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連良（1901～1966），字溫如，京郊宛平人，幼年即聰穎妙悟，尤喜皮簧戲。十歲時，入“喜連成”科班（即後“富連成”），十一歲已能粉墨登場。十八歲時“倒嗓”，逐漸以“做工”為專長，習得一身好武藝。至十九歲出科畢業，嗓子也逐漸恢復，“唱工”大進。馬連良別號遺風館主、古歷軒主，每日除例行“吊嗓 ”之外，一有空閒即研習書畫，善繪蘭花、芭蕉，活色生香，有幸獲贈者，莫不視同拱璧。 1922年1月，馬連良初次搭班，在城南“遊戲園”演出。同年適逢叔叔馬崑山組班於福建，與二兄馬春軒被招前往，途經上海演出，首次助演荀慧生大師。後因該班解散，返回北京，入尚小云“玉華社”，與譚小培同掛“雙二牌”，多次與旦角名家王瑤卿同臺，演藝日趨成熟。1923年初，“玉華社”四大臺柱尚、王、馬、譚聯袂的《紅鬃烈馬》紅極一時。後助演尚小云於上海，歷時半年。1924年再赴上海，與“麒麟童”周信芳合演《群英會》。當年秋回京後，加入“和勝社”，與朱琴心同掛“頭牌”。次年從上海回京後再搭尚小云班底，歷演京、津、滬、漢。馬連良從不妄自尊大，甘當配角，積極參與各大名家的演出。1927年，馬連良自組“春福社”，雖是“頭牌老生”，可不是老闆，更不是拿“包銀”的主兒，大事還得聽資方的。1928年在上海與蓋叫天合作，年底再去上海時，與正要赴美演出的梅蘭芳同臺公演《四郎探母》。
1929年冬，馬連良第十次赴上海演出。
前九次均因譚鑫培去世之後，餘叔巖獨霸老生舞臺，馬連良不得已而因襲門戶作標榜，打出譚派旗號。
但馬連良的藝術骨子裡是譚，可外層不是譚，學譚而不似譚，遂為學譚最上乘者。
這次到上海是受“大舞臺”老闆重金聘請，同時上海《大晶報》網羅一批京劇票友和戲劇評論家日夜追捧鼓吹，留下了令後人視若珍品的舞臺劇照及當年的逸聞趣事。
這其中最為膾炙人口的是一段新聞故事：
當年上海有兩位劇評家，一是馮小隱，人稱“佞譚”，最熟譚派掌故；
二是蘇少卿，既是票友，又是記者，依託《大晶報》，最善炒作。
兩位權威對譚派的一個細節各執己見，大打筆仗。
爭的是譚鑫培在《打漁殺家》中究竟穿的是什麼“鞋”？
一說是“魚鱗灑鞋”，一說是“黑底靴子”。
馬連良壓軸大戲既是本出，馮、蘇兩隻刀筆正要爭個究竟。
馬連良速與在京的“通神天師”王瑤卿去信，答覆：
譚老闆穿啥鞋沒準兒，穿灑鞋的時候多，可也穿過薄底……開戲前，兩位權威與眾票友不知內情，打賭的打賭，照像的照像，起鬨的起鬨，把“大舞臺”擠個水洩不通。
一聲“開船”，馬連良亮相。
“看鞋！
”，是厚底灑鞋。
一方掌聲四起，一方垂頭喪氣。
第二場，馬連良戴著氈帽，穿著蓑衣，“唉！
”，怎麼又換成靴子……
從馬連良第一次在上海獻藝，時隔六年，此時的馬連良已是北方第一流人物。演出四十多天，出出大戲，段段長腔，攪得上海灘人人言“馬”，處處貼“戲”。“馬老闆”一班人馬，兵強“馬”壯——舞臺總監蔡鈺亭（老伶工蔡和祥五弟）、司鼓喬三（老伶工喬惠藍之子）、琴師趙桂元，大小鑼缽鑔等，皆北派名角。一時間，“天馬行上海”，外加“流氓大亨”黃金榮與“黑幫老大”杜月笙相互鬥富，天天包場，回回加演，燈紅酒綠中附庸風雅。上海“大舞臺”老闆賺盡“油頭”。
馬連良到上海獻藝，本不入海派俗流，一般當地人只習看江、浙地方劇種。
《大晶報》記者正好借“鞋”發揮，茶餘飯後，街談巷議，在大上海有板有眼地唱了一出“馬蘭開花”。
馬連良此次上海之行，備好數臺整出大戲，連唱帶做，每天曆四五小時之久，天天如此，事事不肯稍有苟且。
如此精工細做，日本一旅遊公司居然拉來一船戲迷，晚上聽大戲，白天組織起“支那劇研討會”。
上海各路戲劇評論家紛紛登場，莫不直言盡善盡美——“每一行腔，極婉轉幽揚之妙，韻味醇厚。
非現實之庸庸鬚生可比。
其小腔尤出人頭地，既平穩又動聽。
無怪其臺下采聲雷動也。
其最長處為搖板，若《汾河灣》、《四進士》等劇，較諸一般鬚生，實高多多。
咬字準確，故其道白，尤為人稱道。
《清官冊 審潘洪》一場，說白乾脆以極，聆之精神可為一振……”這是當年最流行的評論。
上海百代公司立即發行馬連良新唱片。
上海《大晶報》主筆沈睦公將時論彙集成冊，取馬連良字號曰《溫如集》，請辛亥元老於右任題簽，周瘦鵑、嚴獨鶴潤筆，上海碼頭各路顯赫人物撰文，配以13幅劇照藍印製版，僅發行650冊（非賣品）以茲紀念。
“馬派”遂成公論。
說到灌唱片，馬連良十闖上海灘，留下不少老唱片。
但這第十回多加了“民國十八年灌”字樣。
搞老唱片收藏的朋友可不能不知。
1930年秋，馬連良認為時機成熟，組班“扶風社”，自己當老闆，直到1948年。
梨園始稱“馬老闆”。
《溫如集》今天已成為稀見的菊壇珍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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