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擺著一張名片，是小弟前年出國考察時用的。名片依舊，小弟卻再也不能用它了。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種宗教企圖描繪的地方，也是每個人都會去，而且不能回來的地方。但是現在怎麼能輪得到小弟！他剛五十歲，正是精力充沛，積累了豐富的學識經驗，大有作為的時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醫院發現他的腫瘤已相當大，需要立即做手術，他還想去參加一個技術討論會，問能不能開完會再來。他在手術後休養期間，仍在看研究所裡的科研論文，還做些小翻譯。直到臥床不起，他手邊還留著幾份國際航空材料，總是“想再看看”。他也並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進時，他忽然說想吃蝦，要對蝦。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呵！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去了。這一年多，從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個夢，是個永遠不能令人相信的夢。我總覺得他還會回來，從我們那冬夏一律顯得十分荒涼的後院走到我窗下，叫一聲“小姊 ——”
可是他去了，過早地永遠地去了。
我長小弟三歲。從我有比較完整的記憶起，生活裡便有我的弟弟，一個胖胖的、可愛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後。他雖然小，可是在玩耍時，他常常當
老師，照顧著小朋友，讓大家坐好，他站著上課，那神色真是莊嚴。他雖然小，在昆明的冬天裡，孩子們都生凍瘡，都怕用冷水洗臉，他卻一點不怕。他站在山泉邊，捧著一個大盆的樣子，至今還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興地叫道。
在泉水緩緩地流淌中，我們從小學、中學而大學，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個學校。畢業後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覺間，聽到人家稱小弟為強度專家；不知不覺間，他擔任了總工程師的職務。在那動盪不安的年月裡，很難想象一個人的將來。這幾年，父親和我倒是常談到，只要環境許可，小弟是會為國家做出點實際的事的。卻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們而離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後，因為無法得到更好的治療，我於八月二十日到西安。記得有一輛坐滿了人的車來接我。我當時奇怪何以如此興師動眾，原來他們都是去看小弟的。到醫院後，有人進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門口默默地站一站，他們怕打擾病人，但他們一定得來看一眼。
手術時，有航空科學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術室外；還有一輛轎車在醫院門口。車裡有許多人等著，他們一定要等著，準備隨時獻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換過，他的同志們也會給他。但是一切都沒有用。腫瘤取出來了，有一個半成人的拳頭大，一面已經壞死。我忽然覺得一陣胸悶，幾乎透不過氣來——這是在窮鄉僻壤為祖國貢獻著才華、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麼能讓這致命的東西在他身體里長到這樣大！
我知道在這黃土高原上生活的艱苦，也知道住在這黃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勞累，還可以想象每一點工作的進展都要經過十分惱人的迂迴曲折。但我沒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這裡，戰鬥在這裡，而且把性命交付在這裡了。他手術後回京在家休養，不到半年，就復發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寫，也不能寫。每一念及，便淚下如綆，紙上一片模糊。記得每次看病，候診室裡都像公共汽車上一樣擁擠，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們知道病情不可逆轉，只希望能延長時間，也許會有新的辦法。航空界從莫文祥同志起，還有空軍領導同志都極關心他，各個方面包括醫務界的朋友們也曾熱情相助，我還往海外求醫。然而錯過了治療時機，藥物再難奏效。曾有個別的醫生不耐煩地當面對小弟說，治不好了，要他“回陝西去”。小弟說起這話時仍然面帶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終沒有失去信心，他始終沒有喪失生的願望，他還沒有累夠。
小弟生於北京，一九五二年從清華大學航空系畢業。他填志願到西南，後來分配在東北，以後又調到成都、調到陝西。雖然他的血沒有流在祖國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灑遍全國，他的精力的一點一滴都獻給祖國的航空事業了。個人的功績總是有限的，也許燃盡了自己，也不能給人一點光亮，可總是為以後的絢爛的光輝做了一點積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種工業的複雜性，但我明白，任何事業也不是隻坐在北京就能夠建樹的。
我曾經非常希望小弟調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擔。他是兒子，三十年在外奔波，他不該盡些家庭的責任麼？多年來，家裡有什麼事，大家都會這樣說：“等小弟回來。”“問小弟。”有時只要想到有他可問，也就安心了。現在還怎能得到這樣的心安？風燭殘年的父親想兒子，尤其這幾年母親去世後，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雖然他不說，現在他永遠失去他的最寶貝的小兒子了。我還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盡頭，跨過那一道痛苦的門檻時，身旁的親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來的可倚可靠會給我安慰。哪裡知道，卻是他先邁過了那道門檻啊！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時，他去了。
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這是事實呢！他躺在那裡，但他已經不是他了，已經不是我那正當盛年的弟弟，他再不會回答我們的呼喚，再不會勸阻我們的哭泣。你到哪裡去了，小弟！自一九七四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屢遭喪事，而這一次小弟的遠去最是違反常規，令人難以接受！我還不得不把這消息告訴當時也在住院的老父，因為我無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問話：“今天小弟怎麼樣？”我必須告訴他，這是我的責任。再沒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來分擔我的責任了。
父親為他寫輓聯：“是好黨員，是好乾部，壯志未酬，灑淚豈止為家痛；能嫻科技，能嫻藝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難再歸來！”我那唯一的弟弟，永遠地離去了。
他是積勞成疾，也是積鬱成疾，他一天三段緊張地工作，參加各式各樣的會議。每有大型試驗，他事先檢查到每一個螺絲釘，每一塊膠布。他是三機部科技委員會委員，他曾有遠見地提出多種型號研究。有一項他任主任工程師的課題研製獲國防工辦和三機部科技一等獎。同時他也是623所黨委委員，需要在會議桌上坦率而又讓人能接受地說出自己對各種事情的意見。我常想，能夠“雙肩挑”，是我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出來的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們是在“又紅又專”的要求下長大的。當然，有的人永遠也沒有能達到要求，像我。大多數人則挑起過重的擔子，在崎嶇的、荊棘叢生的，有時是此路不通的山路上行走。那幾年的批判鬥爭是有遠期效果的。他們不只是生活艱苦，過於勞累，還要擔驚受怕，心裡塞滿想不通的事，誰又能經受得起呢！
小弟入醫院前，正負責組織航空工業部系統的一個課題組，他任主任工程師。他的一個同志寫信給我說，一九八一年夏天，西安一帶出奇地熱，幾乎所有的人晚上都到室外乘涼，只有“我們的老馮”堅持伏案看資料。“有一天晚上，我去他家彙報工作，得知他經常胃痛，有時從睡眠中痛醒，工作中有時會痛得大汗淋漓，挺一會兒，又接著做了。天啊！誰又知道這是癌症！我只淡淡地說該上醫院看看。回想起來，我心裡很內疚，我對不起老馮，也對不起您！”
這位不相識的好同志的話使我痛哭失聲！我也恨自己，恨自己沒有早想到癌症對我們家族的威脅，即使沒有任何症狀，也該定期檢查。雲山阻隔，我一直以為小弟是健康的。其實他早感不適，已去過他該去的醫療單位。區一級的說是胃下垂，縣一級的說是腎遊走。以小弟之為人，當然不會大驚小怪，驚動大家。後來在弟妹的催促下，乘工作之便到西安檢查，才做手術。如果早一年有正確的診斷和治療，小弟還可以再為祖國工作二十年！
往者已矣。小弟一生，從沒有“埋怨”過誰，也沒有“埋怨”過自己，這是他的美德之一。他在病中寫的詩中有兩句：“回首悠悠無恨事，丹心一片向將來。”他沒有恨事。他雖無可以彪炳史冊的豐功偉績，卻有一個普通人的認真的、勤奮的一生。歷史正是由這些人寫成的。
小弟白麵長身，美丰儀；喜文藝，嫻詩詞；且工書法篆刻。父親在輓聯中說他是“全才罕遇”，實非誇張。如果他有三次生命，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和精力也是用不完的；可就這一輩子，也沒有得以充分地發揮和施展。他病危彌留的時間很長，他那顆丹心，那顆讓祖國飛起來的丹心，頑強地跳動，不肯停息。他不甘心！
這樣壯志未酬的人，不只他一個啊！
我哭小弟，哭他在劇痛中還拿著那本航空資料“想再看看”，哭他的“胃下垂”、“腎遊走”；我也哭蔣築英抱病奔波，客殤成都；我也哭羅健夫不肯一個人坐一輛汽車！我還要哭那些沒有見諸報章的過早離去的我的同輩人。他們幾經雪欺霜凍，好不容易奮鬥著張開幾片花瓣，尚未盛開，就驟然凋謝。我哭我們這遲開而早謝的一代人！
已經是遲開了，讓這些遲開的花朵儘可能延長他們的光彩吧。
這些天，讀到許多關於這方面的文章，也讀到了《痛惜之餘的願望》，稍得安慰。我盼“願望”能成為事實。我想需要“痛惜”的事應該是越來越少了。
小弟，我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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