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中國知名學者中，辜鴻銘所遭遇到的尷尬與無奈當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特例。一方面，在歐洲以及西方社會，他歷來頗受尊敬乃至大享盛名於一時，西人認他是一位深得中國傳統儒學真髓，獨能溝通中外文化畛域，高論東西文明是非的著名哲學家和學者；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國裡，他卻倍受冷遇甚至越來越遭人唾棄，國人視之為集狂悖古怪、頑固保守於一身的亡清遺老和傳統衛道士。簡單地說，這不僅與他的特殊身世與古怪性情有關，也與他由西復而返中的奇特思想經歷有關，同時亦與其著述多以西文面世，國人長期無從寓目大有關焉。
辜鴻銘，名湯生（Tomson），以字名世，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於南洋檳榔嶼。約10歲，隨養父布朗遠赴蘇格蘭，接受英式近代資產階級人文教育。21歲，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是為近代中國之第一人。其後，旋赴歐洲各國遊學，更獲有多種西方文憑或學位。[1] 1878年由西歐返回南洋，任職於英屬新加坡海峽政府，後與轉途於星島的馬建忠遇，始決意辭職返華國服務。後輾轉到達香港，偶然被張之洞屬僚發見並舉薦， [2] 遂於1885年回國入張之洞幕。從此，乃跟隨張之洞由廣州而武漢，而三至南京，而北調京都，歷時長達幾四分之一世紀。其任職情形大體是，首入廣州之初，只是充任德文譯員；到達武漢以後，始調升為洋文案；其間曾至上海出任黃浦浚治局總辦有年，屆滿復返武漢；終以入帝都北京，初僅為外務部員外郎，復晉升郎中，後則擢為左丞。任職最久的是武漢之文員，滬濱際為肥缺，最高官職獲於北京，約相當於今之外長助理。由上述觀之，他自己所謂“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之說，大約基本可信。[3]
本文所欲提出之辜鴻銘對列強及整個西方社會所作種種抗辯事，大體就發生在他供職張幕這四分之一世紀時間裡，其中尤以“庚子之亂”前後中外激烈衝突為主要論說對象。要之，同彼時中外關係之官方話語文本相區別，辜鴻銘的駁論與抗辯則可代表並折射晚清時代的民間輿情及其文化心理，而這又恰恰是絕大多數國人近一個世紀以來無從知曉的歷史故實。[4]
（一）
近年以還，有關基督教及西方傳教士在華活動的研究已經得到相當展開，也取得了不少更具學術意味的新成果。然而，一個不容爭辯的基本事實仍是，就1840年以後列強主導下的近代西方在華傳教活動而論，雖然不能完全排除其促進中西交通及文化交流的客觀作用，但從其肇始動因上說，無疑仍以西方列強圖謀覬覦中國，並設法將其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從而加深其對華侵略和掠奪為終極指向。同樣，在先後來華的西方各教派傳教士中間，雖不能說絕無真正熱心宗教事業的正直之士，也不能說他們對近代中外交通如科技、教育等文化交流絕無益處，但就絕大多數情況而論，在他們的實際作為與其所宣稱的職業道德之間，亦多所背離甚至表現為大相徑庭。
一般地說，這些西方來華傳教士的身份和背景，大多極為複雜。某些人只是把傳教當作一種幌子，實際上做了許多傷天害理的罪惡勾當，甚者竟直接充當其所在國的高級間諜或起著侵華謀士的作用。在一篇抗辯性文章的附言中，辜鴻銘就曾絕妙地徵引過一段文字——它出自於1860年攻入北京的法軍統帥手下一位名叫埃裡松的譯員兼機要秘書的日記——略謂：“如果在此不提請人們注意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基督教傳教士起多麼大的作用，那麼我就缺乏正義感，也不符合實際。耶穌會士所呈現給將軍的一切情報——以及說明情報的準確性事件，無論是關於我們必須經過哪些省份的資源的情報，還是我們將要在前面碰到的部隊人數的情況，都是通過耶穌會士獲得的……耶穌會士在這個時期表現出了熱烈的愛國主義和令人欽佩的忠誠。” [5]
自西方傳教士大舉東來及其種種妄為日益昭彰之日起，中國城鄉紳民的反教鬥爭便時有發生。特別中法戰爭以後，全國各地教案事件尤呈迭發不斷、此伏彼起之勢。可是，由於肇啟事端的西方傳教士往往通過其駐華領使惡人先告狀，後者則乘機向清廷或地方官府施加壓力，甚至動輒以出動兵作為威逼恐嚇之卑劣手段，致使許多教案事件的實際處置，每多受到損害的中國紳民不僅得不到朝廷與地方官府應有的庇佑，反而常常遭致後者之無情彈壓，以致冤屈永遠不得申訴。此外，那些已經“獲勝”的西方傳教士及其駐華使領，還往往就此向不明就裡的西方世界廣造輿論，侮蔑中國人“愚昧”、“野蠻”、“排外”，指責清廷不守“國際慣例”，無視“條約地位”，嚴重歪曲中國紳民反教鬥爭之真相，用以混淆西方社會一般民眾之視聽，進而煽動列強政府及其民間的普遍反華情緒。[6]
1891年5月至9月間爆發的“長江教案”即是一個顯例。此間，辜鴻銘在張之洞幕內已由一介譯員升任為洋文案， [7] 故而張與各國駐華使節種種往還交涉事宜，其必每多親歷之或者與聞之。面對西方教士及教民的不法，列強駐華使領的強橫，中國官紳鄉民的委屈，飽有中西社會與文化閱歷的辜鴻銘，自然不會也不能藐藐然無動於衷。他最為痛恨的，就是各國使領那種強盜般的嘴臉——彷彿他們是大清疆吏的頂頭上司，中國朝廷的太上皇。每每當前者動輒以炮艦政策相威逼，清廷帝后及張之洞們又不得不相與妥協時，辜嘗生出一種國格與人格上的雙重痛楚。但是，為了中外交涉之大局及自己身為屬吏之身份，“賦性疏野”的他在許多外交場合裡則只能更多地保持著緘默的態度。[8]
然而，緘默不語絕非他的人生哲學，尤其不合他的疏野性情，問題的關鍵是選擇怎樣策略與方式。它既要適當妥貼，又須可行而有效：既不能因此而損壞所謂“大局”，讓他的主公張之洞乃至朝廷不滿或難堪；又必須能夠為朝野官民一吐積怨和憤怒，一以爭國格，二以爭人格。就在“長江教案”落幕之際，辜鴻銘在上海《字林西報》以英文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為《為吾國吾民而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騷亂關係論》。[9] 文章開宗明義，表示將對近代以來西方各國在華傳教事業及其傳教士的活動作一次總的分析和檢查。至於寫作動機，他更明確寫道：“在所有這些教案中，外國公眾只能聽取當事一方傳教士的一面之辭，而（中國）人民的聲音卻聽不到。現在，我代表那些人民提出以下考慮，我相信這在每個正直無私的外國人看來都將是公正的。” [10]
綜觀其全文，主要就下述三個問題而次序展開：
第一，針對西方來華傳教的所謂“提高民德”之說，辜鴻銘指出，這的確是中國政府最初“被請求接受”在華傳播基督教的真正合理合法的目的。但他隨即揶揄說：“如果能夠證明，現代傳教士以他們目前在中國傳播基督教的方式，將或有實現這一目標的些微希望，那麼我贊成讓他們得到保護；如果確乎必要，還可以用槍炮和戰艦來鎮壓民眾。”而且，如果基督教確實能使中國人變得更好或更高尚，那麼中國那些最優秀分子必將會是最願意被吸收入教的人士。可是事實則恰恰相反，這些中國人中的優秀分子，幾乎都與基督教格格不入。文章就此揭露指出：
一個公開的秘密是，只有中國人中那些最糟糕、軟弱無知、貧困墮落之徒，已經或能夠說皈依了基督教。除了這些人之外，傳教士們還吸收了誰？這皈依者，這些丟棄了他們先輩的信仰，聽從其外國老師的吩咐，如果不蔑視、起碼也是不夠尊重和同情他們自己以往歷史的傳統或記憶的人；這些孤立地生活著，併為本民族及其同胞所不容的棄民，一旦那純粹的金錢利益的希望破滅和其他外在影響消除之後，他們將會變成比目前中國最壞之人還要壞的惡棍。[11]
據史載，當中法戰後外國傳教士得便大量竄入腹地之後，曾大肆招人信教以張教會勢力，如手段上就有設計引人“投教”，出錢買人“吃教”等等。結果是，導致大批地痞、流氓及惡霸紛紛入教，而這些人“一經入教，即成化外。官府且無可奈何，鄉黨親戚更無忌憚。” [12] 當時，美國傳教士愛利烏德自己也曾供稱：“中國人民中的惡霸分子，常認為入教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看到每一個傳教士，都是一個有利的保護人；每一座外國教堂，都是一塊可以獲救的岩石。”這些均可證明他的揭露之不誣。
第二，至於西方來華傳教的所謂“開啟民智”之說，辜鴻銘根本就表示不予相信。他不禁挖苦說，比起列強向中國傾銷的種種“易於腐爛的商品”，這種旨在使東西方更加親密的“不朽的思想”，顯然要“更有必要且有價值”。但遺憾的是，傳教士們所帶來的他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里，就有太陽和月亮都只聽命於猶太耶穌會長的意志之類的貨色。傳教士們廣為宣揚的“日心說”，便恰好與近代天文學的科學結論相反。他寫道：
我認為，無論新教傳教士能夠帶入多少純科學信息的東西，他們同時也加入了一個害蟲，這個害蟲最終必將葬送中國啟蒙智識的全部希望。因為，不正是為反對與之同樣的智識把戲，歐洲所有偉大的人類精神的解放者已經戰鬥過並且直到今天仍在戰鬥嗎？的確，對於任何一個完全瞭解歐洲這種為了智識啟蒙而鬥爭歷史的人來說，這些在歐洲焚燒和殘害科學家的教中人，卻在中國這兒把自己裝扮成為科學和智識啟蒙事業的鬥士，這看起來該是多麼奇怪和荒唐可笑啊！[13]
這裡，辜鴻銘以他對歐洲宗教及人文歷史的充分了解——而這正是當時中國一般士大夫階層所無知的——無情揭露了基督教及其教會人士可惡的兩面嘴臉：在歐洲，他們不惜採用監禁、火燒等殘酷手段，來對付反對它們的科學家哥白尼、伽利略等人；而在中國，他們卻將自己喬裝成了傳佈科學從事啟蒙的鬥士。
他還指出，西方在華傳教絕非真正的智識運動，任何瀏覽過那些以傳教名義出版的東西的人都知道，正是這些愚昧的東西才使得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在智識上看不起外國人。當看到這些愚昧的東西正在被強加給中國人——或伴之以傳教士種族與心理上的傲慢自大；或伴之以列強政府明火執仗的炮艦威脅——他們便不得不憎恨外國人。“這不是一般的憎恨，而是隻有那些看到他們作為至高至聖的東西，那些屬於民族國家也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諸如他們的處世之道，他們的文化和文學的優雅，都處在無法挽回的損傷和破壞的危險中時，才能有的憎恨。這，讓我在此指出，就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憎恨外國人的根源。” [14] 辜鴻銘所反對和抗議的，正是列強以強迫手段使中國人接受基督教。這那裡是平等的“思想之交流”，純粹就是炮艦政策下宗教輸出！即以基督教教義來衡量，其相去之遠又何止以道理計！
第三，關於西方來華傳教系所謂“慈善工作”之說，辜鴻銘指出，譬如新教醫院和天主教孤兒院的設立，對單個的中國人來說，確實不失為一種行善的手段。但“他們實際上所做的工作”，根本就不值“他們叫嚷每年都的的確確用在中國人民福利上的那樣一筆龐大的錢款”。他質問說：“在歐美人民為支持傳教所捐助的數百萬元計的費用中，到底有多少被用於減輕中國人民的痛苦，又有多少被用於供養傳教士及其家眷，用於他們修建漂亮的住房和療養院，用於他們長篇的信箋和郵票的費用，用於支撐他們的討論會和一時衝動的興會呢？”“這種被當作純粹的慈善計劃的東西，難道不是每個在中國的公正無私的外國人都知道的公開的秘密嗎？在中國的整個傳教事業，難道不只是一個為那些從歐美來的失業的專職人員提供福利的巨大的慈善計劃嗎？” [15] 既是揶揄、挖苦，也是揭露、抨擊！
此時的辜鴻銘，彷彿就是一位高踞庭堂之上的鐵嘴律師！觀其上述言辭，堪稱理直氣壯，義正詞嚴。似他這樣，以一人之雄辯滔滔獨對列強及整個西方社會的巧言惡行，在晚清時代的偌大中國似乎還沒有第二人！還應強調的是，在辜鴻銘看來，他是在以“一箇中國人”的名義大聲疾呼，他是在理直氣壯地“為吾國吾民而爭辯”。或問，這又是為什麼？且聽他的夫子自道：“So hilf mir Gott；ich Kann nicht anders（吾豈好辯哉？吾不能已也）！” [16]
由此，辜鴻銘還就“長江教案”處置中存在的中外不平等問題呼籲說：“我請求那些心胸最為博大的人們開口說點什麼，這些本來受僱而來要帶給這個國家和平與親善的人們，此刻卻正在對該國政府極盡侮辱和叫囂報復之能事，而這個政府儘管焦頭爛額，困難重重，但仍然在沒法保護他們；這些口口聲聲對這裡的人民念著仁慈和慈愛的人們，如今卻只是為了那些愚昧之舉——甚至於在最近這些騷亂中，即使那些受難最深的合法起訴人在公正的法庭上，也只能證明這些舉動並不比可以理解的無知更壞——便以炮彈和葡萄彈威脅他們。事實上，我請求那些心胸最為搏大之人要說的是，當人們對上述這些人僅以真理相告的時候，他們是否有資格要求人們嘴上留情。” [17]
辜鴻銘認為，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如此這樣的存在，無論對中國還是外國都將是一個危害：“它不僅危脅到了四萬萬中國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而且也危脅到了歐美各國人民在中國巨大商業、工業和其他利益，使之危若累卵，面臨著傾覆之險。”“對於中國人的持久傷害，最終也終將傷害到外國人。”誠然，中國紳民對基督教感情用事的憎恨自然也應加以剋制；但要知道“那種憎恨歸根結底是正義的憎恨。我相信再多的炮彈和葡萄彈也摧毀不了它，那些試圖如此行事的人，將只能造成混亂和以傷害他們自己而告終。”為此，他而告誡說：“那些瞭解中國人民脾氣的人應當告訴外國公眾，外國炮艦為傳教事業所發的第一炮，就將成為一場戰爭的標誌。這不是與中國政府對抗——正如我們迄今為止的對外戰爭那樣——而是一場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 [18]
辜鴻銘的這種告誡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純粹的個人行為，而理應被視為中國人民向動輒以炮艦政策相威脅的外國傳教士及其列強政府發出的告誡。這是因為，辜本人曾明確聲明他是“一箇中國人”的名義“為吾國吾民而爭辯”；對方也不會愚蠢到把這僅僅看作是某一箇中國人的聲音，儘管這是列強及社會很少能夠聽到的聲音。遺憾的只是，一向媚洋甚至畏洋的晚清政府和很少諳熟洋文的國人們，當時卻未必知道曾有過辜鴻銘這樣的一個國人，他竟代表他們所發出過如此不屈的抗辯之聲，尤其讓人大感可悲則在於，在當時那種極不正常的中西關係及中外交往中，就是連辜氏本人也不能不對此心存不少顧慮。[19]
到1900年“庚子之亂”發生後，特別是列強議和代表一再叫囂要中國永久拆毀吳淞、大沽等地炮臺的時候，辜鴻銘將這篇文章鄭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重新公諸於《來自總督衙門的論文：尊王篇》一書中。在該書序言中，他再度大聲疾呼：
眼下，北京的外國使臣們非但不努力去消除中國目前事態的根源，甚至連根源何在也全不瞭解。他們試圖消除的是吳淞炮臺！這裡，我要冒昧地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國還存在著一個更危險的炮臺＿＿傳教士炮臺。我大膽地預言，除非中國的傳教士炮臺得到應有的關注，否則要不了多久，外國人甚至連在中國謀生都不可能＿＿恐怕只有搶！[20]
在辜鴻銘的眼裡，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橫行不法與胡作非為，以及西方列強的在華傳教政策，正是近代以來導致中西方衝突不斷乃至戰爭迭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若論其最重要而深刻的原因，還是在於西方列強的既定帝國主義侵華政策。
在“庚子之亂”期間，辜鴻銘還以英文撰寫過為數相當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札記》，並及時地披佈於日本的一家英文報紙。在這些札記中，他以異常犀利的筆調與黑色幽默的口吻，繼續毫不例外地對西方來華傳教士的嘴臉及列強的在華傳教政策給予了不遺餘力揭露和抨擊。本文末節對此將作紹介，此處不贅。
（二）
逮自1895年甲午戰爭以後，由於列強侵略的步步加深，各地教案迭發，在直隸和山東為主的華北廣大地區，終於1900年間爆發了以“扶清滅洋”相標榜的大規模義和團風潮。此間，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廷頑固派集團，竟利用各地拳民盲目排外的一面悍然向列強宣戰，從而招致了西方列強八國聯軍的大規模進一步侵華。這就是禍患至深的“庚子之亂”。
此間，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及洋務大亨盛宣懷等大吏，則甘冒“抗旨”之罪名與列強發起了所謂“東南互保”運動。當然，張之洞們的這種作法絕不應被視為對清廷的有組織之“反叛”。如果不這樣認為的話，將無以說明他們對大清帝后的耿耿苦忠之心。倘使說他們也存有些私心的話，那麼至多也只是要盡力保住積攢多年的既得利益，而絕無半點要與西方列強一起瓜分大清江山的企圖。時在張之洞幕下服務的辜鴻銘，可說是自始至終目睹並經歷了這一切。但是，此間辜鴻銘究竟參與了哪些活動並起到何種作用，由於他本人生前在各種場合屢有大言誇示於人，身後復經有關人士的湊趣性附會演義，有些早已成了永日難解的撲朔迷離之歷史呆帳， [21] 有些則純粹就是並無多少“辛酸淚”的滿紙“荒唐言”。[22]
本文認為，其有據可考者大約只有下述三事：一是在1900年6月17日，他曾參加了張之洞與英國駐漢口代理總領事法磊斯之間有關“東南互保”的一次商榷性會談。二是在1900年7月下旬，“東南互保”正式達成後，經他具體建策，張之洞成功地從英國得到一筆借款，以防範並遏止英艦佔領長江流域。三是“庚子之亂”期間，他曾以英文撰寫並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和時評，並以《來自總督衙門的論文：尊王篇》為題在滬正式結集出版。[23] 該著公開站在大清中國立場，對列強及西方世界由來已久的關於中國之種種岐視與侵略予以激烈抗辯，曾經聳動一時。
從具體時間和內容上分析，前兩件事似乎應該是前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第一件事，據英方檔案資料，會談記錄涉及到辜的只有一處：即法氏將英相索爾茲伯理的一份重要英文電文交給了他，兩人分別將其譯成中文呈請張之洞過目。僅從會談記錄看，辜扮演的角色顯然談不上重要，即僅以譯員身份出現，他本人後來對此亦無片字提及；但法磊斯卻特別提及，一向“十分珍惜中國獨立”的辜鴻銘，在幫助張之洞與英方達成“東南互保”過程中，曾做出過獨特的努力。[24] 第二件事，即隨著中外形勢陷入“最嚴重時期”，各方風傳英國企圖出兵長江流域。因英相索爾茲伯裡表示願意幫助張之洞，辜乃順勢向張提出了借款55萬兩的建議：名為阻止端王及義和團拳民勢力南下，實則在於防範英國及列強擴大對華侵略。張立即予以採納，並請辜起草借款密電。儘管英國內閣意見不一，索爾茲伯裡礙於“互保”約議，終於同意借款給張之洞。[25] 這件事確實給英國出了一個不小的難題：允與借款，就等於自縛出兵手腳；如若不允，則又表明於“互保”缺乏誠意。後來，一位英國學者曾就此評論說，這是狡猾的張之洞的“冷酷的算計”，“除了損害佔領計劃外，英國別無選擇。” [26] 或許，這應該給辜鴻銘記上一功。
第三件事，也正是本節要重點說明的問題。關於《來自總督衙門的論文：尊王篇》一書，其主旨無非四個大字：“尊王攘夷”。辜氏的這部英文論集，在內容上約可分作兩部分：前一部分由4篇較大塊的文章組成，分別是《我們願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關於中國人民對皇太后陛下及其權威真實感情的聲明書》；《為了中國的良治——實踐的結論》；《文明與無政府狀態或遠東問題的道德難題》；另一文系舊作新刊，即《為吾國吾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騷亂關係論》。後一部分由5篇172則隨想錄組成，總標題為《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在辛丑議和完成之前，這一系列文章大多都在橫濱出版的英文《日本郵報》及其他西文報章發表並引起轟動。他所表達的全部情感與理智就在於：一方面激烈譴責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侵華政策，抨擊名為先進實則野蠻的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則為慈禧太后為首的大清朝廷及義和團拳民，為中國文化與東方文明作激烈辯護。
本書的開篇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即辜鴻銘於7月27日撰寫的《我們願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關於中國人民對皇太后陛下及其權威真實感情的聲明書》一文。文章前半部分，是張劉兩位總督授權他不久前致英國密電的翻譯，主要內容計有四條：（1）此次亂源，“悉由康黨散佈謠言，誹謗皇太后，煽惑人心”，加之中西各報館競相附合，“致各國使臣有猜疑朝廷袒匪不保外人之意”。（2）西方輿論所謂中國“大小官員有與康黨相通之意”，純系無稽之談，“各督撫及紳衿實無不以康黨為亂民，仇之不暇，豈有信之之理？”（3）各西報鹹“以為皇太后訓政不合中國向來國制，其實此事無所窒礙，中國本以孝治天下，皇上自請訓政，乃名正言順之理。”；（4）雖然“康黨所播種種謠言”在國內並無影響，但卻“助長了外國使臣和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之間的猜疑，破壞了彼此之間的良好的信任。” [27] 觀其內容與語調，主要動機即在向西方進行說明和解釋。
該文後半部分，為辜鴻銘的闡釋和發揮，實際上是對上述四點的任情演義和無盡誇張。“庚子之亂”期間，列強及西方輿論向悍然宣戰的慈禧擲來了激烈的憤怒和譴責，以致一時惡語如矢，弄得這個老婦人聲名狼藉。對此，不僅逃至西安的慈禧被嚇得大氣不敢出，那班自以為滿腹經綸的忠臣也恐慌得不知所措，至於那些受命留守的大小官員們，更是一派惶惶不可終日之狀。正因為如此，嘗以騎士自命的辜鴻銘才挺身而出：“我願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28] 這是一聲怎樣痛徹肺腑的呼號啊！於是乎，他故意擺出一副位卑未敢忘憂君的架勢：你們這些明火執仗入室搶劫的強盜不是向她身上潑髒水嗎？我就偏要說她的好，擺她的功，論證她的道德智慧與偉大不凡！
在我們今天看來，這時辜鴻銘用來教訓列強與西方社會的口吻，既像是一種意氣用事式的執拗，又像是一種心理逆反式的叫板。他竟如此刻意地寫道：“在那40年災難頻仍、動盪不寧的歲月中，像皇太后這樣的國家掌舵之人，該需要怎樣的政治家風範、膽略、堅忍不拔和治國才能！”論其能力：面對朝廷中的激進和保守兩大政派，“作為政府的最高首腦，她懂得自己應對國家的長治久安負責，所以無論她個人可能同情哪一方，她都宣佈不結黨，既不排外也不親外。”“她的統治是多麼機智，心胸是多麼寬廣，用人行政又是多麼精明和老練啊！”論其品德：“他統治中國四十年來，真是歷盡重壓，迭遭變故。儘管個人生活十分不幸，卻一直指導、關懷並分擔了她苦難臣民的命運。而所有這一切，如今都存留在朝野士庶的記憶之中，並贏得了他們的同情和愛戴。”論其遭遇：“年輕時希望的破滅，長期孤獨的寡居生活，為帝國操勞，為兒子擔憂。他唯一的兒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對她這個慈愛的母親是最殘酷的打擊，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個飽經憂患的皇太后和歷盡痛苦折磨的母親之孤寂的心靈。” [29]
在辜鴻銘筆底裡，這位大清中國的皇太后，既不是國人眼中那個驕奢淫逸、禍國殃民的主兒，也是不洋人眼中那個反覆無常、招惹麻煩的奴兒，而是一位集道德、智慧、勤政於一身的幹練政治家，一位飽經憂患而忍辱負重、德高一代而廣受愛戴的偉大女性。站在傳統的“忠君”或乾脆就是“尊王攘夷”的立場上，辜鴻銘絲毫不覺得自己的這種讚譽是否會令人聞之肉麻。這是因為，他之所以對慈禧作以如此全面地激情辯護，目的大約只在下述二端：一是阻止那些“由文明的歐洲人所辦的報紙”對這位中國皇太后的繼續惡意中傷；二是抗議八國聯軍和列強明顯針對著這位皇太后的所謂“懲辦禍首”的恫嚇。
進而，辜鴻銘更從中國文化和東方文明的深層開始闡述他認為的中國人的所謂“尊王”理念。他認為，中國人有兩種感情最為神聖不可侵犯：在個人生活中絕對服從、孝敬父母；在社會生活中則熱愛、忠於君王。這便是中國文化和東方文明的本源和實質。由此，他繼續教訓道，比之於西方現代的所謂“愛國主義”字眼，中國的這個“忠”字要來得更神聖些！你們這些熱衷於現代而忘記了自己歷史的人哪裡知道，它就是拉丁文的Loyalty（忠），“就是僕人對主人之忠，孩子獻給父母之忠，妻子對丈夫之忠，總括言之，人民對於君王之忠！”他強調說，如果你們西方人還記得Loyalty這個詞的含義，也就不難明白眼下中國人為什麼要“無可奈何地與全世界抗爭”了。[30] 好辯善罵，既諷復勸，這剛好體現了辜氏的一貫情性與格調。
雖然辜鴻銘對慈禧太后的這種種歌功頌德式的讚譽，更多則屬於他個人感情用事的演義和誇張。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這種特殊的敘述和論證，體會到他那無畏的道德勇氣和人格力量。應該說，在思想深處，它既體現了他本人發乎其衷的強烈忠君觀念和尊王情結， [31] 也表現了他對歐洲社會和西方文化的反叛意味與批判精神。至少在這兩方面，他這時所表現出的都是他個人的本真。或者進一步說，與其說這僅僅是他對慈禧所謂“真實感情”的抒發，無寧說更多是向列強和西方社會所發出的挑戰，向正在恣意蹂躪帝都北京的八國聯軍強盜，向這些強盜的主子帝國主義列強，向名為文明實則野蠻的整個歐洲及西方社會所發出的激烈抗辯！同樣可以說，這一點也是他要表達的相真。
在《來自總督衙門的論文：尊王篇》一書所收其它文論中，辜鴻銘還就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原因、真相，以及當前中外雙方特別關注的議和問題，提出了一系列針鋒相對的駁論和抗辯。在他看來，造成“庚子之亂”真正原因不是別的，正是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侵華政策。“如果平心靜氣、公正中允給去年夏天的事變作一定論，我以為它是這樣一種情況：先是外國使臣喪失了常識；接著是中國人發脾氣；最後是歐美的人民和政府發脾氣並喪失常識。” 他進一步指出：“索爾茲伯裡勳爵譴責中國人圍攻使館是野蠻無恥的行徑——因為中國侵犯了使節的神聖性（Sanctitas legatorum）法則。但幾乎沒有人意識到，外國使臣也無恥地侵犯了一個同樣重要的國際法——中國國土的神聖不可侵犯權，他們竟然把兵派到了中華帝國的首都來。”而導致這場危機的最大錯誤，就是列強向其駐華使館的派兵。這不啻於向中國政府和人民炫耀並訴諸武力。“現在，不僅整個北京的民眾，而且整個華北的民眾都已群情激憤——要緊的不是正確或者錯誤，而是反對洋人，反對那些被送入這些民眾當中的一小撮洋麵孔、洋裝扮、說洋話的人，以及那些狂妄自大的洋兵。” [32]
論及“庚子之亂”後的議和問題，辜鴻銘首先徵引牛津大學外交學權威塔古·伯納德教授的一段話說：“‘一個和平的條約，必須包括由雙方裁決，消除根源的必要條款，以調節不平，平息怨氣，防止它們再度復活，這是談判者必須做到的基本之事。如果這一點沒有明確有效地做好，那麼議和就是虛假的。’眼下，北京的外國使臣們非但不努力去消除中國目前事態的根源，甚至連根源何在也全不瞭解。他們所要消除的只有吳淞炮臺！” [33] 而且，“北京的外交使臣提出‘不可更改的條款’，已將被告中國置於hors de debats（辯護之外）的地位，即不聽被告聲辯就宣判並通過判決——這是文明的歐洲僅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時期所採取的審判程序。” [34] 鑑此，他對列強各國政府提出了下述三條尖銳抗辯：
1，目前在中國的議和是十分虛假的。因為列強並沒有在中國老老實實地努力去弄清楚中國眼下事態出現的根源；
2，列強在中國唯一正確的政策應該是，“讓中國獨立，看管好在華外人，使他們規規矩矩，安居樂業。”
3，今日世界之真正的無政府狀態，不是在中國，而正是在歐美。[35]
最後，他嚴正提出：“中國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巨大的文明難題。在歐洲，三十年戰爭之後，召開了威斯特發里亞會議。現在，我冒昧地請求，在現有的最後和約批准以前，也應當將它提交到這樣的一個會議來討論。不僅要修改它，如果必要，還應該徹底改變整個條約。” [36] 因為，且不說“不可更改”的宣稱之蠻橫無理，就是列強單方面提出的那些內容苛刻的具體條款，絕大多數也都是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如果執行了這些條款，就意味著在中國不可能再有良治。” [37]
他還就此進一步辛辣地諷刺道，連強盜也有強盜的規矩，這就是：給錢不索命，索命不要錢。但是，目下中國所遭遇到的這些西方帝國主義強盜的做法，則是“既要你的錢，也要你的命”。這分明是連強盜也不如，或者說比強盜還強盜！
（三）
在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中，“尊王”和“攘夷”歷來並行不悖，猶如一對孿生兄弟。張口“春秋大義”，閉口“尊王攘夷”，幾乎成了中國傳統士大夫們的口頭禪。然而，有著“醇儒”之的辜鴻銘在論及這些問題時，較之一般的晚清傳統士大夫們，則要顯得尤為強烈、深刻甚至更徹底些。
這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這時他剛好處於庚子年間西方之“夷”大亂中華的特殊歷史時刻，二是相比之下他對西方列強這個近代之“夷”有著更多且深的稔知。如前所述，他自少年起便長時期留學並遊學於歐洲大陸諸國，受過相當完備系統的西方正規人文教育。舉凡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學術文化、文學藝術、道德宗教及風習民俗諸方面，在他均有相當深切的瞭解。而他從西學折向傳統，以至於成為“醇儒”，則是他本人在回國後經過刻意追求而達成的。所謂“道固在是，無待旁求”， [38] 應是他經過中西文化比較而作出的純個性化理性抉擇。正因為如此學貫中西的功力，才使人們既可以在其英文著作中讀到滿篇的子曰詩云，又可以在其中文著述中看到多種西哲歐語。較之傳統的中國士大夫階層中人，或晚清時代在北京同文館內操練洋文新派洋務專家們，他的這種功夫和水準確是後者不可同日而語的。
在《尊王篇》的後半部分，即前述5篇172則《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中，辜鴻銘以其足踏中西兩域的廣博學識和聞見，分別對英、法、德、美等國的帝國主義對華政策，對其自以為先進和優越的所謂歐洲文明，對列強在華商人、傳教士、軍人、外交官等各色洋人的殖民者心態，特別是他們在中國暴露出的傲慢、驕橫、野蠻等種種醜行和罪惡，一一給予了激烈地譴責和無情地揭露。尤為精彩的是，他還以其獨有的機智敏銳與慣有的極端筆調，對上述五大列強及其民族道德上的缺陷和弱點，作了頗為系統的精神掃描。其筆觸所到之處，時而放言高論，時而嬉笑怒罵，即今日讀來，仍覺饒有興味。
在談及什麼是“夷”這一問題時，辜鴻銘把中國古代聖賢的傳統說法作了新的闡釋和演繹。在抨擊八國聯軍之首惡德國時，他援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名句指出，孔夫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道；而不是你有什麼道，決定了你是什麼人。“只要你無私和仁慈，那麼不論你是猶太人、中國人還是德國人，也不論你是商人、傳教士、軍人、外交官還是苦力——你都是一個基督之徒，一個文明之人。但假若你自私和不仁，那麼，即使你是全世界的皇帝，你也是一個亂臣、一個賊子、一個庸人、一個異教徒、一個蠻子和一個殘忍的野獸。” [39] 針對當時列強誣稱中國人為“野蠻”、“夷類”，他則出以激憤之抗言：“中國人並不是蠻夷。當今之世，真正的蠻夷是那些亂臣、賊子、倫敦佬、資產階級分子、市儈、追逐名利之徒、殖民政客以及想把耶穌基督變成一個食肉動物的政客！” [40]
辜鴻銘還曾多次講過這樣一件事：當年在福州，他曾親眼看到一個美國船長，開槍擊穿了一箇中國人的背部，幾乎使之喪命，結果卻僅僅拿出20美元作為賠償。不料，美國駐福州領事竟責罵他：“你真是個傻瓜！為什麼給他那麼多錢，只不過一箇中國佬嘛！”他據此指出，所謂的“夷”，就是像這個美國駐福州領事那樣的人！進而又引申說：“真正的夷人，是那些以種族自傲，以財富自高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是那些惟暴力是視，恃強凌弱的法國、德國和俄國人；是那些不懂得什麼是文明卻以文明自居的歐洲人。還有那些人們幾乎想不到的，不懂得什麼是真正的基督教卻以基督教自傲，歧視那些嫁給卑微貧困的中國牧師的歐洲年輕女教士，並將其開除出傳教機構的傳教士。[41]
辜鴻銘對西方列強嘴臉的刻畫，堪稱惟妙惟肖：“大不列顛和美國派來他們所有失業的搬弄是非者和愛管閒事之輩，專橫跋扈地干涉上至皇太后，下至那些可憐婦人的小腳。德國派來所有日耳曼猶太高利貸狗，來詐騙中國的達官並使之墮落。法國送來了全部的黑龍騎兵，以保護中國的流氓和無賴。當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失火時，世人竟還感到奇怪！” [42] 這裡，他所謂英美的“搬弄是非者和愛管閒事之輩”，是指他們派遣來華的外交官，有時他也稱英國人為耶穌門下的“猶大”；德國的“日爾曼猶太高利貸狗”，是指其來華商人；法國“黑龍騎兵”，則是指那些來華的法國傳教士。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特殊字典裡，“亂臣”和“賊子”含義屢有變化。“大不列顛的亂臣被認為是市井平民，其正式稱謂是帝國主義者，從譜系上看，他是猶大的正式傳人。德國的賊子是日耳曼猶太狗，其正式稱謂是殖民政策，從譜系上看，他是強盜波拿巴的後裔。” [43] 而當論及到美國文明情況時，他又演繹說，擁有假律師、假政客或外交家，以及騙人報紙的歐美現代政治或外交，就是“欺騙之主”的化身，即“亂臣”。而擁有假軍人的自動機器警察及其機械槍的現代軍國主義，就是“災難之主”的化身，即“賊子”。[44]
對於當年英國人逼令大清官員不準在條約文本中稱之為“夷”一事，辜鴻銘一直耿耿於懷。他說，那個先是靠其炮艦政策征服中國，繼而又以虛偽的傲慢來逼迫中國的大英帝國及其官吏，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夷”。同樣，造成這次“庚子之亂”的西方列強及罪惡的派遣軍八國聯軍，無疑也是徹頭徹尾的“夷”。說起後者近來在中國所進行的燒殺掠奪，辜鴻銘更是義憤填膺，然一到他的筆下，居然成了另一種樣子：
最近，一個可憐的寡婦家裡來了一些客人。這些客人不讓她按自己的方式管理家務，並有意無意地縱火焚燬她的家。而後，這位老太太在滿懷憂傷和怨恨之時，仍然千方百計地派臣僕去救援他們，這些客人竟然堵上門朝僕人們開槍。你要那位老太太如何是好呢？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都會說，打發這些蠻不講理的客人，讓他們管好自己，並儘可能按照她認為最好的方式去管理自己的家。[45]
這顯然是他特有的揶揄和調侃。其娓娓道來的人文力量，自亦不弱於血淚的聲討！辜鴻銘認為，來到你家中的真正客人，應該是友好而不帶任何武器的，因為他相信你可以保護他不受任何傷害。但像西方列強這樣帶著武器闖進你的家中，並公開宣稱不信任你；不僅在你家中武裝起來防範你，而且公然在你面前揮舞槍棒，這便不是客人，而是一個地道的入侵者，一個標準的“夷”！如你願意的話，完全有理由將他當場擊斃。
這裡說的道理並沒錯，甚至足可堪稱“公理”，只不過比照當時中外實情，特別在西方列強的“強權”之下，辜鴻銘這沒錯的“公理”卻不免給人一種虛驕之感——他的皇太后陛下早已脫逃西去，更哪裡有來還手的膽氣呢？但是，此時此刻的他，還是願意並且只能在紙上寫滿密密麻麻的西文，並藉此將他的一腔盛怒全部擲給向以文明自命的列強政府與西方社會：“當所有列強都成為原告、法官和劊子手時，我猜想皇太后將不得不賠——賠——賠！但是，如果我是皇太后，我將拒絕賠，即便是列強把我抓到聖赫勒拿島（引按：當年拿破崙曾被囚禁於該島）上！除非列強答應我不再派三種東西——德國的日耳曼猶太高利貸狗、法國的黑龍騎兵和英美的愛管閒事之輩——到中國來！” [46]
辜鴻銘還以他對西方歷史文化的稔知，獨出心裁地把慈禧、端王及中國義和團小夥子們的行動，同歐洲著名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平民起義聯繫在了一起。一如今之列強與西方社會將義和團拳民稱為“拳匪”，他則不無謔虐地稱後者為“大拳匪”。為駁斥列強和西方社會對義和團拳民的誣衊，他寫道：“皇太后、端王和義和團的小夥子們，並不是歐洲人及其自1789年巴黎興起‘大拳匪’以來，一直試圖實現歐洲文明的敵人，而是後者真正的朋友。因為，皇太后、端王和他們的義和團小夥子們，正在奮起反抗歐洲和全世界真正文明的敵人——那些正在合夥欺騙、榨取、威脅和搶劫世界，並最終毀滅世界所有文明的人。” [47] 甚至，他還惡作劇式地為端王寫了一首詩：“灌滿我的杯，斟滿我的缸／跨上我的馬，招呼我的人／亮開旗幟，開火吧／追隨強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48]
下面，我們且簡略談談辜鴻銘對於列強各民族道德缺陷和弱點的分析——
辜鴻銘認為，英國民族在道德上的最大弱點，就是貪婪、虛偽、冷酷、傲慢，甚至達到了專橫的地步。“在英國人所有令人討厭的民族特性中，最糟糕甚至還不是他們那種麻木遲鈍、呆頭呆腦的傲慢，這種傲慢有時表現為一種‘冷酷的英國式逼視’，試圖把你嚇呆。最糟糕的是現代英國人裝模作樣的虛偽惡習，而在這所有的惡習中，最荒唐可笑和令人難以容忍的又在於——他們儼然是海盜唯一的兒子。” [49] 正像他時常對英人講德語，對德人說英語一樣，此刻他則對西方世界搬出了中國聖哲孔夫子的話：“‘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歟？’這就是孔子對當今一種英國人的描述，羅斯伯裡勳爵是這種人最突出的代表。”“孔子又說：‘古之民者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這就是對當今另一類英國人的寫照，索爾茲伯裡勳爵是這類人的最好代表。” [50]
曾有一個英國人當著他的面說：“你們中國人很聰明，並且有奇妙的記憶力。儘管如此，我們認為你們的民族是一個劣等民族。”辜鴻銘本想用曾國藩的辦法，對其無言一笑——那自然是最大的輕蔑；但他還是忍不住回敬道：“這隻能表明你這個可憐的英國佬，不幸忽視了自己的教養。” [51] 因此，他奉勸英國必須進行改革，而這種改革的成功，則首先取決於英國人能否從其民族、特別是從貴族中趕走那“傲慢的惡魔”；再就是能否放棄“通過炮艦政策來確立其盎格魯—撒克遜惡霸的聲望”的愚蠢想法。[52] 在他看來，只有這樣，英國才能最終走上與其他民族一道共同保衛世界文明的大道。辜鴻銘之所以最討厭英國人，既與英國首肇近代西方列強侵華之端有關，也與他在英國生活最久、感受最深有關。
至於法國民族的道德缺陷，辜鴻銘稱之為可惡和偽善。他借用拿破崙的話說，法國人不講原則，只想引人注目，譁眾取寵，故而法國不能產生貴族，取而代之的則是滿腦子都在想著更多薪水的官僚。[53] 他最為痛恨的是法國來華傳教士，“黑龍騎兵”一語，是他專門用於對身著黑色長衫的法國教士的蔑稱。他認為，耶穌會教士及其教義乃是法國民族可惡和偽善根性的最集中體現。他表示，“此刻正吞噬法蘭西民族靈魂的東西，並不是法國人所崇拜的放縱肉慾或淫蕩，而是耶穌會教義。”“現在，法國民族的這種耶穌會教義，則是一種令人作嘔的、粘滑而使人麻木的帶有巨毒的吸血之蛇或爬行之蟲。” [54]
最讓辜鴻銘不能忘記的，是擔任1860年《中法北京條約》譯員的某天主教主教。本來，法文文本上並沒有“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字樣，這位主教卻在中文文本上私自加上了這句要命話。因之，辜鴻銘嘗稱他是當今世界上“最為厚顏無恥的造偽者”。[55] 他還揭露說，那些來華的法國耶穌會傳教士，事實上只是法國商業的“旅行推銷員”。他們在中國大做土地投機生意，“每一次教案，對耶穌會士來說就意味著發一筆橫財。因為，每遭受一兩銀子的損失，他們就要求中國政府賠償白銀50—100兩。”他就此挖苦道，“我不知道獲利的百分比是多少！” [56]
德意志民族是最最極端自私的民族――辜鴻銘如是說。他引用羅斯金的話說：“在德國人的優點中，甚至也含有自私的成分。”他常常將德國的殖民政策，比喻為“吃人的怪異巨獸”。針對俾斯麥所說“我本並不相信殖民政策這種東西，但要知道，公眾輿論之潮大得難以抗拒啊！”辜鴻銘無情地嘲笑道：“的確，俾斯麥宰相內在的紳士氣質，本應使他憎惡殖民政策，而他身上那種蘇格蘭低地人的自私毛病和那嚇人的胃口，又必然會把他引上殖民政策的道路。” [57] 當時，德國皇帝威廉一再叫囂要警惕中國，並以始作俑者提出了所謂“黃禍論”。這曾經使歐洲大陸和西方世界為之一震，並慶幸由此找到了“討伐”中國和東方的藉口。他義正辭嚴地指出：“德皇的‘黃禍’之夢，實在不過是一個十足的夢魘。（而德國）這個龐大的吃人惡魔，這個稱之為‘殖民政策’的現代怪異巨獸，才正是今日世界最可怕的現實。此時此刻，他正在咀嚼柏林小孩兒的骨頭！” [58] 最後這句，尤其具有深刻的警世意義：這位日爾曼大帝的“新發明”，勢將毒害到德國下一代人的精神發展。
“你若惹了一個俄羅斯人，就等於碰上了一個韃靼人。”借用這句流行於中亞和東歐的民諺，辜鴻銘認為俄國民族最嚴重的道德缺陷就是野蠻和殘忍。他明白地提出，俄羅斯民族是一個殘暴的民族，俄羅斯人，特別是俄國的下層及士兵，素以殘暴見聞。“俄國軍隊最近在中國北方的暴行，無疑是最為駭人聽聞的”。“這種殘暴，仍然是未經馴化的野生動物那樣的殘暴”。他還借用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說《格列佛遊記》中的人形獸的形象，將俄國人稱為“人面獸”，並說，這種“人面獸”的特徵在於——陰森呆滯、庸俗粗野、冷酷無情、獸性十足和刻苦粗暴。
辜鴻銘認為，美國民族的道德缺陷在於其粗鄙和庸俗。在他看來，倫敦佬和歐洲資產階級的粗俗，是與生俱來且深入骨髓的粗俗；而美國人的粗俗，是因為受了極為糟糕的教育而顯露出來的粗俗，也可說是身心未經良好訓練與開發的遲鈍式的粗俗，即頭腦簡單和愚昧無知的粗俗。[59]
一位美國人曾自詡說，美國文明的簡易結構即是：我們無論什麼時候規劃一座城市，人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建一所學校、一座教堂和一個法院。而辜鴻銘則嘲諷說：“學校代表人，教堂代表上帝，法院連同絞刑架代表魔鬼。人首先被送往學校，看看他到底是什麼料。如果可堪造就，就接著送往教堂使之成為聖者；如果不堪教化，就送到法院然後再到絞刑架下，將其交給魔鬼。”他進而嘲諷說，不過，現代美國人已經“進步”了：除了修建學校，還創辦了報紙；除了建築教堂，又發明了小型展覽和大型的世界博覽會；除了法院，還建立了銀行。結果卻是，“那些本該送往學校受教育的人，現在都在閱覽室讀著報紙，受其粗俗的迷惑喪失了原有教養。那些本該送往教堂虔誠修行並接受高尚教誨的人，現在卻到大大小小的博覽會去卑鄙地享樂，庸俗地消遣。許許多多本該送往法庭，送往絞刑架下被絞死的人，現在卻坐著四輪馬車到去銀行提取存款和利息。” [60]
辜鴻銘對列強各民族根性所作的上述指斥，當然是就其弱點和缺陷而言的。儘管辭氣語調方面頗多尖刻甚或不無苛責，但多數並非毫無根據的無的放矢，相反，則帶有深中要害的凌利與入木三分的深刻。至於其間諸多嬉笑怒罵式的情緒化因素，則剛好表現了善於諷時罵世不羈之才，同時也是他獨力以中國文化抗辯西方文明的真情流露。在當時那種“強權”凌弱“公理”的特殊歷史條件下，辜鴻銘之敢於把這些拼盤的“帶刺的玫瑰”，送給列強及其所屬的西方英語世界，除了足夠的機智與辯才，怕也需要有著相當的正義力量和道德勇氣呢。
（四）
本文之最後部分，擬就如下兩個問題作一粗略檢視：
第一，辜鴻銘在“庚子之亂”期間對列強及西方社會所作上述種種抗辯，是否曾經引起後者關注並在西方社會發生過一定影響呢？
首先的兩條史料反映的是中國方面看法，它們在時間略有晚近，所敘亦各有詳略，然說得卻已經相當清楚明白。一是《清史稿》辜傳部分的說法：“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張之洞、周馥奇其才，歷委辦議約、浚浦等事。”另一說法來自辜氏摯友羅振玉：“及庚子都門作亂，乘輿播遷，國事危急，君乃以歐文撰《尊王篇》，歐人爭傳頌，當時為之紙貴，外患以紓，於是世乃稍稍知君儒術。” [61] 這兩種說法，不僅緣自於時人的基本描述，也是後世據以認知的歷史文本。
關於列強和西方世界的反應，大約也有兩條：一是辜本人的說法：“英國駐華當局對我所寫的東西感到不滿，並已正式抱怨總督閣下。” [62] 揆之當時情事，辜氏這種說法應非子虛烏有。當時，此事對他並非有利，故應沒有虛張此種聲勢的必要。一是當時美國海軍將軍艾文斯致函辜氏稱：“我懷著深厚的興趣讀完了您所寫的每一個字，我相信我受益良多。最後，我在許多深懷興趣的問題上站到了中國人一邊。” [63] 這表明，這位美國將軍不僅對對辜鴻銘的大作深懷興趣，甚至還因此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如果他以前一直是站在西方立場的話。
由於辜鴻銘的這些文章大多曾在橫濱英文《日本郵報》上單篇發表過，且總標題被冠之以“來自總督衙門的論文”，特別是他還明確表示，此舉系受張之洞、劉坤一兩位總督“授權”之所為，這就使之更加具有了非同尋常之意義。因為，與不諳近代法律及政治學常識的張、劉兩氏不同，列強政府及西方人士當然不會不懂“授權”這個詞在法律上的重要意義。當列強正在為對中國實施“瓜分”還是“保全”問題上爭吵時，那個代表兩總督（他們當時均系手握重兵之人）反對廢除皇太后權位的正式聲明，想必不會是列強敢於輕置不顧的。越後，辜氏還在結集出版這些論文時進一步表示，他此番之所以要署以真名，就是為了避免列強及西方人士可能引起的猜測與誤會。
但是，辜鴻銘本人的說法也有矛盾之處。事後他又說當時之決定此後不再撰寫此類文章，為的就是“免得總督閣下感到難堪”。他甚至不無抱怨地說：“我感到自己寫這些東西，完全是在給自己找不自在。同時，我還認為，以我在政府機關的卑微之職，去評論議和的細節，使正在進行和議的帝國高級官員感到為難是不適當的，特別是當事情可以說還在審議之中的時候。[64] 儘管如此，透過他這裡的隱約之辭，則正好說明他的這一系列抗辯性言論確實曾經在列強及西方社會中產生過某些“不良”影響。
然而，我們也不能因此過高估計他所發出的這種抗辯之聲的歷史作用。嚴酷的歷史已然表明，它既未能且不能改變列強的既定對華政策，包括他最最抗議的傳教士在華之繼續活動；也未能且不能改變晚清朝廷根本無奈於列強的屈辱現狀。
第二，辜鴻銘在“庚子之亂”前後對列強及西方社會所作上述種種抗辯，在事隔百年之後的今天看來，我們基於學術立場究竟應當作出怎樣的評論與分析呢？
在歷史上民族危難必然會伴生出強烈的憂患意識。所謂憂患意識，即種族意識與愛國情愫，它們於平常時多潛存於人們的思想深處，而一當受到外部強力的刺激或打擊，則會迅即生髮並隨著壓力加大而更形激烈。倘從更為闊大歷史背景上說，“庚子之亂”前後，辜鴻銘之所以能夠以一人之雄辯滔滔獨對列強與西方社會作出上述種種抗辯與駁論，則正是19世紀尾梢晚清中國的這場空前民族危難刺激使然。只不過問題的典型意義還在於，他的這種種駁論與抗辯之聲，卻不免帶有了前述的那種極端之傾向。
然而，這絕不是說辜鴻銘的個人背景及其相關因素的作用並不重要。一如我們所知，他曾受過系統的近代西方正規資產階級人文教育，廣泛瞭解西方基督教及其傳教事業的偽善之一面，深刻認識“進步、文明”的帝國主義列強及其西方文化的根性，即所謂“精於西學西政”。這是他之“知彼”；同樣，耳聞目睹那些不帶槍的來華傳教士在中國的為所欲為，以及武裝到牙齒的八國聯軍的在帝都的燒殺淫掠，又深知清廷上下普遍存在著媚洋、畏洋的軟骨病，以及多數國人對近世國際政治與與中外關係現況相對漠然，則是他的“知己”。正是因為如此，便使他能夠機智而自如地將理直氣壯的憤怒擲向西方列強，同時也將它巧妙播佈於並不完全清楚事實真相的整個西方世界。還是因為如此，才使他的筆觸所到之處，卓然犀利，燦然生輝，受之者似無從招架，觀之者則嘆為擊節。
可以說，由不滿而憤怒，而抗議，而譴責，而抨擊，而抗辯，這便是辜鴻銘自青年時代開始，直至後來的晚年時期對西人、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及整個西方社會的一切所抱守並採取的一貫立場和態度。至於他到底是不是西方某些人認為的那樣片面地鄙視西方文明，甚至就是那種所謂“攘夷論者”或“排外思想家”，不妨先來聽聽他自己的申辯。，他晚年在日本講學時曾經明確表示說：“有人問我為什麼這樣討厭西方文明，我在這裡公開申明一下，我討厭的東西不是西方文明，而是今日西方人士濫用他們的文明利器這點。” [65] 又說，“因為我常常批評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說我是一個攘夷論者。其實，我既不是攘夷論者，也不是那種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東西方的長處結合在一起，從而清除東西界限，並以此作為今後最大的目標的人。” [66] 辜鴻銘的這一申辯，並非全系掩飾自己，亦非盡屬強詞奪理。一般的情形似乎應是，一方面，他善於諷罵那些對洋人前恭後踞、仰人鼻息的崇洋媚外者，這是因為他從來不媚外；另一方面，他又善於譏刺那些盲目自大、不瞭解外國文明的冬烘先生，雖然他也難免作另類之冬烘。
還應注意到，辜鴻銘對列強在華傳教活動及其各派教士品行的揭露和抨擊，以及他對列強及其八國聯軍在中國大肆侵掠的抗議和譴責，首先是同對西方文化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所做的激烈道德與文化批判聯繫在一起的，從而使他的昂昂抗辯之聲避免了單純情緒化之義憤，相反則帶有著就事論理、以理說事的理性化之底蘊。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他是一個戰士或鬥士，則並不是那種缺乏理性的戰士或鬥士；如果說他是一位學者或文士，亦必屬於那種有思想的學者和文士。雖然他遠非時時以思想面之於世，亦非事事以理性示之於人。譬如，在他對列強和西方世界所作的上述抗辯中，就明顯存在著對清廷特別是慈禧太后所謂功德的任情誇張與演義，同樣也有著對列強及整個西方世界意氣用事般的故意叫板與使氣。因為一經失之偏頗，必然難免未鑿之論。給人的印象大若類是：勇則勇矣，難免虛驕。
註釋：
[1] 在辜氏生前身後，許多紹介或回憶性資料都提到，他曾先後獲得過西方各學府的許多學位或文憑，甚至有13個博士學位之多。然而，此之多屬無從考證之說，學界鹹以為不確。[2] 辜氏的發見者為楊汝澍（或玉樹），舉薦者為趙鳳昌。時，二氏均為張之洞兩廣總督府之重要幕僚。其經過情形，參見惜陰（趙鳳昌）《國學辜湯生傳》，載《人文月刊》，第2卷第4期，1931年5月。[3] 此一說法，顯系經其刻意加工之產物。惟“婚在東洋”尚無信史可考，但那些與辜氏曾有密切關係之人，仍然對此言之鑿鑿。（主要代表者，可參凌叔華：《濱城記事》，《凌叔華陳西瀅散文》，中國廣電出版社1992年版，頁19；沈來秋：《略談辜鴻銘》，《福建文史資料》第5輯） [4] 辜氏平生主要著述，大多以英文等西方語言發表和出版，直到本世紀90年代末期方有中譯本問世。由此，更多的國人才得有機會一窺其思想之究竟。它們分別是：黃興濤等譯《辜鴻銘文集》，上、下，海南出版社，1996年；汪家堂、廖英譯《辜鴻銘文錄》，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語橋譯《清流傳》，東方出版社，1997年。上述三個譯本，篇幅各異，譯文尤見參差乎高下。惟以數量計之，則黃譯本所收為最。
[5] 埃裡松：《一位譯員在中國的日記》，《辜鴻銘文集》，上冊，頁50——1。[6] 據說，當時辜氏曾訂有30多個國家約500餘種西洋報章雜誌，並定期為張之洞講說新知，把論世局。這表明他能夠閱讀到最新的各國報章雜誌，從而及時瞭解西方社會之輿情。詳參拙著：《狂士怪傑：辜鴻銘別傳》，華夏出版社1998年版，頁104——7。[7] 有學者認為， 1885年至廣州初入張之洞幕府之際，辜鴻銘即被聘以“洋文案”職。愚以為不確。據辜氏同僚與摯友趙鳳昌介紹，在廣州兩廣總督府時代，辜只不過是一德文譯員而已。[8] 參見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弁言》。[9] 該文之標題，系拉丁文和英文之混用：Defensio populi ad populos r the modern missionaries in relation to the recent riots，署名為a Chinese。[10] 轉引自黃興濤：《文化怪傑辜鴻銘》，中華書局1995年版，頁63。[11] 《為吾國吾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騷亂關係論》，參見黃興濤等譯：《辜鴻銘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上冊，頁42-43。需要說明的是，該中譯本之譯文實在參差不齊。究其原因，除了各譯者水平不一，怕也與辜氏所使用多種西文，甚至一文之中插入不同西文有所關係。[12] 在《清季教案史料》中，還可以看到許多西方傳教士招誘土豪劣紳、地痞流氓入教，使之成為自己的爪牙的記載。李東源氏《傳教論》也曾就中西教士教民狼狽為奸行為指出：“作奸犯科，無所不至。或鄉愚被其訛詐，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強佔人妻，或橫侵人產……或因公事而藉端推諉，或因小忿而毆斃平民。種種妄為，幾盡難述。”庶幾可與辜氏之說相印證。
[13]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44。
[14]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44。[15]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45。[16]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50。按：“So hilf mir Gott；ich Kann nicht anders”系德語，括號中的中文註釋，系辜氏之原注。蓋此語出於《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予豈好辯哉，予不能已也。” [17]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46。[18]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47；49。[19] 辜氏在這篇文章中曾這樣寫道：“現在，我終於講出了多年來反覆沉思的話。這些話，鑑於個人和其他更深的考慮，我一直在猶豫，未曾出口。不過，現在都講出來了。”《辜鴻銘文集》，上冊，頁50。所謂“個人其它更深的考慮”，顯然是指清廷上下普遍存在著的媚洋與畏洋的官場實情，其中似也包含有對他的主公張之洞的隱然微詞。[20] 《＜尊王篇＞序言》，《辜鴻銘文集》，上冊，頁9。[21] 這可能有兩個原因：1）辜氏僅為張之洞之幕賓或“洋文案”，此間重大樞密怕遠輪不上他來唱主角兒；2）即使他確實曾參與有關樞機如建言建策等，官方文獻也不會把功勞直接記在他的名下。准此，中文檔案性資料中沒有他的任何記載，應該不是什麼誤會之事。[22] 這種情況的最顯之例，莫過於兆文鈞《辜鴻銘先生對人講述的往事》（載《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08輯）一文。該文為長達3萬餘言的闊論宏編，所述“故事”多有動魄驚心與惟妙維肖之勝，惜者幾乎無甚可信之處。如說辜先是為張劉貢獻了“東南互保”之計，復銜南皮之命北上京都，秘密參與李鴻章與奕劻議和樞機，以及如何以老師身份智服八國聯軍總帥瓦德西，並激烈抗辯李鴻章之賣國行止諸事。對於此說之駁論，可參見朱維錚：《辜鴻銘生平及其他非考證》，《讀書》，1994年第4期。[23] 在該著封面上端，系由辜氏密友趙鳳昌工筆楷書的“尊王篇”三個大字，下則為英文名“來自總督衙門的論文”，還有一個副題：“一箇中國人對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1901年下半年由上海別發洋行出版。1922年，羅振玉為之選編《讀易草堂文集》時，辜還將其中重要部分縮譯為中文，以《尊王篇釋疑解惑論》名置於該集之首。[24] 參見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中華書局1980年版，頁150；148。至於此後達成《東南互保約款》的談判他是否參加或起到什麼作用，尚無可信史料證明。在前揭沈來秋與兆文鈞兩氏回憶文章中，前者將其說成是“東南互保”正式談判的中方主要代表；後者則更把他說成是“東南互保”的最初謀劃者，並是直接促使張之洞、劉坤一斷然決策的關鍵人物。從種種跡象來分析，他們的說法（且兆文直接源自於辜本人）均有無端誇大之嫌，但也不能完全視為空穴來風。[25] 對此，辜鴻銘曾自述說：“我立即發現了一個消除緊張氣氛的機會。總督當時正需要錢，我大膽地勸總督向索爾茲伯裡勳爵要求一筆借款，那就是我密電的內容。我的目的是要索爾茲伯裡勳爵信任我們，不派軍隊到中國來。”《辜鴻銘文集》，上冊，頁73。[26] 參見（英）楊國倫著，劉存寬等譯：《英國對華政策》，中國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頁187。但是，這一所謂“良策”並沒能最終阻止英國軍艦在上海登陸。因此，辜事後曾大大抱怨說，索爾茲伯並沒有充分了解那通密電及提出借款的意圖，“我總以為長江流域的和平是值50萬兩的，何況是是這樣的一筆借款呢？”參見《辜鴻銘文集》，上冊，頁34——5；73。[27] 《尊王篇：釋疑解禍論》，馮天喻標點：《辜鴻銘文集》，嶽麓書社1985年版，頁9——10。此係辜氏後來以中文所縮寫的一篇短文，目的大約是專留給國人看的；此一部分內容之英文本的中譯文可參《辜鴻銘文集》，上冊，頁20——1。只要稍加比較，還可以看出兩者間的差別。[28] 此係辜氏借用湘軍老將彭玉麟的原話。後來他曾自說自話雲：“辜部郎《尊王篇》之作，蓋有感於當日所聞剛直公虎門哭失聲一事。”參見《張文襄幕府紀聞·虎門軼事》。
[29]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25——28。[30] 同上，頁33。循此邏輯，他還進一步解釋說，當前這場被西方稱為“拳匪之亂”的義和團運動發生的終極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民眾要“忠”或“保”皇太后陛下這個“君”。[31] 事實上，辜氏對慈禧和清廷也不是沒有任何意見。他在《尊王篇》的序言中就說過：“皇太后陛下的政府無論如何都是不完善的。不然的話，目前的作者在這一時刻就會站在皇太后身邊為她出謀劃策；如果必要，為之獻出生命——而不是在這兒寫這本書，在國際世界面前維護她的榮譽和祖國的尊嚴了。……如果說誰有權利抱怨皇太后陛下的政府，我就有這個權利。我已為陛下的政府服務了18年，但至今仍然停留在剛剛入職的位置上，始終沒得到升遷。我現在的薪水還不如赫德爵士手下的一個四等助手。”（《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7——8）就是說，慈禧及清廷確實有問題，但這還輪不到你們來說——由此亦可見其性情與性格之一斑。[32]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60——1。[33]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8——9。[34]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38。[35]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7。[36]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72。[37]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62。[38] 當年返回中國並接受傳統儒學後的辜鴻銘，曾對友人說過：“道固在是，無待旁求。”此後的大半生中，作為一位極端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他每每以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人及純然儒者自命。以故，其友人如羅振玉乃謂之為“醇儒”。見羅振玉：《＜讀易草堂文集＞序＝。[39]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三》第4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16。[40]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三》第7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18。[41]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206。[42]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一》第8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79。[43]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一》第15；16；20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82；84。[44]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五》20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68。[45]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一》第9；23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79；97。
[46]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一》第11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80。
[47]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一》第23則及《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五》第15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85；152。
[48]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一》第11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87。[49] 《＜尊王篇＞序言》，《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3。[50]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二》第1；2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88——9。[51] 《＜尊王篇＞序言》，《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2——3。[52]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二》第26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98。[53]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四》第9；10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26——7。[54]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四》第38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38。[55]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四》第39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38——9。[56]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四》第41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41。[57]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三》第26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12。[58]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三》第29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13。[59]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五》第4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45。[60]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五》第4；5則，《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46。[61] 羅振玉：《＜讀易草堂文集＞序》。[62]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72——3。[63]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185。艾氏為美國亞細亞艦隊總司令，時在中國海岸停泊，辜遂贈其《尊王篇》一部。此函為艾氏1902年7月27日於艦上給辜寫的讀後酬答。[64] 《辜鴻銘文集》上冊，頁72——3。朱維錚先生所說英國外交大臣還曾為此致電張之洞，直接抗議辜氏此一正式授權聲明對英國政府政策的曲解，大概所指亦為此事。參見前揭朱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頁365。[65] 《辜鴻銘文集》，下卷，頁79 [66] 《辜鴻銘文集》，下卷，頁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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