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地方，春节等传统节日逛（城隍）庙会已经成为一项传统民俗活动。顾名思义，城隍庙乃是供奉“城隍”的地方。放眼全国，城隍庙往往有之，这位城隍老爷究竟是何方神圣得以拥有如此之多的信众呢？
作为神祇，城隍神还有一个独特之处。自宋代开始，城隍开始人格化，多以去世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这样城隍老爷就变得有名有姓了。譬如北京以明嘉靖年间弹劾严嵩而被害的杨椒山为城隍神，苏州以战国时楚国公室大臣春申君黄歇为当地城隍神，郑州则以秦末汉初时刘邦的部将纪信为城隍神，莆田抗元英雄陈文龙被封为福州城隍神，抗元英雄陈瓒则被封为兴化府城隍神等。
不仅如此，作为神官体系中的一员，城隍神似乎是没有编制限制的。一个地方有超过一位城隍老爷并不稀奇。就拿上海城隍庙来说，一开始供奉的是西汉大司马霍光，用以镇伏海潮和海怪。明永乐年间之后，供奉的城隍神则是秦裕伯。此人原来是元末明初上海地区的名人，深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器重。洪武六年（1373）秦裕伯去世，与妻子合葬于上海。因为他本不愿为官，但是为“释主疑，明民志，不惜一身之去就，为国人请命”，朱元璋悼其“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敕封他为上海县城隍神。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为了鼓舞士气，民间又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驻守吴淞口的民族英雄陈化成神像移置入内，与原来的城隍秦裕伯背靠背坐着，享受市民的祭祀。这就形成了“一庙三城隍”的景象，以此观之，陈化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奉为城隍神的人。
城隍老爷既然有名有姓，又与民众生活尤其相关，自然成为历代小说家创作的题材。蒲松龄《聊斋志异》第一篇就是《考城隍》，叙述了蒲松龄的姐丈之祖宋公，病死后入冥司考取河南城隍的故事。《聊斋》中的另一篇小说《胭脂》也描写了学使施愚山在城隍内审案，利用城隍的威神，赚使凶手毛大自我暴露的故事。“大清第一才子”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也有大量关于城隍的故事。其中的《槐西杂志》（一）中提到，城隍神的控马卒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社公（城隍的下级）怕得罪城隍，敷衍塞责。显然城隍的控马卒就是封建官场奴仆的写照，而社公就是对封建官员圆滑世故的影射。
《阅微草堂笔记》
差不多与纪晓岚同一时期的袁枚在《子不语•阴间中秋官不办事》里讲了一个更为有趣的城隍故事，湖北荆州府监利县举人罗之芳中进士后一病而殁，一年后的中秋节时，趁其家中请仙时附体而还，说自己在福建浦城县做城隍，“阴间比阳间公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办事”，所以趁机回家探望。观此城隍所为，其心情、其言行简直跟人世间仕官在外地的人没有区别。
可以说，正是因为各地的有名有姓的城隍老爷原本就是来自人间，令百姓感到熟悉亲切；在民间信仰中，它作为神的神圣性、神秘性逐渐被人间性、生活化所代替，使得这位城隍老爷逐渐成为民情百态的缩影。于是，今天的城隍庙虽然褪去了宗教色彩，但正如1948年出版的《上海市大观》所说的那样，“城隆庙成为一个中国本来面目的游览场所，说它是中国本色的博物馆，或者中国本色的美术馆，也未尝不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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