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辦教師生涯》——長篇記實散文5
前些日子回老家坡北村，在街道碰見一位老友，問他最近身體怎麼樣，他笑著說：“不行咧，到五隊去呀。”
五隊我知道，是那個“極樂世界”——公墓。
我們坡北村，建社時，全村分為四個生產小隊，袁家村一隊和二隊，李家村三隊和四隊。早先，對那些年紀大的，幹不了活，在村上三角旯旮聚堆抽旱菸聊天的地方，人們叫“鬼市”。意思很明顯，這些人快要做鬼了。而把那些真正做鬼的，叫進墳了。那時，當問及某人，若此人已經歿了，便謂之進墳了。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吧，社會上五講四美三熱愛，人們嫌說進墳難聽，便改變了稱謂，把坡北大隊進入墳墓的人統編為五隊。並對即將離開人世的隊長，書記等有點官銜的還打趣說：“趕緊走，五隊沒書記咧”，“趕緊走，五隊換隊長呀！”
村上人們上世紀七十年代，不把這些歿了的人編入五隊是有原因的，因為那個時候還有個五隊。
我現在一直在想，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不是因為吃大鍋飯而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增長。當時，人們不考慮生育成本，分糧有生產隊，上學不要錢，看病吃付中藥兩三毛錢，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不生白不生，白生誰不生。
可生下來，得養得育呀，你家裡好辦，把被子縫大一點，就可以多蓋一個娃，炕是“一頭毛驢沒脖項，有多沒少能馱上”。可學校不行了，盛不下了，一張課桌，本應坐兩個學生是標配，可有時得坐三個，弄箇中配，實在不行了，坐四個，再來個高配。
五個年級，原先分三個教學班，兩個複式班，一個單式班。複式班就是一個教室二個或二個以上年級的學生坐在一起上課。一個教師輪流分別給兩個級的學生講解。給這個級講那個級做作業，給那個級講，這個級做作業。但複式班有複式班的教學規律，要合理安排。一般是一三年級分一個班，二四年級分一個比較合適。有同堂同課（同時上一門課，你語文，我也語文）；也有同堂異課的（甲數學，乙語文）。這樣分班教材難易有較高的臺階，一個老師在上邊講，年級雙方互相不止於串“音”（你不聽我的課，我不聽你的課），有利於教學。有的老師，一個人教四個年級，實在忙不過來，就想了個怪辦法：饃摞饃。即今年一個年級全部升級，一個年級全部留級，象二年級全部升到三年級，三年級全部留級，全校這學年便少了一個年級，教師負擔可以輕一點。我們村子大，當然不能這樣分班，也不敢這樣分班，雖說是“工分教師”，但歸上邊教育行政部門管。我們想科學分班，按規律分班，但這樣分班的缺陷是根據不了學生數，有時想這樣分，可分成的班學生太多，教室坐不下。無奈，我們又試著按人數分，可還是不行，老串“音”。後來沒辦法了，我們把原來的老戲樓（戲臺子）改的大教室，又改分成了兩個小教室。戲樓太高，我們給中間壘的隔牆高度不夠，西邊教室一個教師講課，聲音可以飄到東邊的教室，同樣東邊教室的另一個老師講課，聲音又可以飛到西邊教室。聲音本身有穿透力，何況隔牆上頭是相通的，更何況李廣純這傢伙個子最小，聲音最大，經常象孔乙己一樣，搖頭晃腦做些怪異的動作，逗得學生大笑，而嚴重的干擾了我們這方的教學。還有，李少民嘛，你把你那頭俯一下嘛，講課咱是對學生講，又不是對戲樓頂雕的梁畫的棟講，非要仰著頭講，象挑釁似的，故意把聲音傳給我們這方。真是“揚聲氣”，他一揚頭，我就生氣。
過去人們講唱對臺戲，那是兩個臺子，中間又有較大較遠的距離，這邊的戲唱得好了，人就會跑到這邊，那邊見人少了，使出全身解數，甚或派更加出色的臺柱子出來表演，三白菜不行了換二白菜，二白菜不行了換大白菜，（這幾大白菜是我們縣以前劇團的名演）以便吸引觀眾。雙方都儘量使用聲藝技的力量，來壓垮對方。
我們的對臺課，開始也使用聲這一武器，你大了我的也大了，你高了，我的也高了，可我天生聲音嘶啞，總是比不過人家，只得敗下陣來。“李大（有時也說二，根據對象）先生，你能不能把你聲放小一點，講課不是貨郎賣貨，怕聲小了背巷人聽不見！再說，你聲大不怕把頭憋破了！”無奈之下，我不得不這樣向對方吶喊。這下，對方聲音降了下來，可講著講著又高了，李大先生愛動真情，真情需要真聲，然你聲情並茂時我近乎暈倒了。
就這樣，隊上的社員還有意見，說我們整天在涼房裡坐著，風吹不上，“爺”（太陽） 曬不上，雨淋不上，跟皇上他二爸一樣。還有人說：“做活時沒鬼（你這個人），墊圈時純腿，拌草時純嘴”。是的，我們分的隊裡的糧，沒給隊上幹活，確實沒有出力，可我們出了聲啊！直到現在，我仍懷疑我的聲音嘶啞是不是和當時的講課有關，是不是和李大李二先生有關。
就這樣湊合著分班，湊合著講課，到最後教室還是容納不下，實在該重新建學校了。
建校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選校址，兌地皮就夠你喝一壺的。好處是當時人們對教育的重要性認識還是很到位的，儘管當時三隊的李自修叔（按村上的輩份）實在不願意讓出他家的自留地，最後還是讓出了。
寫到這裡，不得不提到坡北村當時的書記李少武，他的家族裡，在外面幹事的人多，不知他通過什麼渠道，給村上弄了一些檁條。大家合計了一下，拆掉原來的戲樓，古廟，把拆下的磚瓦木料和新買的合起來，差不多夠蓋十間大房，做四個教室，剩一個年級，差一個教室，用窯洞替代一下，給新學校後邊的崖上再箍兩孔窯。這樣加上原來的兩孔打的窯，足夠用了。
老學校要拆除，新學校還未建，怎麼辦，只得把學校搬到村裡的私人住宅，暫時棲息上課。那時的坡北村，所有的房全是一邊流水的單背房，跨度太小，並且大多是解放前蓋的破舊房，還十分稀少。一個一千多口人的大村，解放後人口增添了四百多口，房屋卻新建不了幾間，雖然有和父母分家的，但新分戶全部找的土崖打的窯。賈府裡的焦大，是不敢去愛林妹妹的，想都不敢想。
一週八匝，這家安排一個年級，那家安排一個年級，總算勉勉強強把百十名學生擱到了一個個不見雨不潮溼的乾地方。那時的坡北村有多大，學校就有多大。一下課，滿街道都是學生在跑。
教室不比過去的舊廟，戲樓，跨度最大的六米，教室裡邊得擺四行課桌，並且前後需要臺簷，跨度應在七米以上。舊廟舊戲樓拆下的舊椽短，夠不著，需給後邊接一短些的椽，我們當地叫拖椽，可是當時沒有。村上組織了幾個社員代表上門入戶，讓每家捐兩條短椽。說起來有趣，那幾個收椽的社員也認真，在袁家一戶人家收了一條好椽，他們把這條樣品靠在什字中間的牆上，讓大家把自家捐的椽拿來和那樣品椽比較，有些人找來的椽太差，自己都覺得交不了差，就回家另找去了。那些日子，什字的人很多，很熱鬧，有些學生一下課就往什字跑，搞得教師實在沒法。
那時一所學校分別在五個私人的住宅裡上課，各自為戰，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有的上課遲，有的下課早，本身就不統一，加之有的一家幾個孩子，又不在同一年級，同一地點，姐姐找妹妹給鉛筆，弟弟找哥哥要橡皮，如文革時串連，亂得像一群螞蟻，粘得像一鍋攪團。
就這還不行，學校蓋房的匠工是村上花錢請的，有專門的灶，土工則是各隊抽的，人員龐雜，吃飯時又各回各家，婆娘麻利一點的，土工吃了飯就馬上來伺候匠工了，婆娘邋遢的，飯給男人按時做不出來，別人都開工了，他還在家裡等飯吃。而那些思想有問題，耍奸溜猾的，則躲在家裡不出來，等人叫。
農業生產集體化的道路走了二十多年，農民仍然在貧困線上徘徊，人們當初的凝聚力一天天衰退了，熱情一天天消失了，對那美好的將來期望值減少了，甚至覺得那是緲茫的，遙不可及的。
皇上急，宮宮不急，幹部急，社員不急，匠人急，土工不急。當時，李少武書記管建校，他工地上開不了交，便找學校。一來到“學校”便飛火濺燒，快趕緊派些娃去給咱搬磚，搬瓦搬胡基（土坯，壘牆用的）……
李書記一肚子的苦水，一臉的委屈。“這夥死錘子日的，把人能氣死，能急死。”他只差跳起來罵娘了。
我們能說什麼呢，不說歸大隊管，光書記那近乎哀求的口氣就夠感動人的。於是老師放下手中的教本，學生撂開正做的作業，開始搬磚瓦胡基了。有時你搬一會兒，土工來了，你回來了。有時，你得幹大半晌甚至一晌。有啥辦法呢，在那腰來腿不來，手來腳不來，驢拉馬不拉的年代，恐怕只有臨陣抱佛腳了，可沒有佛，只好找校長，校長手下有百十號兵，雖夠不上大軍，也挺雄壯的。
土坯在新校址的旁邊，搬距挺近，容易點，而那些舊磚舊瓦在老校址，離新校址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大點的娃，躲著不好好搬，小點的娃搬不動，我們只得給他們按年級按年齡分配了任務，一個人搬多少有數量要求。一個年級的學生，年齡有大有小，個頭高低不一，有的學生說老師不公道，有的搬著搬著又告某人的黑狀，說的笑的，哭的鬧的，隊伍拉了半里路長，比當年秦香蓮告御狀還恓惶。新磚瓦在大隊的磚瓦窯，距離更遠，有時帶學生去搬時，磚瓦從窯裡（燒磚瓦的）還沒起出來，還得下窯去搬。窯深，怕不安全，老師須下去往上傳遞。
搬回來，學生小，摞不成，我們幾個還得摞。最討厭的是那些手工製造的舊瓦，參差不齊，長短不一，有的看起來囫圇，其實裂了縫，又得二次分揀。
二次分揀要二道工序，先把瓦捏在手裡，用碎瓦片敲擊一下，通過擊打的聲音判斷是囫圇的，還是裂縫的。然後，在地上揳兩個小棍，小棍的間距作為瓦的寬度，把一頁一頁瓦從中往過拉，窄的不行，寬的也不行，專挑寬度一樣的。房屋上瓦（動詞，把瓦鑲進房上的泥裡）瓦，長短可以不齊，因為它一片壓一片，但寬窄須一致，寬窄不一致，瓦行與行之間齧合不嚴密，漏雨。
那些日子，我們的主業成了建校，學生的作業成了搬運。家長有怨氣，我們老師有怨氣，學生也有怨氣。
李大先生有點迂腐，也有點較真，經常有拿上碌碡打月亮，既看不來遠近，又掂不來輕重的舉動。記得他曾經在階級鬥爭的弦繃得特別緊的批林批孔大會上，提出一個當時駭人聽聞的話題：對孔老二能不能一分為二。當即全場譁然，人們面面相覷，直吸冷氣。多虧了當時的專幹攬了這個把，批評了一頓才了事。天下事就是這樣，似了非了不了了之。世外人，也有法規，雖說無法，但無法即法。要不然，怎麼有個玉皇大帝。
終於，李大先生的怨氣變成怨言，這一天，當另一名領導來派活時，他怒了：“成天派活呢，把學校辦成慫了，這是坡北學校，不是第五生產隊！”
也難怪李大先生直言，雖說教書這活，幹好幹壞時間一完，課就完了，但人還是要睡瞌睡的，瞌睡還得從眼睛裡過去，你可以少睡，但不能不睡。學生的知識，不一定讓其全部掌握，但至少得掌握個七釐八分。良心道德要求你這樣做。
五隊的稱呼從那以後，便叫開了，我們後邊一見大隊幹部來，就喊當時的袁濟安校長說：“五隊隊長，活又來了”。
通過一二三四五隊全體社員幾個月的努力，坡北村新學校終於落成了。一二三四隊的社員解脫了，回到了本隊參加其它農活勞動，可我們五隊社員的建校勞動還沒結束，我們還得平整校園，磚鋪教室地面，還得修築學校馬路，綠化美化香化校園環境，所以這個五隊又存在了一段時間，才沒人叫了。
後來，我們的五隊漸漸退出了歷史舞臺，稱呼也慢慢無人知道了。這時，新的五隊出現，真是人挪地方鬼佔窩。
我們五隊的名字讓別人叫去了，就是現在的五隊，並且是那麼種意思。我們真有點忿忿不平。可後來想，紅軍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徵後，不是也慢慢被八路軍替代了嗎！於是，我們釋然了。
好的是中國人沒有忘記紅軍，一直尊重敬重那些老一代。如今，差不多四十多年過去了，當時的五隊社員，差不多都是新一代，走到現在，能有老一代資質的人還不太多。我希望他們一直年輕，儘量不要步入如今的五隊的隊伍行列。
五隊啊五隊，我們不會忘記你，但願坡北村的後人也不會忘記你。你記載著一段辛酸的歷史，也銘刻著一圈光輝的年輪。
袁炳綱，一九五五年生於陝西省禮泉縣昭陵鎮坡北村，一九七二年參加教育工作，一直執教於坡北初小。一九九六年調原建陵教育組工作。二零一五年退休，小學高級教師。從小熱愛文學，曾先後在陝西日報，咸陽報、秦都、秦川、西部文學等十幾家文藝刊物和網絡平臺上發表過二三十萬字的小說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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