侵華戰爭期間、太平洋戰爭前夕的1939年出版兩卷本大部頭的《大日本政治思想史》，書中極力貶低儒學對日本的影響，他認為儒家在日本的影響只是從大化改新到桓武天皇這一時期（即相當於我國唐朝的奈良時期）與日本原有的“神治”與“禱治”混合運行，形成所謂“神德兩治”與“德禱兩治”。而桓武以後就衰亡了。到江戶時代出現以法家來改造儒家的所謂“武德兩治時代”，其進一步的發展便形成了明治的“法治時代”，照他的說法，這時出現的明治維新更是以法代儒，猶如近代版的周秦之變。
不同於明治時期日本的“歐風美雨”，這時隨著“大和魂”、“武士道”的膨脹，以佐藤清勝為代表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顯然已是敵視西方、蔑視中國，但耐人尋味的是他仍崇尚韓非式的所謂“法治”。佐藤清勝：《大日本政治思想史》，東京，大日本政治思想史刊行會，昭和14年，上卷，第46~219頁；下卷，第86~253頁。尤為有趣的是此人還熱衷於批判日本人的“劣根性”。當時就有中國學者指出：佐藤清勝“為敵國‘弄筆’軍人中之自厭色彩最濃者。……又高唱日本人應擺脫島國性，求為‘大陸人’以開創新歷史之說。彼之《滿蒙問題與大陸政策》一書，罵政府、罵國民，怨天恨地，以日本甘於島國性之桎梏為不當，甚至詬東京為‘籠城’，跡其跳踉叫囂之目的，無非以整個吞噬中國為制就日本人為‘大陸人’之基礎而已。彼有一幻想，即使日本國都向大陸遷移，其計劃之第一步遷東京政府於朝鮮，第二步遷於‘滿洲’，第三步遷何處，彼未言，以意測之，殆北京、南京乎？佐藤因素持遷都大陸論，戰前對其本國之諸多建設皆表不滿，甚至架鐵路、裝電線、浚河川，彼皆以‘不必要’一詞而否定之，其自厭程度之深，可想見矣！”張慧劍：《辰子說林》《中華歷代筆記全集•民國》本，其中提到的佐藤清勝著作即《満蒙問題と我大陸政策》，春秋社昭和6年版。
這個佐藤清勝可算是“脫儒入法但不入歐”的代表、既反“西方”也反儒的“國民性批判”之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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