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靜雲：饕餮紋是由一對夔龍組成的神物
有些學者認為商代饕餮紋是來自青銅早期石家河及龍山文化的神面紋，也有學者認為是良渚文化的遺產。雖然筆者不否認文化交流互補影響的關係，然而連接到良渚的跨越文化的解釋，在考古學上顯然是有疑問的。饕餮紋起源於江河中原地區的青銅文明中，與良渚的時空範圍有一定的距離。良渚文化在地理範圍屬長江下游，從地域來看，與江河中原相隔很遠，中間有高山，生活環境也不同；在時代上，良渚與早商有約五百年的差距；社會發展階段以及普遍使用的器物材質，皆不相同。從構圖來看，饕餮紋與良渚神面的結構完全不同，簡單地說，良渚崇拜神的造型為全身的人形，且手提似雙目的圓圈（圖八十：2），而商代饕餮則由雙龍組成。
饕餮紋起源的地理範圍雖然與石家河文化的分佈範圍大體重合，盤龍城文化傳承石家河的關係亦不存疑，但它們卻分別屬於不同的歷史階段；而且筆者認為，石家河晚期所出現的神面紋並非本地所產生，而應代表鄂西山林族群（或文獻所提及的“三苗”）的精神文化。至於蟲龍的崇拜和饕餮紋，反而應是平原農耕區信仰的精神所在，兩者之間的關係複雜，不宜以“傳承”概念去討論。重點是無論怎麼看，饕餮紋和石家河神面的圖案根本不相似：石家河玉器上的面像，雖然有些夔型的紋飾，但這主要還是某種神人的面像（圖八十：1；六九；一三七；二一八；二一九；二二四）；而商代饕餮並無人形，是以雙條夔龍組成的（圖八一）[3]。這些形象不同的構圖實不宜混為一談。
圖八0 1.石家河、盤龍城文化的神面紋（據臺北故宮收藏的玉圭）；2.良渚玉器上的刻紋。
如果更進一步討論兩商文化脈絡的異同，我們可以發現，早商－－包括盤龍城、二里頭、二里崗禮器的紋飾中，未見人面神的造型。而到了殷商時期，逐步形成了跨文化區域的文明，農耕平原、狩獵山區、戰爭草原生活方式愈來愈混合，不同文化的形象互補借用，融合了這些不同精神文化的圖樣也就漸漸產生。直至西周中晚期，除了增加各地文化混合的趨勢，另可見信仰觀念人格化的過程，夔龍與人形相結合的造型，在出土文物數量上，逐漸增多（圖六八；六九：4）；不過大部分出現在玉器上，青銅器的紋飾基本上還是保留無人形的神獸。
圖六八 1.西周晚期晉侯M31墓出土的玉璜；2.西周晚期晉侯M113墓出土的玉璜；3.北京故宮收藏西周晚期的玉璜；4.養德堂收藏西周晚期的玉璜。
回到觀察商文明的饕餮紋，其形象未含人形，皆以夔龍神獸形象為基礎。如張光直先生所稱之夔紋，其實是饕餮紋的半段；所以饕餮（或他所稱之“獸頭連身圖”）只是兩條夔龍相對立的構圖；而他所謂“獸頭紋”，也只是簡略化的兩條夔相對立的構圖而已（圖八二）[4]。
圖八二 據張光直先生夔龍圖和獸頭圖的類型。
最近許多學者放棄“饕餮”一詞，而選擇用“獸面”作名稱[5]。對此筆者有兩項反駁意見。其一，“饕餮”一詞是先秦人對商周禮器紋飾的名稱，雖然出現在戰國時期的文獻中，但戰國人與商周的傳承遠比我們接近得多，我們不宜輕視、否定古人的用語。其二，筆者蒐集所有的商代銅器資料，確認饕餮紋都是成對的夔龍圖案，且在成對的龍構圖中，饕餮都是二龍對首、交首和共首的結構。雖然殷周時期饕餮構圖的異化相當豐富，其核心還是離不開此結構。
學者們屢屢重新判定饕餮紋的類型，但既然饕餮紋與成對夔龍交首的圖案無異，其構圖也不外乎低首、仰首、回首等相對構圖。
圖八一 史語所收藏禮器上的饕餮紋。
最常見的饕餮紋構圖是兩條夔龍張口低首對立，這也是殷商時期典範的構圖，如現在史語所收藏的羊頭貫鼻壺形器：低頭2（圖八一：R2074）[6]；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上博59鼎鼎（圖八三：1）[7]、戈鼎（圖百十三）[8]、乳釘紋簋（圖八四：1）[9]、圖187字爵：圖187（圖八四：3）[10]、從簋（圖八五，另參圖六三：1－3）；臺北故宮收藏的融尊（圖八三：2）[11]、銅簋（圖七九：4）等等，大多數殷商時期的青銅器上。這些饕餮之半身，即相當於禮器上的夔龍，又相當於殷商玉器常見的夔龍造型（圖八四：2）[12]。扁足北京故宮鼎號鼎以及其它殷商扁足圓鼎饕餮的半身，則相當於夔形的扁足（圖八六）[13]。
圖八三 殷商時期的饕餮紋 1.上海博物館收藏的 鼎；2.臺北故宮收藏的融尊。
圖八四 1.上海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乳釘紋簋的足紋；2.震旦藝術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的玉龍；3.上海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爵的器紋。
圖八五 上海博物館收藏西周早期的從簋。
圖八六 北京故宮收藏殷商時期的扁足 鼎。
在青銅觚上張口低首的成對夔龍，因器形狹窄，有數種變形的狹窄結構，如龍尾下轉：豎立1，或以嘴豎立的構圖：豎立饕餮，如參侯家莊1400墓銅觚（圖八七：3）[14]；亞醜觚、龍紋觚（圖八七：1、2）[15]等。
圖八七 殷商時期的饕餮紋 1.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亞醜觚；2.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龍紋觚；3.殷墟侯家莊1400墓出土、史語所收藏的銅觚R1034。
另一類則是雙龍張嘴仰首相對，如殷商時期竹斿卣；西周早期夔紋方器、川鼎、網鼎、乳丁夔紋簋的構圖：雙龍（圖六三：4－6）；團龍紋簋[16]等等。上海博物館收藏幾件殷商時期的三層饕餮紋銅簋，足部：雙龍2、腰部為雙夔低首饕餮紋，而口沿部為雙夔仰首饕餮紋（如圖八八；八九：1）[17]。
圖八八 上海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的三層饕餮紋銅簋。
圖八九 1.上海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的三層饕餮紋銅簋；2上海博物館收藏殷商時期的鼎。
回頭的雙夔也是饕餮紋的構圖之一（圖六三：7—9）等。~hz1鼎腰紋是典型的兩條夔龍張口低首對立的饕餮紋，而口沿紋是雙夔回頭的饕餮紋（圖八九：2）[18]
筆者從各博物館與考古資料中搜集了數百個相關例子，大部分的器物皆可歸類為這幾種常見的圖案；即使有部分特例，也不離成雙神獸的母題特徵。殷商時期的射女鼎造型則融合了這兩種：它的饕餮紋由兩對相立的雙嘴夔龍構成，雙龍的兩個大頭構成前後正面的雙龍低首饕餮紋，而雙龍的小型尾首則構成側面的雙龍仰首饕餮紋（圖九十）[19]。婦好墓出土中型圓鼎的饕餮結構也相同[20]
圖九0 殷商時期的射女鼎（上海博物館和臺北故宮各藏一件）。
從饕餮的結構來看，如果將其視為獸面紋，無法回答最基本的問題：何以獸面沒有下顎的部分，而以鼻子為最下部？此即由於這不是一隻獸的面像，而是兩條夔龍的側面對立圖，其鼻相對或者合併，而兩個張口的下顎分列在左右。所以饕餮與成對夔紋並無不同，或可用河南博物院學者的定義，稱為“二龍共首紋”。李濟早已指出饕餮為“動物面，自鼻分左右兩對稱的半面，每半面為一側面動物紋視景。”[21]另有許多學者，將饕餮視為雙獸結構[22]。這種看法無疑是準確的。而且由於饕餮紋也是雙嘴龍紋的變形，縱使盤龍城早中期饕餮構圖尚未見於禮器上，然而由以上所探討的從雙嘴龍到雙龍的發展，我們可以推論，饕餮雙龍構圖與盤龍城早商的雙嘴夔龍交纏飾帶確有傳衍關聯。考古學界對二里頭硬陶紋飾所用的“饕餮紋”一詞的分類，是有客觀資料支持的。既然饕餮造型始終離不開成雙夔龍母題，也就不應稱為獸面紋。
饕餮紋的大部分是以兩條夔龍組成的，但有些龍鬣也以小龍表示，如殷商時期上博121父丁鼎（圖九一）[23]以及許多殷商的饕餮紋（圖八一；八二）。或者兩條主龍左右另有兩條豎立的夔龍。也就是說，饕餮是以一對、兩對、三對等神龍所組成的神獸，且固守“成雙”的特點。最形似神面紋的饕餮見於殷周方彝上，但仔細觀察，可見這種“神面”是以四、六、八條夔龍組成的神貌。如殷墟小屯出土的方彝R2067，上層有低首成對夔龍，下層則有以四條夔龍組成的神圖，其中兩條相當於龍鬣，兩條左右豎立，即相於當龍尾的夔首，其嘴部的線條，相當於典型饕餮的雙夔張嘴的形狀，左右的小鉤象徵兩夔的下唇及頦部（圖九二：1）[24]。竹~hz2父戊方彝上層有仰頭首成對夔龍，下層則有被解體的饕餮紋，上面左右兩條小夔作龍鬣，下面左右有簡化的夔爪，嘴巴也是以兩條張嘴蘷龍合併組成（圖九二：2）[25]。由此可見，饕餮紋與其它成對龍紋類型一樣，都揭示“雙”的核心概念。
圖九二 殷商方彝饕餮紋 1.史語所收藏R2067；2.上海博物館收藏的 父戊方彝。
圖九三 1.洛陽博物館收藏的西周方鼎；2.臺北故宮收藏西周早期的銅簋。
在殷周禮器上的饕餮紋中，有較少見的構圖省略了雙龍的身體，不過，此種省略圖案左右均有兩條豎立的夔龍，每一條夔龍的下顎也在合併的鼻子左右。如河南博物院收藏的殷墟時期的息鼎[26]、婦好墓出土的夔足方鼎和亞魚鼎[27]、洛陽博物館收藏的西周方鼎（圖九三：1）[28]、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西周早期銅卣[29]等等。在臺北故宮收藏西周早期的銅簋上，足紋是典型的低首對立的成雙夔龍，而腰紋是龍身簡化的饕餮，左右以兩個夔紋符號象徵夔足和夔尾（圖九三：2）[30]，其他一些禮器亦可見這類“獸面化”的造型（如參圖百四九；百五八至百六一：1—3等），但這卻屬於變形獸面與饕餮互補的造型，而並非饕餮形象的基礎圖案。
圖一四九 1. 方鼎
圖一五九 殷墟1004號大墓的牛方鼎。
此外，從意義上來說，夔龍身體被簡化和象徵化，而頭部的壯大，此一現象代表饕餮崇拜對象的重點就在其張開的口。饕餮紋與其它成對龍紋類型同樣揭示“雙”和“口”兩個核心觀念。換言之，除了雙嘴龍紋或雙夔紋之外，饕餮紋也是成雙夔龍圖案。據發展歷程可知，雙龍是自雙嘴龍演變而成的崇拜對象，故本身並非是兩個神，而僅是一個神。此神既為雙龍，亦可謂“饕餮”，兩者雖名異而實同。
前文分析饕餮紋有幾個必然的特徵：成雙的夔龍結構，頭部特別重要，以致在後人的記憶中只見頭而忽略身體的存在，口一定張開。此外，還在雙頭之間有凸出的鼻形。鼻形的凸出能夠表達什麼意思？
觀察饕餮紋的結構，我們可注意到兩條夔紋之間突顯出來的鼻形。因此，筆者乃參考古代文明與鼻形相關的信仰，推論如下。
（1）甲骨文以鼻為象形意義的“自”字
甲骨文中鼻的象形字乃是“自”字。在甲骨文中“自”字的意思範圍如下：
甲、鼻：
貞：有疾自，隹（唯）有蛇？
貞：有疾自，不隹（唯）有蛇？ 《合集》11506[1]
《說文解字•自部•自》言：“自，鼻也，象鼻形。”[2]表達“鼻”為“自”字的本義。
乙、自從：
壬寅卜，貞：興方以羌用，自上甲至下乙？《合集》270
貞:〔興〕方以羌自上甲用至下乙？
……用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271
貞:勿自上甲至下乙？ 《合集》419
辛酉卜，貞：自今五日雨？ 《合集》1086
九日，辛未大采，各雲自北［以下略］ 《合集》21021
先秦文獻中也有類似的用法，如《孟子•公孫丑下》：“自天子達於庶人。”[3]
在商代之後“自從”發展出“緣故”、“由於”等用義，如《易•需》：“象曰：‘需於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朱熹注：“自，由也。”[4]同時也發展出“始”、“自來”、“自出”、“原本”之義，如《韓非子•心度》：“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松皋圓《韓非子纂聞》雲：“謂愛民之道，自此生也自……山曰：‘自，宜作首’。”[5]都是與“自從”相關的涵義。
丙、商王的自我自稱：
王自饗？ 《合集》5239、5240、5244－5246、6234、6394、39854
貞：（惟）王自往西？ 《合集》6928
己未卜，爭貞：勿隹（唯）王自從望乘呼…… 《合集》7528－7530
……河珏，（惟）王自正？十月 《合集》24951
庚戌，（惟）王自徵刀方？ 《合集》33035、33036
乙未卜貞勿隹（唯）王自徵 合集39928？
貞：我勿伐合集39928？ 《合集》33928
先秦文獻中也有類似的用意，如《詩•小雅•節南山》：“不自為政，卒勞百姓。”[6]我們必須特別注意，在原始社會中，這類獨一的自稱是與庶民相對的，僅限於表達“王的自我”，不具神權身份者不能使用第一人稱代名詞。唯有神聖權力的國王才是獨一的“自我”，而且被視為天王的體現。[7]
既然，在“自”字的意義中，鼻子系該字象形義所反映的本義，所以“自從”、“自來”、“緣故”、“原始”與王的“自我”都是衍生出來的涵義。據此可以推論，王“自我”的本義出於鼻子的形象，並含有“本始”之義。以筆者淺見，“自”字的這種意義表達了頗為關鍵的文化觀點。呼吸，是表示人活著的重要生物性指標，故呼吸器官自然被當作人活著的標誌：生命實始自呼吸。正因為如此，故古人一方面以鼻指出王的自我，另一方面又將鼻子視為一切事物的開始。從後世的用意來看，“自然”觀念或許也源自古代“自”的概念。“自然”觀念與“天然”有異，表達了非從天而來，而是從自己而來，以自己呼吸的元氣體現由我親自呼吸的生活。
不過，回到商代，“自”的涵義不僅表達這類生物概念或者呼氣觀。對古人而言，“自”並非指所有生物的自我，而是唯一之天子的自我。因此，古代“皇”字就是從“自”。《說文解字•王部•皇》言：“皇，大也，從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今俗以始生子為鼻子。”[8]
仔細參照甲骨文的“”、“”字形，可見有兩個明顯的鼻孔；至於上面三豎畫的意義何在，將於下文再論。
（2）文化信仰中“自”與天皇觀念的結合
觀察古代禮器形狀，可以發現，河姆渡、良渚、石家河龍山禮器上常見三叉形的上蓋，如河姆渡陶缽上的刻紋（圖九四：1）[9]、良渚墓葬中放在頭部玉器的典型形狀（圖九四：3）、良渚璧和琮上的符號（圖九四：2）[10]、石家河虎面飾[11]和龍山玉圭刻紋[12]（圖九四：4—7）等。基本上，筆者贊成馮時先生的意見，這些三叉形的上蓋應為天蓋的象徵。[13]然而，上述幾個例子的時代文化屬性與商周不同，不能直接用來解釋商代觀念。可是在商周禮器上，也常見有類似的上蓋，且其正好與鼻形結合（比較圖九四：7—9）。或許可以思考為，上蓋符號從新石器時代起便存在於長江流域文化中，它表達與天上的關係，如收納天上的神秘精華、旨命、恩惠等，這種思想奠基了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並影響到後期商周文明的精神文化[14]；而從商周時期，再經過千餘年的演化，繼續見於漢代神秘造型中，如馬王堆帛畫雙龍上的天蓋形狀亦如此（圖六五）。在這一大文化脈絡中，商文明提出了獨特的觀念：把天蓋與生物吸收天之氣的呼吸器官作連接。
鼻形與天蓋形狀的結合，恰好符合“自”字的結構。商代玉質獸面除了兩個角之外，中間也常有某種豎形，如殷墟墓葬出土獸面形飾（圖九五：1－3）[15]。婦好墓出土的玉匙上蟬紋便有此種構圖，其中間有鼻嘴，往上有抽象的兩翼與中尾，此一結構，似石家河玉刻構圖，又像甲骨文的“”或金文的“”（自）字形（圖九五：4）[16]。這種結構與良渚的典型玉器頗為相似（圖九四：10）[17]。江漢地區青銅早期石家河玉器中有這種形狀，並且其傳播的範圍甚廣，如青銅早期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第22墓，也出土了石家河類型的獸面玉飾（圖九四：6）[18]。這種種現象表示，在當時的長江流域，前商文化的傳播範圍相當廣。根據這些情況，可以推測長江文化體系與殷商的天蓋形狀，或許有某種文化交流及傳承關係，使“天蓋”成為古代通用的觀念。
其實，殷商人對“自”形的崇拜，以青銅器上的饕餮紋最明顯。由上所列的青銅器紋飾可見，饕餮構圖的中心都有凸形的鼻子，在兩條夔龍間形成大鼻狀，並常以扉稜作為強調（圖九四：8）。值得注意的是，臺北故宮收藏的亞醜方彝的彝蓋耳上的符號（圖九六：1）。此處通常有龍首紋或明紋（明紋的定義，詳見下編第三章），但亞醜方彝蓋耳上卻以“自”字形符號（）來代替。且此符號刻在禮器最高的地方，以表達其崇高的意義。在其他商周時期的器蓋耳上，亦常見龍鼻的造型，如山西出土西周早期的方彝蓋（圖九六：2）等。
直至東周時期，仍可見雙龍與大鼻形的構圖。如曾侯乙銅鑊鼎飾帶，即為典型的雙龍饕餮構圖，在雙龍間有獨立的鼻形令牌形狀，鼻下兩個圓圈應是象徵鼻孔，全圖符合殷商時的饕餮鼻形（圖九四：9）[19]。殷商時期的饕餮結構也常見有獨立於夔龍外的鼻形（如參圖五七；六三；七六：2；八二；八五；八八；八九：2；九二；九三：2；百零六：1；百四二；百四五：1；百四六；百六二；皕十七：2；皕卅三：4等）。
對照“自”的字形、字義以及禮器構圖，筆者推論“”（、、、、、、）為呼吸器官的形狀，加上天蓋之類的象徵，表達源頭的概念。古代的“皇”字形可以補證此一觀點。殷商皇爵銘文的“皇”字作“”[20]，與饕餮紋的大鼻形狀頗為相似；西周早期尊作“”[21]結構相同。另有殷商時期的皇鬲作“”[22]；皇戈卣及皇戈尊作“”[23]；亞皇卣作“”[24]、皇戈及皇鉞作“”[25]，為從五豎異體字。信陽羅山天湖商周墓裡出土了很多青銅器，銘文上有“”字，應也讀為“皇”的意思，如十二號墓銅爵銘文為“皇己”；八號墓銅爵銘文為“辛皇”，而銅觚銘文為“乙皇”；六號墓銅鼎銘文為“皇父乙”；二十八號墓一件銅鼎銘文為“父辛皇”（圖九六：3），而另兩件鼎和爵只有“皇”一個字。[26]
西周早期作冊大方鼎[27]、小臣鼎[28]、史獸鼎[29]、召器[30]、皇鼎[31]皆作“”；耳侯簋作“”[32]；伯簋作“”[33]；作冊令簋作“”[34]。此外西周早中期的鼎作“”[35]；農簋作“”[36]。西周中晚期多數銘文作“”字形。春秋早期秦公簋作“”[37]；春秋晚期齊鮑氏孫□鍾作“”[38]；徐王義楚觶等銘文作“”[39]。戰國早期齊陳曼簠[40]、陳侯因錞皆作“”。說文》小篆的“”形從“自”，亦反映了將“自”與“皇”字聯繫的概念。
上述分析啟發我們，像鼻形的“自”字不僅用以表達天子的自我，也涉及皇天的源頭，所以在禮器上的饕餮紋鼻形可能用來強調饕餮神與天皇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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