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姜文有一部电影叫做《邪不压正》。电影里面有一个洋面孔。便是剧情里协和医院的亨德勒医生，明明是高鼻梁、白皮肤、却是操着一口地地道道的京片子，很多人都以为是后期配音，但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台词都是他自己念的。而且它不仅自己说，甚至就连彭于晏电影中的北京腔都是他教的。
而这位亨德勒医生的扮演者便是安地。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在《邪不压正》的电影中，他和姜文还刻意地安排了一个亨德勒医生掏出美国国籍嘲讽日本宪兵队的情节，来嘲讽当时洋人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
而安地本人呢？其实是个在北京出生长大，除了国籍外都是中国的美国人。50多年来他想要入中国籍但是却入不了，只能靠着工作签证生活。
就像前文说的，和大部分海外出生在人生各个成长阶段涌入中国的洋面孔不同，安地从出生开始一切都和中国有关。
他的父母是建国初期的外国专家。1966年他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在友谊宾馆长大。他从小在北京上小学，还当过红旗手，喊过“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说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土著也不为过。
就连自己后来画的漫画里，尼克松都是个大鼻子坏人，充满了左派的元素，还差点被FBl找上门。他也像大部分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一样不懂棒球橄榄球，甚至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他还跟着崔健那一批人玩过摇滚，地地道道的北京小孩。熟悉北京的街道、文化，甚至对遛鸟玩牌也特别有研究。
甚至于后来进入电影行当，要求客串一些在中国居住的洋人角色，他都因为一口京片子太标准，不得不请后期除掉他的声音另外配音。
但是根据中国法律，出生在中国的他并没有中国国籍，而是保留了父母的美国籍，在中国拥有一直都是暂居的身份，这也是他的悲哀所在。
他曾经面对镜头采访，说自己是鸡蛋人，白皮黄心。根在中国，第一语言是汉语，又说自己是浮在水上的一点油，他回忆说在他读高中的八十年代，走在街上，总有人盯着他，毕竟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洋面孔是很少见的。他笑着说“明明都是中国人走在一起偏偏被人盯着，看不起谁呢。”
他23岁从中央美院毕业之后，本来计划一门心思扎在国画上，但是在老师的引荐下跟着当时左派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以组员的身份拍摄了世界史上唯一一部在全紫禁城取景的电影《末代皇帝》，从此爱上了电影行业，他想用电影镜头讲述和记录一些东西。
在参与制作了另外一部有中国人参演的好莱坞电影《大班》之后，就像大部分80年代的中国学生一样，他选择了留学深造。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中国电影工业不成熟，想去西方学一学，把电影技术带回中国。”
最开始时他的第一目的地是去欧洲留学，去到欧洲之后，刚好撞到了欧洲的柏林墙倒塌，还遇到点小麻烦，后来他发现欧洲留学费用太贵。转而伙同一批同学选择留学美国，学习影视美术专业。
虽然以他的国籍来看，他去美国应该用“回到”两个字，但是几乎在所有的公开或非公开场合，这个人都坚持用“留学”。对他而言，美国一切都是陌生的，他除了国籍，一切都跟这个国家无关。
不过也像他自己说的，在美国啥都不好，但是他终于不用被人们刻意注视着了。不用再像在国内时一样被当成奇珍异兽一样被关注。
后面他在好莱坞工作近10年，还好因为长着一张洋面孔并没有受到多少排挤，他先从片场杂工开始干起，包括抬器材，推轨道车一类的。后来在一次杂工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导演组正在使用的分镜图（可以理解为电影的画面剧本）开始走向了他后来的电影美术设计之路。
说回他看图的那个瞬间，他回忆说，当时，只是扫过去了一眼，就觉得这分镜图画得有点糙到不行，很多细节都不足，于是就半开玩笑式地问导演，画分镜图薪酬是多少。
导演却给了他一个惊人的数字，每组图600-700美元。这对于当时中国一个月平均收入才不到50人民币的情况来看，简直是一笔非常夸张的薪水。当时的安地十分的惊讶，寻思着这美国人的钱也太好赚了吧。本来就是中央美院出生的安地转头进入了电影美术行业，多年来的片场杂工经验让他对镜头有很深刻的理解，很快就适应了这个特殊工种。
后来他也确实在行业中取得了一定的名望，给中国影迷耳熟能详的电影《碟中谍》、《史密斯夫妇》、《蝙蝠侠3》、《异形4》当过美术指导。2001年听说北京申奥成功，十分兴奋，毫不犹豫地举家迁回中国，那之后，他为多部电影担当美术指导，也偶尔客串一些小角色。
《邪不压正》筹拍的时候他也进了组，本来是以美术指导的身份。但是总所周知，姜文是一个拍电影不拘一格的人，他主动邀请安地客串，还承诺，这次不剪他的音，就让他用京片子，带儿化音拍。
最终姜文还就真的捣鼓出了“亨德勒医生”这样一个角色。安地也用自己熟悉的北京话好好地演了一会故事，不用再去很刻意的装成不懂汉语的洋人。
如今他在北京又待过了人生的另一个17年，走到了五十知天命之年。
但是对于现在的安地来说，他的现状是比较尴尬的，如今他已经54岁，人生除了在美国留学和好莱坞工作的接近10年，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留在中国，但是他只能依靠工作签证留在北京，而到了六十岁之后，工作签证的办理难度将会直线上升，他很有可能没办法留在老家北京。
曾经有记者问过他的考虑退休之后是否留在中国，他只能笑着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国家不一定要我啊。”
我觉得，他的故事在这个有些特殊的时期，有一定的价值。他算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给洋人超国民待遇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我们决不能敞开大门把所有的洋人都放进来，更是绝对不能给予洋人超国民的待遇。
但是像安地这样的华夏文明归化者，我们要应该尊重和理解。正如，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这个归化中国的口子该留，但是绝对不能扩大和鼓励，或许才是《条例》后续应该修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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