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办教师生涯》——长篇记实散文5
前些日子回老家坡北村，在街道碰见一位老友，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笑着说：“不行咧，到五队去呀。”
五队我知道，是那个“极乐世界”——公墓。
我们坡北村，建社时，全村分为四个生产小队，袁家村一队和二队，李家村三队和四队。早先，对那些年纪大的，干不了活，在村上三角旯旮聚堆抽旱烟聊天的地方，人们叫“鬼市”。意思很明显，这些人快要做鬼了。而把那些真正做鬼的，叫进坟了。那时，当问及某人，若此人已经殁了，便谓之进坟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吧，社会上五讲四美三热爱，人们嫌说进坟难听，便改变了称谓，把坡北大队进入坟墓的人统编为五队。并对即将离开人世的队长，书记等有点官衔的还打趣说：“赶紧走，五队没书记咧”，“赶紧走，五队换队长呀！”
村上人们上世纪七十年代，不把这些殁了的人编入五队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个五队。
我现在一直在想，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不是因为吃大锅饭而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当时，人们不考虑生育成本，分粮有生产队，上学不要钱，看病吃付中药两三毛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生白不生，白生谁不生。
可生下来，得养得育呀，你家里好办，把被子缝大一点，就可以多盖一个娃，炕是“一头毛驴没脖项，有多没少能驮上”。可学校不行了，盛不下了，一张课桌，本应坐两个学生是标配，可有时得坐三个，弄个中配，实在不行了，坐四个，再来个高配。
五个年级，原先分三个教学班，两个复式班，一个单式班。复式班就是一个教室二个或二个以上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上课。一个教师轮流分别给两个级的学生讲解。给这个级讲那个级做作业，给那个级讲，这个级做作业。但复式班有复式班的教学规律，要合理安排。一般是一三年级分一个班，二四年级分一个比较合适。有同堂同课（同时上一门课，你语文，我也语文）；也有同堂异课的（甲数学，乙语文）。这样分班教材难易有较高的台阶，一个老师在上边讲，年级双方互相不止于串“音”（你不听我的课，我不听你的课），有利于教学。有的老师，一个人教四个年级，实在忙不过来，就想了个怪办法：馍摞馍。即今年一个年级全部升级，一个年级全部留级，象二年级全部升到三年级，三年级全部留级，全校这学年便少了一个年级，教师负担可以轻一点。我们村子大，当然不能这样分班，也不敢这样分班，虽说是“工分教师”，但归上边教育行政部门管。我们想科学分班，按规律分班，但这样分班的缺陷是根据不了学生数，有时想这样分，可分成的班学生太多，教室坐不下。无奈，我们又试着按人数分，可还是不行，老串“音”。后来没办法了，我们把原来的老戏楼（戏台子）改的大教室，又改分成了两个小教室。戏楼太高，我们给中间垒的隔墙高度不够，西边教室一个教师讲课，声音可以飘到东边的教室，同样东边教室的另一个老师讲课，声音又可以飞到西边教室。声音本身有穿透力，何况隔墙上头是相通的，更何况李广纯这家伙个子最小，声音最大，经常象孔乙己一样，摇头晃脑做些怪异的动作，逗得学生大笑，而严重的干扰了我们这方的教学。还有，李少民嘛，你把你那头俯一下嘛，讲课咱是对学生讲，又不是对戏楼顶雕的梁画的栋讲，非要仰着头讲，象挑衅似的，故意把声音传给我们这方。真是“扬声气”，他一扬头，我就生气。
过去人们讲唱对台戏，那是两个台子，中间又有较大较远的距离，这边的戏唱得好了，人就会跑到这边，那边见人少了，使出全身解数，甚或派更加出色的台柱子出来表演，三白菜不行了换二白菜，二白菜不行了换大白菜，（这几大白菜是我们县以前剧团的名演）以便吸引观众。双方都尽量使用声艺技的力量，来压垮对方。
我们的对台课，开始也使用声这一武器，你大了我的也大了，你高了，我的也高了，可我天生声音嘶哑，总是比不过人家，只得败下阵来。“李大（有时也说二，根据对象）先生，你能不能把你声放小一点，讲课不是货郎卖货，怕声小了背巷人听不见！再说，你声大不怕把头憋破了！”无奈之下，我不得不这样向对方呐喊。这下，对方声音降了下来，可讲着讲着又高了，李大先生爱动真情，真情需要真声，然你声情并茂时我近乎晕倒了。
就这样，队上的社员还有意见，说我们整天在凉房里坐着，风吹不上，“爷”（太阳） 晒不上，雨淋不上，跟皇上他二爸一样。还有人说：“做活时没鬼（你这个人），垫圈时纯腿，拌草时纯嘴”。是的，我们分的队里的粮，没给队上干活，确实没有出力，可我们出了声啊！直到现在，我仍怀疑我的声音嘶哑是不是和当时的讲课有关，是不是和李大李二先生有关。
就这样凑合着分班，凑合着讲课，到最后教室还是容纳不下，实在该重新建学校了。
建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选校址，兑地皮就够你喝一壶的。好处是当时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还是很到位的，尽管当时三队的李自修叔（按村上的辈份）实在不愿意让出他家的自留地，最后还是让出了。
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坡北村当时的书记李少武，他的家族里，在外面干事的人多，不知他通过什么渠道，给村上弄了一些檩条。大家合计了一下，拆掉原来的戏楼，古庙，把拆下的砖瓦木料和新买的合起来，差不多够盖十间大房，做四个教室，剩一个年级，差一个教室，用窑洞替代一下，给新学校后边的崖上再箍两孔窑。这样加上原来的两孔打的窑，足够用了。
老学校要拆除，新学校还未建，怎么办，只得把学校搬到村里的私人住宅，暂时栖息上课。那时的坡北村，所有的房全是一边流水的单背房，跨度太小，并且大多是解放前盖的破旧房，还十分稀少。一个一千多口人的大村，解放后人口增添了四百多口，房屋却新建不了几间，虽然有和父母分家的，但新分户全部找的土崖打的窑。贾府里的焦大，是不敢去爱林妹妹的，想都不敢想。
一周八匝，这家安排一个年级，那家安排一个年级，总算勉勉强强把百十名学生搁到了一个个不见雨不潮湿的干地方。那时的坡北村有多大，学校就有多大。一下课，满街道都是学生在跑。
教室不比过去的旧庙，戏楼，跨度最大的六米，教室里边得摆四行课桌，并且前后需要台檐，跨度应在七米以上。旧庙旧戏楼拆下的旧椽短，够不着，需给后边接一短些的椽，我们当地叫拖椽，可是当时没有。村上组织了几个社员代表上门入户，让每家捐两条短椽。说起来有趣，那几个收椽的社员也认真，在袁家一户人家收了一条好椽，他们把这条样品靠在什字中间的墙上，让大家把自家捐的椽拿来和那样品椽比较，有些人找来的椽太差，自己都觉得交不了差，就回家另找去了。那些日子，什字的人很多，很热闹，有些学生一下课就往什字跑，搞得教师实在没法。
那时一所学校分别在五个私人的住宅里上课，各自为战，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有的上课迟，有的下课早，本身就不统一，加之有的一家几个孩子，又不在同一年级，同一地点，姐姐找妹妹给铅笔，弟弟找哥哥要橡皮，如文革时串连，乱得像一群蚂蚁，粘得像一锅搅团。
就这还不行，学校盖房的匠工是村上花钱请的，有专门的灶，土工则是各队抽的，人员庞杂，吃饭时又各回各家，婆娘麻利一点的，土工吃了饭就马上来伺候匠工了，婆娘邋遢的，饭给男人按时做不出来，别人都开工了，他还在家里等饭吃。而那些思想有问题，耍奸溜猾的，则躲在家里不出来，等人叫。
农业生产集体化的道路走了二十多年，农民仍然在贫困线上徘徊，人们当初的凝聚力一天天衰退了，热情一天天消失了，对那美好的将来期望值减少了，甚至觉得那是缈茫的，遥不可及的。
皇上急，宫宫不急，干部急，社员不急，匠人急，土工不急。当时，李少武书记管建校，他工地上开不了交，便找学校。一来到“学校”便飞火溅烧，快赶紧派些娃去给咱搬砖，搬瓦搬胡基（土坯，垒墙用的）……
李书记一肚子的苦水，一脸的委屈。“这伙死锤子日的，把人能气死，能急死。”他只差跳起来骂娘了。
我们能说什么呢，不说归大队管，光书记那近乎哀求的口气就够感动人的。于是老师放下手中的教本，学生撂开正做的作业，开始搬砖瓦胡基了。有时你搬一会儿，土工来了，你回来了。有时，你得干大半晌甚至一晌。有啥办法呢，在那腰来腿不来，手来脚不来，驴拉马不拉的年代，恐怕只有临阵抱佛脚了，可没有佛，只好找校长，校长手下有百十号兵，虽够不上大军，也挺雄壮的。
土坯在新校址的旁边，搬距挺近，容易点，而那些旧砖旧瓦在老校址，离新校址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大点的娃，躲着不好好搬，小点的娃搬不动，我们只得给他们按年级按年龄分配了任务，一个人搬多少有数量要求。一个年级的学生，年龄有大有小，个头高低不一，有的学生说老师不公道，有的搬着搬着又告某人的黑状，说的笑的，哭的闹的，队伍拉了半里路长，比当年秦香莲告御状还恓惶。新砖瓦在大队的砖瓦窑，距离更远，有时带学生去搬时，砖瓦从窑里（烧砖瓦的）还没起出来，还得下窑去搬。窑深，怕不安全，老师须下去往上传递。
搬回来，学生小，摞不成，我们几个还得摞。最讨厌的是那些手工制造的旧瓦，参差不齐，长短不一，有的看起来囫囵，其实裂了缝，又得二次分拣。
二次分拣要二道工序，先把瓦捏在手里，用碎瓦片敲击一下，通过击打的声音判断是囫囵的，还是裂缝的。然后，在地上揳两个小棍，小棍的间距作为瓦的宽度，把一页一页瓦从中往过拉，窄的不行，宽的也不行，专挑宽度一样的。房屋上瓦（动词，把瓦镶进房上的泥里）瓦，长短可以不齐，因为它一片压一片，但宽窄须一致，宽窄不一致，瓦行与行之间啮合不严密，漏雨。
那些日子，我们的主业成了建校，学生的作业成了搬运。家长有怨气，我们老师有怨气，学生也有怨气。
李大先生有点迂腐，也有点较真，经常有拿上碌碡打月亮，既看不来远近，又掂不来轻重的举动。记得他曾经在阶级斗争的弦繃得特别紧的批林批孔大会上，提出一个当时骇人听闻的话题：对孔老二能不能一分为二。当即全场哗然，人们面面相觑，直吸冷气。多亏了当时的专干揽了这个把，批评了一顿才了事。天下事就是这样，似了非了不了了之。世外人，也有法规，虽说无法，但无法即法。要不然，怎么有个玉皇大帝。
终于，李大先生的怨气变成怨言，这一天，当另一名领导来派活时，他怒了：“成天派活呢，把学校办成怂了，这是坡北学校，不是第五生产队！”
也难怪李大先生直言，虽说教书这活，干好干坏时间一完，课就完了，但人还是要睡瞌睡的，瞌睡还得从眼睛里过去，你可以少睡，但不能不睡。学生的知识，不一定让其全部掌握，但至少得掌握个七厘八分。良心道德要求你这样做。
五队的称呼从那以后，便叫开了，我们后边一见大队干部来，就喊当时的袁济安校长说：“五队队长，活又来了”。
通过一二三四五队全体社员几个月的努力，坡北村新学校终于落成了。一二三四队的社员解脱了，回到了本队参加其它农活劳动，可我们五队社员的建校劳动还没结束，我们还得平整校园，砖铺教室地面，还得修筑学校马路，绿化美化香化校园环境，所以这个五队又存在了一段时间，才没人叫了。
后来，我们的五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称呼也慢慢无人知道了。这时，新的五队出现，真是人挪地方鬼占窝。
我们五队的名字让别人叫去了，就是现在的五队，并且是那么种意思。我们真有点忿忿不平。可后来想，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不是也慢慢被八路军替代了吗！于是，我们释然了。
好的是中国人没有忘记红军，一直尊重敬重那些老一代。如今，差不多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五队社员，差不多都是新一代，走到现在，能有老一代资质的人还不太多。我希望他们一直年轻，尽量不要步入如今的五队的队伍行列。
五队啊五队，我们不会忘记你，但愿坡北村的后人也不会忘记你。你记载着一段辛酸的历史，也铭刻着一圈光辉的年轮。
袁炳纲，一九五五年生于陕西省礼泉县昭陵镇坡北村，一九七二年参加教育工作，一直执教于坡北初小。一九九六年调原建陵教育组工作。二零一五年退休，小学高级教师。从小热爱文学，曾先后在陕西日报，咸阳报、秦都、秦川、西部文学等十几家文艺刊物和网络平台上发表过二三十万字的小说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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