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湖南沅陵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曾國藩的私塾弟子，早年留學日本。
周佛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少有的變化多端的人物，他一生三變，反覆無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中央局副書記、代理書記。“一大”後，他脫黨而去，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和國民黨內的“狀元中委”。抗戰期間，他又叛蔣投日，成為汪偽政權的“股肱之臣”。在抗戰勝利之時，他搖身一變，由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周佛海是民國時期最活躍的政治投機分子、野心家，朝秦暮楚，首鼠兩端；翻雲覆雨，變幻莫測；厚顏無恥，陰險狡詐；見風使舵，投機善變，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人物能與他相比，的確值得後人玩味和深思。
一、崢嶸少年
周佛海，於1897年5月29日，出生在湖南省辰州府沅陵縣信平鄉第八堡(今涼水井鎮窩溪村)周家衝，原名周明繁，又名周福簋，字子美，號佛海。其父周夔九，舉人出身，太平天國起義時，加入曾國藩湘軍充作幕僚，立有戰功，後來在福建省莆田縣署衙，當了一名典史。周佛海是其長子，12歲時，父親就因禁止鴉片毒品，被當地紳士逼得上吊自殺。
母親馬翠珍，福建廈門人，生有二子一女，即長子周佛海，次子周佛生，女周佛珍。馬氏雖是個女流之輩，卻是個很有見識的女人。丈夫死後，她帶著三個孤兒，扶櫬回到周佛海的老家沅陵。她辛勤勞作，含辛茹苦，節衣縮食，供養佛海兄弟念私塾，她把一切希望，全部寄託於“望子成龍”。
周佛海，天姿聰穎，學習刻苦，悟性極高，過目不忘。14歲時，就給別人代寫書信，15歲時，就能詩能文。他曾即興作詩一首：
莫道書生盡無能，面壁十載貯經綸；
南陽諸葛隆中臥，笑將天下劃三分。
塾師眉批道：“少懷大志，他日必成大器。”
在鄉間讀了四年私塾，在國學方面打下了紮實的基礎。他的塾師把他視為奇才，教了他四年之後，對他說，他已教不了他了，再教下去會耽誤他的，他應該到更廣闊的天地去發展。剛滿16歲，便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沅陵縣立高等小學。這年寒假，奉母親之命，媒妁之言，與本鄉白合村慄山峙鄭永漢的女兒鄭妹結婚。
1915年，周佛海考入湖南省第八聯合中學(今沅陵縣第一中學)。此時的他讀書愈益勤奮，除學好學校規定的科目外，還向一個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蔣先生學習日語。
在這所四年制學校裡,周佛海博覽群書,發奮苦學,很快便顯露出不俗的才華,鶴立雞群。每當教師在課堂上提問時，他總是侃侃而談，口若懸河。他寫文章速度最快，每次的作文課，都是他第一個交卷，作文經常被同學們“傳觀”。
當時學校有一位聲望極高的張姓語文教師,常以“願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方不辜負我滿腹文章”而自居。有一天,張老師在批改周佛海的作文時,猛被折服,當即在他的作文本上,用硃筆寫下“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成之”的眉批。並列入“傳觀”壁報的顯著位置上。從中可見,少年周佛海已顯示出了異常出眾的文筆和寫作天賦。
1916年秋，臨澧縣的鄧竹銘先生調來第八聯合中學任史地教師，鄧老師是一名學識淵博、思想開明的知識分子，他對學習刻苦、頗具才氣的周佛海特別賞識，經常找他談論時事與政治，並將《東方雜誌》、《時務報》等進步刊物拿給他看。經過一段時間的薰陶，他漸漸地留心起政治來了，不時撰寫幾篇對時局與政治的評論文章，交給鄧先生修改。
11月8日，護國英雄蔡鍔在日本東京病逝，噩耗傳來，師生震驚，學校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不少軍政界要人在會上作了講演，有的同學都激動得放聲大哭。周佛海作為學生代表，也在會上發表講話。他慷慨陳詞，滔滔不絕:“……同學們，哭有什麼用處，哭聲絕不可能使蔡鍔將軍起死回生，眼淚是趕不走帝國主義的，哭聲再大，也拯救不了中華民族。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在民族英雄蔡鍔精神的鼓舞下，為民族復興刻苦讀書。他日要以蔡鍔為榜樣，為拯救中華赴湯蹈火，萬死不辭……難道我們的同學中，今後就不能造就出第二、第三個蔡鍔來嗎？……”同學們都被他的講演吸引住了，哭聲也沒有了。
一次，學友鄧文煒不知從哪裡弄來一本《新青年》雜誌，周佛海愛不釋手，一個晚上一口氣全部看完，有些重點篇章還反覆閱讀。有許多政治觀點，在鄧先生的指點下，豁然開朗，猶如久旱逢甘霖的禾苗，欣欣勃發出一種革命熱情。
不久，學校成立了學生會，一些思想進步的學生，對學校的舊制度不滿，要求改革學制的呼聲日高。周佛海第一個站出來，提出:“廢除舊學規，爭取自由”的口號，得到了同學的廣泛響應。部分思想守舊的教師看不慣，說:“周佛海是個淘氣搗蛋的學生。”還對他提出了口頭警告，周佛海毫不理睬。
當時，正值“五四”愛國運動前夜。新思想的傳播極快，思想界也極為活躍，特別是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尤為突出。一次因學校提前上課，導致住在校外的學生都沒及時趕到，引起了學生們的強烈不滿，發生了激烈的爭吵。縣署當局與學校，十分害怕學生鬧學潮。
沅陵縣城，位於沅江中游，歷為郡、道、州、路、府治地，自古為湘西門戶，是湘西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有數家報紙，信息傳播很快。行政當局生怕學生事件鬧大了不好收拾，企圖以高壓手段平息學生們的不滿情緒，便把提意見最尖銳的學生向美利開除了。
周佛海於是找校方多次交涉，要求不要開除向美利。校方根本不理他，還貼出了開除向美利的公告。周佛海頓時火冒三丈，大吼一聲:“豈有此理！”用力一拳向身邊的辦公桌砸去。周佛海從小受到父親的影響，崇拜湘軍領袖曾國藩，少年時代就以曾國藩的私淑弟子自許。且愛好習武，身子敏捷，在讀私塾時，學堂門口幾丈高的竹竿，他每天爬上爬下，像猴子一樣輕鬆自如。他這一拳力道可不小，擺在桌上的杯子、硯池、筆筒、書籍等，一下子全都震落在地。隨後又把公告撕得粉碎。這一下轟動了整個八中，也震動了辰州城。
翌日，校長潘益齡又發出第二道公告，給周佛海記大過一次。周佛海一見公告，怒火萬丈，一手將公告牌子摘下，甩在地下使勁用腳把它踩得粉碎，揚長而去。
他的這一舉動，引起縣署的惱怒，責令學校嚴厲懲處。第三天校方又貼出了公告，將周佛海、向美利二人開除學籍，並通知辰州其它各中學，均不得收留此二人入學。
周佛海回到涼水井鄉下老家，向母親提出去長沙讀書的打算。周母說:“只要你立志讀書，將來光宗耀祖，把田賣掉，暫時日子苦點，還是可以熬得過去的。”
在離開沅陵的前一天,周佛海邀約鄧文煒、何亞雄、謝伯林等幾位同窗好友,渡過沅江到河漲洲,登上龍吟塔,面對眼前的滔滔沅水,巍巍群山,一時詩性大發,隨即在塔上題詩兩首,以明心志：
沅水滾滾硯池波,手握青山當墨磨。
倒提龍吟試為筆,問天能寫幾行多?
憑欄把酒酹神龍,拔劍狂歌氣勢虹。
敢以中流攔巨浪,恥居窮壑伴奇峰。
怒濤滾滾山河杳,落木蕭蕭宇宙空。
不盡沅江東逝水,古今淘盡幾英雄。
這兩首詩，文字奇麗,氣勢磅礴,足可以證實少年周佛海出眾的寫作才華，透露出那雄心勃勃的氣概。
到長沙後，周佛海四處打聽考學情況，哪知長沙報考無門，他與數名外縣來長沙求學的青年決定去上海求學。
這群鄉下年輕人，到了偌大的上海之後，簡直是手足無措，根本找不到打聽報考學校的門路。正在為難之際，在湖南會館巧遇一位湖南同鄉。這位同鄉說，上海目前入學較難，勸他們最好去日本。1918年7月底，他與兩個同鄉一起來到日本。
8月，幾經周折，他終於以第四名的成績考上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
二、革命先鋒
周佛海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學習一年之後，喜歡清靜的他去了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讀書。在校期間，他除了按時完成學校所規定的功課外，便專心研究馬列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雜誌、書籍，對國際形勢較為關注，特別是對俄國和德國革命產生了濃厚興趣，思想上受到感染，開始信仰共產主義。積累了一定心得之後，他便嘗試撰寫文稿。他寫了一篇分析當時國際形勢並推測其趨勢的論文，投寄到上海的《救國日報》，想不到居然被刊登了，而且博得好評。接著翻譯了《社會問題概觀》，由中華書局出版。
1919年10月，他撰寫的《中國的階級鬥爭》一文，發表在張東蓀主辦的《解放與改造》雜誌第一卷第一期上。在這篇文章裡，他以熱情洋溢的文字，謳歌了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反抗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認為這是一個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預見了中國也必然要掀起階級鬥爭的巨浪。
1920年冬至1921年夏，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李達等人，對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梁啟超、張東蓀等人的反社會主義的謬論進行批判。周佛海也參與了這場論戰，先後在上海的《民國日報》“覺悟”副刊、《新青年》月刊和《共產黨》月刊撰寫和翻譯了不少文章。深厚的國學功底、獨到的見解和生動的語言，很富有鼓動性，使他的文章大受歡迎。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實行社會主義與發展實業》、《近代文明底下的一種怪現象》、《從資本主義組織到社會主義組織的兩條路__進化與革命》、《勞農俄國的農業制度》、《我們為什麼主張共產主義》、《物質生活上改造的方針》、《精神生活的改造》、《社會主義的性質》、《奪取政權》.....，大力宣傳社會主義和十月革命。他的文章引起了陳獨秀先生的注意，就連論戰的對手張東蓀對他也是另眼相看。
周佛海在這些文章中，一面宣揚以“社會主義為救現代社會一切惡弊的萬能藥。”一面又否認社會主義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才能實現這條真理。儘管如此，他的文章大大推動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也使得他在社會上小有名氣。他豪情萬丈，立志要作一番大事業，所以常以大政治家或大革命家自居。
1920年暑假，他思鄉情切，從日本回到了國內，但終因交通堵塞，沅陵未能成行，滯留在杭州、上海。在上海拜訪了張東蓀，兩人談得非常投機，又應邀翻譯了克魯鮑特金的《互助論》。不久在張東蓀、茅盾的陪同下拜訪了陳獨秀。
在陳先生的房間裡，一起聆聽了赤色職工國際代表蘇聯人維經斯基的長篇講話，大家情緒激動，開展了熱烈的討論。接下來，周佛海一連參加了幾次會商，大家一致贊成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
此時的周佛海，表現得分外積極、熱情，自認為要做一個大政治家的宏願，不久即可變成現實了。陳獨秀也很欣賞周佛海，要他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草擬一個籌備工作計劃。爾後，便分頭派人到各地工作。
回到鹿兒島之後，除去上課以外，仍舊是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的著述，並發表了一些論文。
1920年秋，周佛海與施存統組織留日學生在東京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東京共產主義小組，也稱旅日共產主義小組，施存統任組長。施存統和周佛海分別在東京和鹿兒島活動。
周佛海想到，既要做群眾領袖，就得領導群眾，除卻論文之外，最要緊的是演說。他邀了十幾個中國留學生，練習演說才能。大家對他的講演，每次都報以熱烈的掌聲，稱讚他有演說天才，能打動聽眾，語言動人，有蘇聯領袖列寧的講演風度。
聽了這些獎勵性的評論後，周佛海的腦海裡立時浮現一個偉大革命領袖的身影，站在莊嚴的大會場中央，向數百萬中國老百姓，作講演、發號召，這就是“中國的列寧”，就是周佛海自己了。
1921年7月，周佛海代表東京共產主義小組回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積極參加了大會的籌備工作。
在參加“一大”期間，他與來自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同為湖南老鄉的毛澤東一起住在法租界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樓上，同睡一個地鋪。周佛海一向自恃才氣，目高於頂，很少有人能入他眼。當他見到從容不迫、精神內斂、異乎穩重的毛澤東時，不由得被他的風度氣質所折服。毛澤東也為對方的才華氣質所傾服，兩人意氣相投，一見如故，惺惺相惜，無話不談，有相見恨晚之感。在“一大”會議上，兩人一起同時擔任記錄。在會上，他表現得也很活躍，“對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談得頭頭是道”。
在這次會議上，他當選為中央局副書記，在陳獨秀返滬之前，由他代理書記一職。
會議結束後，他革命積極性很高，參加了上海勞動組合書記部（上海總工會）的領導工作。當時共產國際準備在伊爾庫茨克召開一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他奉命前往長沙、武漢、安慶等地負責挑選各界民眾代表。沒想到他的這些革命活動被日本的警察盯上了。
三、大浪淘沙
1921年11月，他和新婚妻子楊淑慧回到日本繼續求學。當時日本政府並未禁止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但嚴禁共產黨的一切活動，特別是中國留日學生中的共產黨組織及活動。日本警方秘密監視著周佛海的一舉一動，還通過學校對他施加壓力，老師多次警告他，校方也以開除學籍威脅他，這讓他感到驚恐萬分。
鹿兒島，信仰共產主義的人，僅他一人而已，有甚活動可搞？他經過這麼一警告，像一隻受到打擊的烏龜，馬上把頭縮了回去，害怕起來了，害怕連累心愛的妻子，害怕家中老母無人奉養，害怕無法完成學業，害怕丟掉日後的高官厚祿。
周佛海之所以參加組織中國共產黨，其一，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即將來能成為列寧、托洛茨基式的領袖人物。但如果不接受老師的警告，繼續從事共產黨的活動，而被開除的話，不僅成為“領袖人物”不可能，連飯碗也沒有了。其二，是他對中國軍閥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滿，而又為蘇俄革命所刺激，認為非消滅這些支配階級，建立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國。
於是，周佛海靈機一動，一改初衷，對共產主義只作學術研究，不作任何實際行動。他翻譯作品、撰寫稿子，忙忙碌碌。加上他向來與國民黨右派戴季陶、鄒魯等人書信來往密切，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漸次動搖起來，慢慢把“一大”的決議精神拋掉九霄雲外。
1922年3月，周佛海從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畢業後，當時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權威河上肇先生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為了更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他便選中了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一考便中。
1924年5月，周佛海從京都帝國大學畢業，回到了廣州。當時國共兩黨首次合作形成，中國革命形勢飛速發展,急需各種各樣的人才。對他一向特別垂青的戴季陶馬上邀請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每月薪水200大洋。不久，廣東大學校長鄒魯聘請他作兼職教授，月薪240大洋，比專職教授還多20元。而戴季陶、鄒魯二人都是鐵桿的國民黨右派分子，他們對共產黨一直懷有深深的敵意。
這時的周佛海，由於經濟上的暫時滿足，人際關係的變化，使他所受影響更為明顯。在客觀上，共產黨當時提出的口號是：“一切工作到國民黨去”，共產黨成了配角，他力圖將自己培養成“領袖人物”的追求似乎美夢難成。加之當時共產黨的工作條件極為艱苦，力量也弱小。思想上早已頹廢的周佛海，對無產階級革命早已喪失了信心。雖然繼續參與黨務活動，但對黨已是疑心離德，距離越來越遠。
加上他的妻子楊淑慧惜財如命，捨不得用薪金繳納黨費，力勸他退黨，他也深以為然。他開始拒絕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活動。戴季陶、鄒魯都是國民黨右派，是反對國共合作的人。周佛海受到他們的拉攏、蠱惑和影響，革命理想意志不堅定，與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的分歧越來越大，與黨離心日益加重。並對戴、鄒二人感恩戴德，唯命是從，亦步亦趨，跟著他們大談其反對社會革命、反對階級鬥爭的反動言論，企圖以此作為進取仕途的階梯。
儘管如此，中共廣州執委會和廣州執委會負責人之一的周恩來，對他多次進行耐心的批評教育，幫助其認識錯誤，引導他回到革命隊伍中來。但是，周佛海毫無悔改之意，繼續我行我素。就在1924年9月，他終於下了決心，要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了。
對於周佛海的這種變化，中共廣州執委會十分重視，想方設法挽救他。9月的一天深夜一點多鐘，周恩來再一次親自上門做他的思想工作，同他進行長時間的談話，勸他鄭重考慮。但他一點也沒聽進去，仍然一意孤行。
第二天，他給中共廣州執委會寫了一封長信，表明自己的態度，要求脫離中國共產黨。
中共中央執委會，根據周佛海在思想上、政治上日益墮落，屢教不改的現實表現，為了純潔黨的組織，決定同意他退出中國共產黨的請求。
以周佛海投機成性的個性，叛黨是必然的，即使此時不叛黨，以後遲早也會與另一位黨的創始人張國燾一樣，走上與共產黨背道而馳的道路。
一箇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一大”的代表和黨的領導人之一，就這樣背棄了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率先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叛徒。從此，周佛海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了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干將和蔣介石的心腹，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最兇惡的敵人之一。
四、智囊軍師
周佛海脫黨後，為了表現自己與共產黨的決裂，以向國民黨右派邀寵，他糾集了廣東大學的幾個教授，辦起了一個叫《社會評論》的雜誌，積極開展反共宣傳。標榜“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的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1925年6月，周佛海在上海大廈大學謀到了一個教授職務。這時何公敢等人在上海創辦了《孤軍》和《獨立青年》兩份雜誌，為了擴大影響，便把周佛海拉了進去。
周佛海舞動著手中的筆桿，在反共宣傳上學戴季陶的樣子，搖唇鼓舌，連續在《孤軍》、《獨立青年》等雜誌上發表了《國民革命中的階級問題》、《反共產與反革命》、《再論反共產與反革命並答中國青年》等文章。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為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搖旗吶喊。
與此同時，他還出版了他的三本關於闡述孫中山思想的書，特別是《中山先生思想概論》出版後，周佛海在國民黨右派內，一時聲名大振，在社會上的影響也相應得到提高。蔣介石也認為他寫得很好，託戴季陶帶口信希望他能多寫些這方面的文章，多宣傳三民主義。
1926年6月至7月，蔣介石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開始北伐作戰，北伐軍一路捷報頻傳。
9月17日，蔣介石任命周佛海為北伐軍總司令部行營秘書，襄助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兼行營主任鄧演達工作。
10月10日，北伐軍攻佔武漢。
1927年1月12日，在武漢，蔣介石第一次召見了被戴季陶等人稱譽一時的周佛海，他上下打量一下週佛海，發現來人身材癯瘦，這一點與他自己有幾分相像，一下子喜歡起來。再看周佛海面目清秀，皮膚白晰，高鼻樑，大眼睛，兩道濃眉，神采奕奕。舉手投足，有禮有度，神色從容，沒有絲毫見了大人物所出現的猥瑣相。且談吐不俗，條理清楚，見解獨到，要言不煩。蔣介石不由得暗暗稱奇：此人確非等閒之輩。
初次見面，周佛海察顏觀色，投其所好，力主“遷都南昌”“阻止共黨”，在蔣介石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為他後來受到重用打下了基礎。
2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更名而成）武漢分校成立，蔣介石自任校長，委任周佛海為少將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由於其他人員兼職很多，無暇顧及校務，故軍校的教務基本上由周佛海主持。可見，蔣介石自一開始就對周佛海十分器重。
5月，蔣介石決定籌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自兼校長，指定周佛海為該校政治總教官。
1928年1月，蔣介石指派周佛海、戴季陶、邵力子、陳果夫、陳布雷五人在上海創辦政治性刊物__《新生命月刊》，以周佛海為總負責。他在月刊上組織發表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理論”文章。他自己也連續發表了《今後的革命》、《民生主義的特質》、《民權主義的根據和特質》、《民族主義之科學的說明》、《辦黨和做官》、《民眾組織、民眾訓練和民眾運動》、《中國革命的現階段及建設事業和民眾運動》、《三民主義的本質》等十幾篇文章。
為迎合蔣的反動統治口味，寫出了《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和《三民主義的基礎問題》兩部書，一時成為反動陣營的暢銷書，成為蔣介石建立和維護反革命政權的重要政策的理論依據。蔣介石大為青睞，將《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定為國民黨中高級幹部必讀課本。周佛海因此也被公認為國民黨的重要“理論家”和“三民主義理論權威”。
周佛海就是通過反共去投靠蔣介石的。他以反共理論家自居，他以他的反共理論和對蔣介石的忠誠，深得蔣介石的賞識與重用，負責為蔣介石起草講話與命令等。周佛海終於擠進了蔣介石智囊團，為蔣介石內戰、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介石身邊的“文膽”之一，頗得蔣的寵信。加上他長袖善舞，交遊廣泛，周旋於國民黨軍、政、警、特、財系統，左右逢源，遊刃有餘，很快便嶄露頭角，他的地位也節節高升。
周佛海有一種為常人所沒有的特殊本領，那就是善長結交朋友，無論你門檻多高、為人多傲，他只要交上一、兩回，很快就與你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蔣介石身邊有“兩戴”、“三陳”，是最難打交道的人。“兩戴”是指戴季陶、戴笠，“三陳”是指陳布雷、陳果夫、陳立夫，這幾人也是目高於頂，都深得蔣介石的寵信，等閒人難入他們的法眼，但他們都與周佛海交好。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比周佛海大6歲，一向把周佛海當小老弟看待，對他提攜有加。陳布雷是蔣介石“第一文膽”，年長周佛海8歲，為人狷介方正，一天到晚正襟危坐，沉默寡言，極少與人來往，獨與周佛海私交甚篤，是周佛海最好的知交。而軍統魔王戴笠及黨務大佬陳果夫、陳立夫三人與周佛海年齡相差不大，偏偏與周佛海投緣，互相平輩論交，稱兄道弟。
同月，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在南京成立，該校前身即為黃埔軍校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經蔣介石安排，周佛海充任該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之所以受到蔣介石的寵信，不僅因為其“文才”，更因為其極有心計，心思縝密，善於揣摸蔣介石的複雜的思想、多變的個性，領會蔣介石的種種“意思”，炮製出為蔣介石所需要的文章。
1929年3月15日，國民黨第三次全會在南京召開，本來他已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名單，由於他帶頭反對胡漢民，被胡漢民堅持把他的名字劃掉了。
3月20日，蔣介石安排周佛海草擬討伐令，討伐李宗仁、白崇禧。討伐令言詞鑿鑿，冠冕堂皇，文筆犀利，可謂一筆殺千軍。周佛海在討伐李、白的過程中，為蔣介石出主意，搖筆桿，策劃分化瓦解桂系，並在輿論上大肆攻擊李、白，蔣介石很快便大獲全勝。
4月，蔣介石論功行賞，任命周佛海為國民政府訓練總監部訓練處中將處長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主任。
1930年5月11日，蔣（介石）、桂（系）、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全面爆發。周佛海再次隨軍，成為蔣介石不離左右的謀士，奔波於各個戰場，出謀劃策，捉筆代刀。這一時期蔣介石發出的通電、宣言以及演講稿和其它文稿，大部分出自他之手。向蔣介石獻計，使用離間手段，造謠生事，挑撥馮、閻之間的關係。
周佛海組織宣傳隊，會同當地黨部，動員民眾，聯絡紳商，編寫軍歌，張貼標語口號，大肆展開輿論攻勢，羅織對方罪名。他善於抓住對方的弱點，甚至無中生有，把責任推給對方，如潑婦罵街般，口誅筆伐，大加鞭撻，對對方進行人身攻擊，讓人百口難辯。他以蔣介石的名義，先後起草發佈了《討馮宣傳要點》、《告西北將士文》。可謂利筆如刃，用語之惡毒，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面對蔣介石的強大壓力，馮玉祥不敢貿然應戰，只得發表通電下野。蔣介石不戰而勝。
11月12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三屆四中全會，在蔣介石與胡漢民開展關於約法的論戰中，周佛海的生花妙筆，就已在蔣介石的報告、文章中大顯威力。並經周佛海或明或暗的提醒之下，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蔣介石下定決心去掉胡漢民這個政敵的決心。
蔣介石在生活上是一個十分嚴謹的人，他既不抽菸，也不喝酒，甚至連茶都很少喝。最討厭部下飲酒、抽菸，很多人在見蔣介石之前都要散去身上的酒氣、煙味。唯獨對周佛海總是網開一面，特別寬容，周佛海經常吃得酩酊大醉出現在蔣介石面前，蔣介石也不以為忤，可見蔣介石對其寵愛之深。
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把胡漢民騙到其總司令部，軟禁於南京市湯山街165號總司令部俱樂部，掃除了障礙。
6月，蔣介石在南昌設立總司令部行營，指揮“圍剿”工農紅軍。6月28日分別發表了由周佛海起草的告民眾、告將士、告官吏和告黨部人員書，這4個文告對紅軍極盡詆譭之辭。6月29日，又發表《告贛省縣長書》。6月30日，再次發佈《告剿赤軍將士書》。這一系列文稿，不難看出周佛海反共、仇視紅軍到了何種程度，為了表示自己與共產黨誓不兩立，以取得蔣介石對自己的完全放心，挖空心思地為蔣介石出謀，釆取一系列強硬“剿滅”措施，大有置中共及紅軍於死地而後快之心。
9月，日本悍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佔領了我東三省。而蔣介石對日寇向來是採取忍痛息憤、逆來順受的不抵抗態度，把希望全部寄託在“國際聯盟”的調停上，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立場。對於蔣介石的這些政治方針，周佛海心領神會，讚不絕口。9月23日國民政府發表了由他起草的《國府告民眾書》，同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發表了由他起草的《告粵要人電》。
11月12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了第四次全會，被蔣介石倚為“重臣”的周佛海以第一名的票數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人稱“狀元中委”。這是他在政治上的又一次豐收。他依靠捉筆代刀的手段，追隨蔣介石的左右，大效犬馬之勞，在蔣介石的“栽培”下，為自己在“仕途”的更進一步發展，積累起了雄厚的資本。
12月29日，經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通過，周佛海為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並曾一度列席南京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
同月，周佛海調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周佛海自認為有治國之才，殺伐果斷。1932年2月，他發表了三篇文章：《為抗日救國敬告青年書》、《整頓江蘇地方教育之意見》、《江蘇教育之新計劃》。對江蘇教育進行大刀闊斧地整頓，試圖使江蘇教育出現一個新局面。接著幾年中，他又發表了六十多篇文章。
此外，蔣介石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先後建立兩大特務組織。在國民黨黨務系統中建立中統特務組織，其核心組織為“清白團”，成員有陳果夫、陳立夫、周佛海等九人。不久又建立第二個特務組織，就是以黃埔軍人為核心的“復興社”，這就是後來罪惡昭彰的軍統組織，周佛海被指名為該組織最高級幹部之一。周佛海身兼兩個大特務組織負責人，成為蔣介石最親信的大紅人。
蔣介石之所以欣賞重用周佛海，其原因有三：第一、周佛海確實有才，文章寫得好，心思靈活，又有決斷力，會做事，很能幹，沒有一般文人的那種優柔寡斷，婦人之仁。第二、蔣介石很佩服曾國藩，一輩子以曾國藩為榜樣，而周佛海是湘軍的後代，也崇拜曾國藩，並以曾國藩的私淑弟子自許。第三、周佛海雖然才華橫溢，卻為人散漫，浮囂飛揚，大大咧咧，放浪形骸，不是政治家，即使他有野心，也成不了領袖人物，這樣的人用起來特別放心。
1935年11月，周佛海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不久擔任中央民眾訓練部長和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仍擔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
五、賣國鉅奸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製造了蘆溝橋事變，猖狂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
8月9日，蔣介石委任周佛海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主任是陳布雷。8月15日，國民政府成立大本營，以蔣介石為最高統帥，周佛海擔任主管政略的第二部副部長。
周佛海的私宅在南京市西流灣8號，周公館三面繞塘，翠竹垂楊，映著清水碧波，十分宜人，因為其地下室是一個防空襲的好地方，於是便成為一批官僚政客進進出出的熱鬧場所。顧祝同、熊式輝、朱紹良、胡適、陳布雷、李名揚、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陳方等乾脆搬到周宅住下。高宗武是每天必來。
這些人與周佛海一樣，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以周佛海為中心的這一部分人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逐漸形成了一個以周佛海為主的主張對日議和的小集團，胡適把它稱之為“低調俱樂部”。
本來，周佛海與汪精衛以前多次互相攻擊，周佛海百般謾罵、醜化汪精衛。兩人之間一直心存前嫌，芥蒂很深，甚至不相往來。這時周佛海主動上門認錯，且在對日的問題上，二人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所以兩人很快便冰釋前嫌。汪精衛視周佛海為知己，從此二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沆瀣一氣。
後來，周佛海之所以背叛蔣介石，選擇以汪精衛為中心，開展所謂的“和平運動”，其原因有五：
其一、周佛海從年輕時起就野心勃勃，立志要“入閣拜相”“開府封疆”，做領袖人物。他跟了蔣介石十年，雖然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但還只是個機要、幕僚的角色，也就是當“幫閒”、“詞臣”看待，並非以國士待之，他的領袖夢破滅了，只得改轅易轍，另闢蹊徑。
其二、蔣介石是一代奸雄，為人敏感、多疑，喜歡玩弄權術，自古“伴君如伴虎”，在其身邊時間長了，稍有不慎，大禍將至。因此決定離開蔣介石。
其三、周佛海為了維護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樹敵太多。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胡漢民、李濟深、唐生智、陳濟棠、孫科、張發奎等地方實力派都曾被周佛海罵得體無完膚，他們對周佛海恨之入骨。仗著蔣介石的寵信，大家有所忌憚，自然奈何不了他。一旦失寵，眾人會群起而攻之，自己將死無葬身之地。他要尋找新的強有力的“保護傘”或靠山，這個人非國民黨的“二號”人物汪精衛莫屬。
其四、政見不同。周佛海認為，中國與日本對比，無論是軍事力量、武器裝備，還是人力、財力、物力等各方面都不能與日本相提並論，抗戰必大敗。而蔣介石高調堅持抗戰是受了共產黨的鼓動，自不量力。
其五、他把蔣介石與汪精衛作了一番對比，發現汪精衛為人厚道、重才、體貼、謙遜，比冷峻、嚴酷的蔣介石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汪精衛相對懦弱，書生意氣重，好控制，先把他推上領袖的位置，一旦時機成熟，可取而代之，從而實現自己出人頭地的領袖夢。
1938年1月，蔣介石授權周佛海、陶希聖、梅思平、羅君強等人在漢口成立了一個名為“文藝研究社”的組織，周佛海為總幹事，陶希聖副總幹事，專為對內反共，對外“主和”，破壞抗戰，破壞國共合作。
4月，周佛海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7月當選為第一屆國防參議會參議員。
11月20日，汪精衛和周佛海授權梅思平、高宗武與日方在上海簽訂了臭名遠揚的《重光堂秘約》。12月5日，周佛海以視察黨務與宣傳演講為名，率先乘機飛往昆明。12月18日，在周佛海的策動下，汪精衛終於決定出逃，乘機抵達昆明。12月19日，汪精衛、陳璧君、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陳君慧、陳國琦、陳常燾、汪文惺、何文傑及副官等一行十餘人乘機飛往越南河內，第二天，陳公博亦飛抵河內。
汪精衛身為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國防最高會議副委員長，公然反對國民黨的抗戰方針，暗中與日本談判“和平”，破壞抗戰，充當賣國賊，其自己有很大的責任。但從其中與日本勾結以至最後決定出逃的全部過程來看，與周佛海的參謀、督促、鼓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事實上，從抗戰開始後，周佛海便充當了汪精衛“和平遠動”的“總參謀長”，即所謂的“佛海路線”。
12月19日，汪精衛召集大家決定成立政治、軍事、財務三個委員會，政治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由汪精衛任主任委員，財務委員會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員，周佛海還兼任了政治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和秘書長，三個委員會都抓在他手中，這就奠定了他以後在汪偽政權中的地位。
12月31日，在周佛海、陳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極力慫恿下，汪精衛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磨對華第三次聲明的電文在《南華日報》上刊登出來，這就是臭名昭著的《豔電》，公然贊同日本滅亡中國的“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之三原則。
《豔電》發表後，周佛海前往香港四處活動，招降納叛，物色嘍囉。
1939年4月12日，周佛海同梅思平抵達上海。周佛海用鉅款收買了《大美報》、《文匯報》。又全力拉攏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工組織人員入夥。2月，在極司菲爾路76號正式建立了特工組織。
汪精衛抵滬後，周佛海更加積極地替他出謀劃策，為汪偽政權的建立而奔波。5月31日，周佛海即隨汪精衛，與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周隆庠等十一人飛往日本，參加汪日首腦會談，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一系列條件。
8月28日，汪偽國民黨“六大”在特工總部所在地極司菲爾路76號大禮堂舉行。9月5日，召開“六屆一中全會”，成立了偽中央黨部，汪精衛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偽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周佛海被指定為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偽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偽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同日，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務委員會成立，由周佛海任主任委員，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員，李士群任秘書長。下設特工總部，以丁默村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為副主任。這樣，周佛海又成了汪偽特工的總頭子。
11月1日，以周佛海為主任的會談代表與日方梅機關長影佐禎昭為主任的會談代表在上海江灣六三花園進行秘密談判，12日結束，歷經七次會議，達成賣國的《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修正案）》以及《秘密諒解事項》，密約內容之廣泛、條件之冷苛，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比之袁世凱的《二十一條》，比滅亡朝鮮的手段，更加毒辣。
汪精衛的偽中央政權成立時，偽政府中的各院、部、會的漢奸要員，都是在周佛海筆下提名產生的，偽政府實際上是周佛海炮製而成，周佛海對此頗為得意，在日記多次炫耀此事。可以說周佛海是汪偽政權的“總設計師”。
1940年3月20日至22日，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在南京舉行會議。汪精衛任為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長，周佛海被指定為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
3月30日7時半，汪偽國民政府“還都典禮”在原國民政府考試院大禮堂粉墨登場，各院、部、會漢奸要員“宣誓”就職。由汪精衛代理“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陳公博任“立法院長”，梁鴻志任“監察院長”，溫宗堯任“司法院長”，王揖唐任“考試院長”，周佛海任“財政部長”、“警政部長”和“全國經濟委員會副委員長”。
這天，周佛海躊躇滿志，得意非凡。頗有“一統天下，終有出頭之日”的氣概。他說：“餘之理想果實現，為人生一大快事。憶前年四月與思平談收拾時局辦法，餘謂必需三民主義、國民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及國民政府四條件。自離渝以後，經一年另三個月之努力，今竟天從人願，足見事在人為也。本日為餘生平第一痛快之日，蓋理想實現，為人生最得意之事也。”“一年努力竟達目的，彼此甚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餘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就不虛生一世也！”
1940年7月，汪偽稅警總團成立，周佛海兼任總團長，羅君強任副總團長。
11月19日，周佛海飛抵東京，這是第四赴日與日方談判，30日，簽訂了汪日《基本關係條約》，汪偽政權承認偽滿洲國，日本正式承認汪精衛偽國民政府。
12月2日，周佛海任偽行政院副院長。
1941年初，汪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立，周佛海兼任該行總裁，總理全行業務。搜刮民脂民膏，大發橫財。
5月，汪精衛成立反共軍事組織—“清鄉委員會”，汪精衛任委員長，陳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員長，由李士群兼任秘書長負實際責任。
6月14日，周佛海偕汪精衛一行由上海乘船前往日本，與日本政府就促使日本強化偽國民政府直接交涉，17日抵達東京。周佛海在日期間，頻繁活動，遍拜日本要員。24日雙方發表《共同聲明》。
1943年1月，汪偽成立“最高國防會議”，汪精衛任偽最高國防會議委員長，周佛海任偽最高國防會議委員。
3月11日，周佛海任偽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委員長，為日本掠奪中國的棉布、棉紗等重要物資。
自1939年5月，汪精衛秘密赴日，談判成立偽政權起，幾乎所有的與日本的“外交”談判，都是由周佛海代表汪精衛與日本 直接進行，唯獨1943年9月汪之赴日與日本簽訂《同盟條約》，周佛海沒有參與主持。
在形式上，周佛海是僅次於汪精衛和陳公博的第三號人物，但由於周佛海直接掌握汪偽政權的人事、外交、財政、金融、軍事、文化、物資和特務大權，並且又直接掌握一支裝備精良、訓練嚴格的偽稅警團，因而其在汪偽政權中是一個最有實力的人物。
六、日暮途窮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時20分，汪精衛死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消息傳來，大小漢奸如喪考妣，惶惶不可終日，陰森森、悽慘慘，石頭城內一片沒落的景象。絕頂聰明的周佛海，到頭來聰明反被聰明誤，此時的他情不自禁地悲愴欲絕，大叫：“哀哉！”
汪精衛死後，日軍的敗跡已經十分明顯。
11月12日，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陳公博出任偽國民政府代理主席、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長、偽最高國防會議委員長、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偽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偽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周佛海擔任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副委員長、偽最高國防會議副委員長、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偽國民政府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行政院院長、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兼保安司令，其它偽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偽中央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偽全國經濟委員會副委員長、偽物資統制審議委員會委員長、偽財政部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等職務任職如舊。
周佛海立即向蔣介石拍急電，表示他控制的一萬多人的武裝能以“完整的上海奉給中央”，並向蔣介石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後，寧願死在主席之前”。早在1942年10月，他揹著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安排重慶的特工人員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蔣介石接電報後，極為高興，立即以個人名義嘉獎周佛海。
在抗戰結束前後，中國共產黨方面毛澤東主席也沒有忘記這位曾經共過事的同鄉，先後指示新四軍政委劉少奇、新四軍軍長陳毅、後任新四軍政委饒漱石通過秘密戰線曾策反過周佛海，以和周佛海組成“聯合陣線”對抗國民黨政府，但周佛海自知自己罪孽深重，擔心共產黨不會放過他，因此未能成功。
1945年8月12日，就在日本表示投降而未正式投降之際，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奉蔣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令其指揮所屬稅警總團、上海市保安隊及警察，以及杭州地區偽第十二軍等，負責維護上海、杭州一帶治安，阻止新四軍武裝收復滬杭地區。後應周佛海的請求，任命他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司令，全權指揮駐滬杭偽軍。就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成為抗戰的有功之臣。周佛海隨即在極司菲爾路76號宣佈成立總司令部，周佛海自任總司令，羅君強、熊劍東為副司令。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
8月16日下午，陳公博主持召開偽政權解散會議，即偽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正式宣佈解散偽國民政府。將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偽中央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由陳公博任臨時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治安委員會委員長，周佛海副之，以負責善後工作。
1945年9月30日，戴笠以“蔣委員長將在重慶召見你們”為由，用飛機將周佛海、羅君強、丁默村等五人送到重慶，幽禁於嘉陵江畔的白公館，享受優待生活。
1946年4月，國民黨當局先後開始了對漢奸的公開審判。首先受到審判並被處以死刑的是偽立法院副院長繆斌。接著，陳公博、梅思平、褚民誼、林柏生、陳璧君等漢奸，一一受審判，分別被判以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受到應有的懲處。但周佛海仍逍遙法外，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質問當局“為何在大小漢奸受到審判時，獨頭等漢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無消息？”迫於壓力，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審判周佛海。
9月16日，軍統將周佛海等人從重慶用專機押返到南京，關進老虎橋監獄。
11月7日，周佛海被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名判處死刑。事後其妻楊淑慧多方活動，還請了章士釗等三位大律師，國民黨政要員顧祝同、陳布雷、陳果夫、陳立夫、陳方、蔣伯誠、洪蘭友等周佛海的眾多好友也紛紛向蔣介石求情。而且楊淑慧還揚言：如果周佛海真被處死，她會將蔣介石曾經寫給周佛海“保證不追究周佛海”的親筆信公之於眾。
這樣出爾反爾的事，對於蔣介石這樣的政治家和領袖人物的人格，是有損的。投鼠忌器，因此蔣介石不能不有所顧忌。
1947年3月26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簽署特赦令，以“響應反正”、“戴罪圖功”，“以觀後效”為由，將周佛海“減為無期徒刑”。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臟、肺炎、肋膜炎等病症併發，於下午2時15分，在一陣哀號之後，口鼻流血，斃命於南京老虎橋監獄中，終年52歲，結束了他複雜、多變、骯髒的一生。
4月5日清明節，楊淑慧將其屍體草草葬於南京市郊外附近湯山的永安公墓。後來長子周少海在其老家沅陵縣涼水井鎮窩溪村周家衝建了一個衣冠冢。
荒煙蔓草，將一代鉅奸徹底埋葬，“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留給世人的是無數的慨嘆！
備註：私塾弟子是對自己所敬仰而不能從學的前輩的自稱。
參考書籍：
1、《通敵內幕》（湖南沅陵鍾玉儒、龔由青、金裕志著）；
2、《朝秦暮楚的周佛海》（蔡德金著）；
3、《大紅大黑周佛海》（王曉華、張慶軍著）；
4、《周佛海日記》（許映湖、王仰清整理）。
感謝 文成都 老師的精彩文章
讓我們都來品讀 家鄉人的故事！
文成都, 沅陵人，曾任軍大坪區委秘書，借母溪鄉黨委委員，現任老幹部局正科級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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