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书生

袁世凯去了就是送死，他才不给清廷殉国呢！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他是中国近现代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袁世凯少年时期励志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他真没什么读书的天赋，屡考不第，最后是通过叔父袁保庆的关系，投奔了正在山东驻扎的淮军将领吴长庆，从此投笔从戎。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清廷调吴长庆所部入朝平叛，袁世凯也跟着吴长庆的部队入朝。由于在平乱中战功卓著，袁世凯在平乱之后就奉命留守朝鲜。此后袁世凯又在1884年平定了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树立自己在朝鲜的威信。

1895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深知实力不敌日军的袁世凯化妆从朝鲜潜逃回国。在回到天津后，袁世凯很快又被清廷派往辽东督运粮草，在前线目睹清军惨败的袁世凯大为触动，战后袁世凯认为应“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主张以德军为蓝本，编练新式军队。

1895年6月底，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三人联名上奏折保荐袁世凯，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同意由他在天津练兵。

同年袁世凯赴天津小站接管了十个营共4700人的定武军，之后扩编至7300人，定名“新建陆军”，即北洋新军，这支军队在袁世凯的掌控下渐渐变成了袁世凯的私家军，成为袁世凯日后夺取天下的中坚力量。（天津小站练兵）

1897年，戊戌变法濒临失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想争取掌握兵权的袁世凯，于是在9月18日夜，谭嗣前往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希望他能够率兵勤王，擒杀正在颐和园的慈禧和荣禄。

久经官场的袁世凯怎么可能答应一帮书生的要求，在打发走谭嗣同之后，袁世凯便返回天津。袁世凯明白戊戌变法已是强弩之末，他手上这点兵也不足以与慈禧太后抗衡，他不原意给康梁等人当垫背。而在他返回天津后，他就得知了慈禧将要重新掌权的消息，为了防止自己密见谭嗣同的事情被人告发，袁世凯只得主动交代了谭嗣同等人的意图。

其实早在袁世凯告密之前，慈禧就已经决定扑灭变法了，袁世凯告密不过是为了自保而已。但鉴于袁世凯的告发，慈禧还是对他非常信任的。1899年，在就八国联军侵华的前一年，袁世凯幸运地被升任为山东巡抚，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袁世凯的幸运不仅仅是当上了巡抚这样的大官，还在于他顺利的离开了天津。如果他没有被调走，那么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中，他很可能就当了炮灰了，或者是100%当炮灰了。（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时才刚刚40岁，套用李荣浩的一句歌词：年少有为不自卑）

袁世凯来到山东的时候，山东境内正在闹义和团。对于大师兄们刀枪不入的神功，袁世凯自然是不相信，在他的镇压下，义和团在山东境内已无立足之地，转而进入直隶和北京发展。

义和团在进入直隶之后，势力扩张迅速，四处杀害传教士和教民，并在部分满洲权贵的支持下进入北京围攻使馆区，事态逐渐失控。

对于义和团运动，慈禧希望能借其力量对抗洋人，可由于局势越来越动荡，慈禧也想过制止义和团，毕竟当时列强反应已经很激烈。1900年4月6日，英、美、德、法公使照会总理衙门，列强限定清廷在两月内剿除义和团，否则将派军驰入直、鲁两省，代为剿平。而各国在天津的领事馆也早已决定出兵进京，保卫各国大使馆和侨民。

1900年6月中旬，八国联军主力开始围攻大沽口炮台，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慈禧一度想要求和，但不知为何，慈禧突然在一夜之间转变态度，铁了心要跟八国对干，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要求各地督抚前来勤王。

此时在山东任职的袁世凯距离直隶和北京最近，且手中掌握有北洋新军，因此朝廷急命袁世凯入京，但袁世凯却没有奉召。

袁世凯既不是清廷的忠臣，智商也不欠费，当年日本一国都打不过，如今眼瞅着八国联合出兵，袁世凯怎么可能去领兵送死，他以无兵可分为由，拒绝了朝廷的调遣。

袁世凯之所以敢违抗朝廷的命令，并不是他胆肥，而是他有强大的后台，他的后台就是整个东南各省督抚。

在八国联军云集天津外海之时，袁世凯就开始与东南各省督抚进行联系，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刘树棠、安徽巡抚王之春和、广东巡抚德寿，以及邮政大臣盛宣怀都不赞成清廷对列强开战。

为了防止战火绵延至东南地区，在列强与清廷正式开战前夕，上海道台余联沅代表东南各省督抚与列强驻沪领事议定了《中外互保章程》及《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后世统称《东南保护约款》。根据该条约规定，东南诸省不参与清廷和列强之间的战争，列强也不得攻击东部沿海诸省。

由于这个条约是各省督抚与列强私自议定的，列强担心此条约缺乏合法性，因此《东南保护约款》没有正式签字。但是即便如此，在整个战争时期，列强和东南诸省还是遵守了这一君子协定，大家相安无事。而有了李鸿章、张之洞等大佬的支持，袁世凯所在的山东也加入了东南互保，在战时与列强保持了和平，让山东成功的躲过了列强的蹂躏。

对于东南各省不管不问的态度，清廷实在是没了脾气，毕竟此时中央与地方的实力早已倒转，如今外敌当头，再把这些汉臣惹急了，搞不好大清的天下就提前结束了。而东南大员们也早就做好了改天换日的准备，大家决定一旦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出了意外，众人就推举李鸿章当大总统，恢复汉家的天下。

后来的事情各位看官也都知道，清廷与八国联军的战争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虐菜行动，清廷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事实证明，袁世凯的缩头乌龟当得非常正确，事后清廷非但没有惩罚他，反而在1901年让他接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大清帝国的头号人物。

千佛山车神

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袁世凯是山东巡抚，他和东南九省的总督巡抚们一起袖手旁观，东南互保，用各种手段拒绝或拖延进京勤王。

因为袁世凯很清楚，如果他带着7000人的武卫右军进京勤王，结果只有一个：愚昧送死，献上一颗袁大头而已。

当时最强悍的清军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2万人的整编德械师，在八国联军和义和团的夹击下，死无葬身之地。

1，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十一个列强一起宣战

换到今天，我们只能说太后疯了。

慈禧太后真的相信天降神拳，扶清灭洋，恐怕是清宫戏看多了吧！

袁世凯老奸巨猾，早就看出来太后疯魔了，迟早要被八国联军拍熄火，何必去当炮灰送死。

2，袁世凯在山东巡抚的任上表现，是左右逢源，老奸巨猾

山东是义和团的发源地，大师兄们遍地开花。

袁世凯镇压和驱逐义和团也不是一味蛮干，而是老谋深算，专门算计大师兄。

袁世凯首先贴出布告，说天津的洋鬼子军队都来了，真正的义和团“果系忠愤义民欲为国家效力”，应即日驰赴天津等处，帮助官军齐心拒敌。

袁世凯的这一招是一箭三雕，首先把义和团都哄到直隶去了，减轻了对付山东义和团的难度；也应付了慈禧太后“招团御侮”的懿旨；对屠杀山东剩下了的义和团找到了借口。

袁世凯说：真义和团都去天津打洋鬼子去了，你们留下来的都是假义和团，都给我砍了！

袁世凯办的是山东自办互保，跟张之洞、刘坤一集体办的东南互保，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袁世凯下令将山东的洋传教士都安全护送到烟台，一共运了200多人，得到了西方列强的赞许。

袁世凯也有出纰漏的时候，他一度下令“习教之民均令反教”。洋人来质问他时，袁世凯转了转眼珠，解释说：这不是强迫教民永远改变宗教信仰，而是权宜之计，暂时放弃信教，防止义和团来杀他们。

慈禧太后在6月15日，还没有对列强宣战前，就下令袁世凯抓紧时间带兵来北京。

袁世凯按兵不动，却发电报给李鸿章，探探李鸿章的口风。李鸿章大骂朝廷误国，袁世凯就明白了。

袁世凯借口德国在青岛有驻军，分不开身，让一个总兵就近征集绿营兵3000人进京勤王。

但一直到慈禧太后逃出北京城，袁世凯的绿营勤王兵都没有到达北京。

袁世凯处理好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得到了西方的信任，为以后当大总统埋下了伏笔。

其他的武卫军都被八国联军打残了，只剩下袁世凯的武卫右军，是当时清朝最强大的战斗部队。

慈禧太后对袁世凯恨得牙痒痒，但也没办法，只好笑眯眯地让袁世凯训练北洋新军：谁叫自己这么蠢呢。

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袁世凯按兵不动，实际上是获利最大的人。

本人是沂蓝书院赵月光，主要研究宋史和近现代史，继承章太炎学派唯识史观学说。

沂蓝书院赵月光

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不仅是袁世凯在袖手旁观。当时其它东南九省的督抚也都是袖手旁观。两广总督李鸿章声称自己感冒腹泻，走不动道，无法进京；湖广总督张之洞不仅不进京勤王，反而还秘密策划反清，打算自立；广东巡抚德寿更厉害，他是上三旗出身（满洲镶黄旗），北京沦陷，他增援是义不容辞，然而他也附和李鸿章，选择了袖手旁观。

1898年三四月份，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很多不满洋人的老百姓（也有地痞流氓）通过烧毁教堂、破坏铁路等极端方式发泄对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满。后来，失控的义和团更是将怒火发泄到洋人身上，吓得各国大使警告清政府，若不赶紧弹压义和团，各国政府就会直接出兵。

当时的清政府内部一团糟，对洋人的态度分为两派。以光绪帝为首的主和派认为，以清军现有兵力绝对惹不起洋人，应该武力镇压义和团运动，从而谋求和平局面；而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顽固派认为，义和团运动如此高涨，大有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势头，朝廷可以利用义和团赶走洋人。（载漪还想利用义和团搞倒光绪）

作为清政府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太后此时的态度非常关键。但是由于她不满洋人对自己的指责（洋人指责慈禧迫害光绪），因而她当时的态度非常精分：一方面，她不对义和团进行武力镇压，纵容义和团闹事；另一方面，她又不愿意招惹洋人，通过打马虎眼的方式，希望能够得到列强谅解。

身为清政府的一号统治者，慈禧都如此举棋不定，这让下面的官员该如何是好？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袁世凯于1899年冬，由工部侍郎升任山东巡抚，率领他的七千新建陆军从天津驻防到了山东。

到任山东后，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简单——就是剿。即便这会得罪载漪一党，他也无所谓。

到了1900年二三月，山东义和团基本被袁世凯剿灭，山东恢复稳定。但也正是因为袁世凯在山东的剿杀，山东的义和团一溜烟的全跑到直隶去了。

直隶相当于顽固派的半个大本营，义和团跑到直隶，算是逃对了地方。

1900年五六月份，义和团在京津地区搞得轰轰烈烈，吓得各国连忙集结军队保护自身安危。而且，义和团闹事的时候，清政府的军队也参与其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就在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八旗兵枪杀的。

如果说义和团针对洋人的举动只是民间自发性的，事态还可控制。那么，清政府的八旗兵的加入，就使得这场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变成了清政府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国家级矛盾。

各国公使看到事态失控，决定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联合出兵北京。

当时，若是慈禧能临机决断，拍板剿灭义和团运动，事态还可挽回。但是，此时的慈禧依然是精分状态：一方面，她继续纵容义和团，不剿，也不控制；另一方面，她派兵保护各国使馆，希望能够得到列强谅解，从而停止进兵北京。

然而，事态最终还是失控，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由此爆发。

1900年6月16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慈禧大胆的说：如果列强军队继续进兵，就对外宣战。并且，她还处死了两个主和的大臣祭旗。

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慈禧命令袁世凯率军增援北京。慈禧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袁世凯决然没有胆量抗旨不遵。然而，慈禧太后低估了袁世凯的胆量。

袁世凯是个惜命的聪明人，他不怕玩命，但也绝对不会白白的去送命。甲午战争时，清军战斗力之羸弱，日本战斗力之彪悍，清军与世界一流军队的实力差距，袁世凯作为旁观者，当时看得清清楚楚。

甲午战争之后，尽管袁世凯非常想通过练兵打造出一支实力接近于西方军队的新军。但是从1895年开始练兵到1899年八国联军侵华前夕，中间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袁世凯费尽心思也才练了几千新军，还远远不够给洋人塞牙缝的。

所以，袁世凯看的很清楚，他此时去增援就是送死。他不想给大清朝殉葬。

不过，袁世凯也不能明目张胆的抗旨，他在收到旨意后，迅速联络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东南九位督抚，希望前辈能给点建议。李张刘许等朝中前辈给他的回电很给力：别去。

1900年6月25日，天津危在旦夕，慈禧再次向袁世凯发出上谕，要求他速派精兵入京增援，不得迟疑。（“星夜赴津，毋稍延迟”）

然而，此时袁世凯翅膀硬了，他在得到东南其它九位督抚的支持后，给慈禧回复了一封电报：“东省防务日紧，兵力难分。”

后来，袁世凯又以所属军队发生疫情，沿途有义和团囤积为由，再次回电拒绝增援。总之一句话：不是我不愿意派兵前往，实在是我分身乏术。

慈禧收到袁世凯的回电后，要气炸了。她以很严厉的语气回电：“务必于即日出兵，决不许延误，否则军法从事”。

面对三番五次下旨催促出兵，袁世凯如果再不有所动作，指不定人头不保。于是，袁世凯便派出了一直旧军前去增援，而他的新建陆军则继续按兵不动。

1900年7月14日，八国联军以付出伤亡900余人的代价，并发射毒气炮后，攻陷天津。

袁世凯应该很庆幸他没去。因为在天津攻防战期间，整个直隶的清军被打崩溃，钦差大臣李秉衡饮药自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自杀身死。就连武卫左军统帅兼直隶提督聂士成也战死（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前后夹击下，英勇战死）。

如果袁世凯去了，想必也是一样的下场。

1900年八月下旬，八国联军攻克北京。慈禧逃往山西。就在逃往的路上，慈禧下令围剿义和团，并且给当初被她处死祭旗的主和派大臣平反昭雪。

见过精分的人，没见过慈禧这么精分的。五月份在纠结主战还是主和，六月份下定决心跟洋人开战，八月份就软的一塌糊涂，开始对洋大人舔跪。有这样的领导，下面的官员简直要疯了，因为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都要掉脑袋。

其实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慈禧一干人等，根本就听不进去话。像袁世凯这样的封疆大吏不能随便就表态，否则掉脑袋是分分钟的事情。

当时，李鸿章就针对当时的时局，说了一句很露骨的话：“先定国是，再议办法，否则虽去何益！”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开战与否，这个先放到一边不谈。慈禧你作为决策者，你既要重用载漪、刚毅这帮顽固派整，又要我们这些主和派进京卖命。难道你不知道我们和顽固派不是一路的吗？如此首鼠两端，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就算要我们去送死，也得先给个合理的说法，不能死得不明不白的！

李鸿章的这句话，其实就是当时很多人都想对慈禧说，但又不敢说的话。

小人物就不提了，就说聂士成。他手下一万多精锐武毅军全部投入战场。结果呢？他打洋人不对，打义和团也不对。最后相当于是被活活逼死的。

庚子国难闹到最后，力主剿灭义和团的将领没好下场（聂士成），力主对洋人开战的官员也没有好下场（刚毅、徐桐）。活到最后的反倒是坐观事态发展，事件期间不表态的袁世凯、宋庆等人。

所以，袁世凯为什么要袖手旁观？因为他不想死得不明不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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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等人袖手旁观，主要原因是怕死。

（1）“东南互保”大臣们大部分人贪生怕死，知道打也是死不如不打

甲午战败后，清廷已经没有余力与各国交战，中国已经由中法战争前的不弱之国变为弱国，“八国联军”时期加上“慈禧囚禁光绪”所导致的内部不和也很厉害。所以，根本没有余力与英俄德这样的列强交战。

再加上李鸿章、袁世凯等人都是怕死之人，根本不敢与外敌一战。监督朝鲜时，袁世凯化妆乘坐英国战舰逃回中国；戊戌变法之时，叛主保命为荣华。

到后来，“偷窃革命成果”当了洪宪皇帝，没过百日，眼见彻底失败又慌忙想改回做总统。最终，尿毒症病亡。可见，袁世凯也并非什么有理想有抱负之人，只是为了权利二字。

作为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五省是巡抚代管提督，又管民又管兵。袁世凯如果真的忠于清朝完全有时间、有精力去救援。

袁世凯如此，李鸿章、刘坤一等人呢？从1850年代为官，已经长达半个世纪，各个比起权力斗争、尔虞我诈一个比一个厉害，但是，谈起国家未来一个个懵懂等死，只为保权。刘坤一也和年轻时不同了，五十多年的官场生涯已经把他们的精气神磨没了。

（2）“东南互保”大臣中也有“明知必死”也要北上的

当然，“东南互保”的这些人中也有不怕死的。例如李秉衡。李秉衡曾是李鸿章的手下，在其直隶总督下面干了将近二十年。但因为并非淮军嫡系，与淮军系历来不和。主要就是看淮军大部分将领对外狗熊、对内英雄的秉性，再加上贪腐成性，李秉衡指挥“中法战争”后就与淮军日渐远离。

甲午战争”中，山东巡抚李秉衡明明抽调山东三分之一的兵力帮助北洋，但在李鸿章、李鸿章亲信、李粉嘴中却是对北洋不管不顾。最终，又为了国家利益同意“东南互保”，当时李秉衡任“长江水师大臣”。之后，奉调迎战八国联军，兵败自杀！

我想，李秉衡更多是希望自己的战死，永远不要再看到清廷的腐朽、内部争权夺利的黑暗，特别是懒得听那些卖国之人勇于、乐于把脏水泼到别人身上的宵小之徒的叫声。

坐古谈今

这实质上是问为什么会有东南互保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当时大清全国各地的官员，士绅，军队一起响应朝廷的命令，杀尽洋人，进京勤王的话，中国真的可能要亡国了。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质是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满清中央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向世界列强宣战，把中国带入火海当中的时候，中国东南各省地方官员拒绝执行慈禧太后的愚蠢命令，为了保护当地黎民百姓免遭生灵涂炭的命运而采取的一种保境安民的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近年来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平反，得到正面肯定。东南互保这一历史事件向后来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当最高统治者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将国家和人民带到悬崖峭壁边缘的时候，地方领导人是对中央的指令亦步亦趋，不折不扣地去执行，还是勇敢地说不。

晨雨62

说到这个问题，其实避不开一个很出名的协议，叫《东南保护约款》。

当初义和团兴起之后，英国人害怕自己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受损，便找买办官僚盛宣怀牵线，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列强合作，与各国驻沪领事签订《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协议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保护，长江及苏杭由各地督抚保护。清王室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

也正是东南互保章程，各地督抚对自身辖区内的稳定极为重视，也使得洋人没有出兵中国其他地区或者扩大事态的借口，而义和拳也只能在直隶地区发展。也正是这个原因，对于八国联军对北京的进犯，各地督抚也对此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至于为何各地督抚要这么做，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上述所言，义和拳闹到自己的地盘损害自己的利益，也怕列强以此为借口进犯自己的地盘。

在这里，有一个人我们不得不说，那便是东南互保章程最主要的发起人刘坤一。在甲午战争时期，因为老佛爷要过寿，所以清兵对于日军进犯一直是采取忍让，言和的策略，甚至达到了为了和谈不择手段的地步，刘坤一一直是整个清王朝最大的主战派和强硬派，所以甲午开战之时，刘坤一多次要求南洋舰队北上，但也均被驳回，刘坤一也一直整军备战，在即将北上参战之时老佛爷派了李鸿章去和日本人和谈，把刘坤一气的半死，直接说你非要去那赔钱，还不如直接打持久战耗死日本人。

但是最后《马关条约》还是签了，赔了二亿三千万两（其中三千万两是赎辽费），个人认为，从这个条约签下来开始，刘坤一就已经对清王室绝望了。不然一个一向主战的官员也不会同意英国等列强的条件，乃至最后按兵不动。甚至在清王室向各国宣战之前，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还密议若是太后皇上不测，则由李鸿章为代总统主持大局，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如何地不得人心，就连一向和李鸿章不合的张之洞都能放下成见。

至于袁世凯，也在东南互保之中，所以并未支援北京，而且当时的南北洋老臣尚未去世，虽然他权势也算大，但还未掌大权，所以当时他只是个重要的附属之人。

小南读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本该是可以避免的战争。但是慈禧偏偏头脑发热，以国君名义对当时世界上的十一个国家同时开战，而且是最强大的那些国家。

慈禧有没有头脑智慧？肯定是有，不然慈禧怎么能掌握国家最高权利半个世纪之久，怎么会把张之洞，李鸿章，曾国藩这些能臣控制在自己手中，应用自如。但是慈禧的这种能耐适合封建皇权时期，一旦遇上工业时期的近代社会，他那种能耐就像是小聪明，对于国家来说弊大于利。而且是远远的弊大于利。

因为听说西方国家打算扶持光绪掌权，对权利过于贪恋的慈禧彻底坐不住了。一激动之下，居然对十一国开战。其实就等于向当时所有拿的出手的资本主义强国挑战。可见慈禧多么怕权利从自己手上丢失。领土可以丢失，财富可以舍弃。唯独权利不可以。结果居然扶持民间组成的义和团对付西方国家。即使最古板的人也知道打不赢。

而这样无脑的宣战导致的后果大家都知道，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实际上是十一国）。一个国家尚且打不过，现在是十一个。

袁世凯当时在山东负责清理义和团。（虽然是慈禧指使。但谁让义和团帮慈禧打洋人那么起劲，现在必须要承担后果。）他不可能去北京对抗洋人。

第一：袁世凯是有维新思维并且懂军事的能人，他比当时绝大多数当官的更清楚西方的强大，他不可能去送死。倒不是说怕死。只是送死谁也不会这么蠢，何况精明如袁世凯。

第二：既然去了帮不上忙，袁世凯就需要保存自己的实力，按兵不动最好。而且他知道洋人不是为了打而打。最终还是需要和谈。

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这些地方实力派没有出手基本上也是和袁世凯想法一致。

1900年6月，英美帝国主义与清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义和团运动兴起后，英国深恐波及属其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便策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列强合作，经买办官僚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

他们的做法在当时和现在来看都是最好的选择。国家贫弱不堪，不能因为一个妇人的无脑旨意就把整个国家搭进去。平时君臣思想再怎么重，这时候也不能傻傻的去执行。

而且他们几个治理的东南地区还是国家经济发达地区，国家经济命脉所在。更不可能胡来。

而这个和所谓的怕死，没骨气没任何联系 。

集论社

我觉得这不是袖手旁观，准确的说是袁世凯、李鸿章等的明智之举！

1900年，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竟下诏向十一国开战，把大清帝国带向了一场浩劫——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后，慈禧向各省督抚发电报要求勤王抗敌，但在李鸿章、盛宣怀的串联下，南方各督抚都拒不执行命令，还搞了一个叫做“东南互保”的联盟，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也加入了这个阵营。

这个联盟还与各国列强签订了一个协议，大致是：

第一，划分各自的责任，各自保护自己的国民和财产，租界有洋人自己保护，其他各省由大清自己管理。

第二，限制洋人的活动范围，洋人只能在法定租界里活动，否则出事之后大清概不负责。

从内容来看，协议并不失尊严，而且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绝对是个明智的举动。当然，南方各督抚抗命不遵也有各自的小算盘，比如袁世凯当时刚练出北洋新军，那是他手里的最重要的筹码，他也害怕因为从命去抗敌而失去手里的资本。

但是，我们辩证地看待问题，因为“东南互保”联盟，才有当大清帝国的北方已经混乱不堪的时候，南方却因此能够一番相对和平宁静的景象，使得南方经济基础没有因为这次事变而遭受重创。

参知正史

说起列强侵华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绝对排得上名号，当时的清朝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几乎都要达到亡国的地步。但是就是在大清处于如此水深火热的时候，袁世凯等人却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袖手旁观，一直保持观望状态，即使慈禧三番五次下令要求他们派兵支援，但是他们都会以各种借口推脱搪塞着慈禧太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有什么目的吗？经过笔者的一些调查研究，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

原因一：保存实力，望坐收渔翁之利

袁世凯是一个精分有自己想法的人，他很清楚当时清王朝的处境，也很明白自己当时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慈禧太后派他去做山东巡抚，他也一直致力于镇压义和团运动，在这时袁世凯就已经崭露头角了，慈禧太后很看重他，而当时列强推行“以华治华”的政策，袁世凯的种种成绩已经映入他们的眼帘，他们已经有意扶持袁世凯了，所以，袁世凯两边都不可以得罪，当慈禧三番五次要求他派兵增援京师时，他都以分身乏术为由推脱掉了。我们大家都了解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后通过练兵打造了一支实力强悍的新军，他花费了大概四五年才打造出的一支实力接近西方军队的新军，也不过只有几千人而已，他明白如果自己前去北京护驾，那么这几千人还不够列强塞牙缝呢。还不如保存实力，用于以后更加值得付出的事情上，就在岸上坐看他们翁蚌相争，最后自己渔翁得利。

原因二：惜命，效仿各个督抚

当时并不是只有袁世凯是观望态度，袖手旁观，而是几乎所有的督抚都按兵不动。当时慈禧给袁世凯发电要求他派兵支援时，袁世凯询问了其他九位东南督抚，他们一致的答复都是不去，并且他们还组织了一个“东南互保”联盟，对于清廷当时的处境他们一致都保持观望态度，并不出手。自然袁世凯也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在此时强行出头，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他不会不懂，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袖手旁观。而且当时前去加入战场的似乎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在天津攻防战期间，整个直隶的清军都被打崩溃。钦差大臣李秉衡饮药自杀，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自杀身死，武卫左军统帅兼直隶提督聂士成在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前后夹击下英勇战死。所以，为了自己的生命考虑也不会前去作战。

原因三：朝廷摇摆，拿不定主意

面对义和团运动，列强态度坚决，但是作为当时的真正统治者的慈禧却一直是摇摆不定的态度，她既不镇压义和团，纵容着他们，又为了安抚列强的情绪派兵保护列强。这就让当时的督抚们很气愤，这样的态度让他们无法正常工作，似乎选哪边站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谁也不能猜到慈禧到底最后有怎样的决定，这样看来只有隔岸观火是最安全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个人仅认为袁世凯等人选择袖手旁观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做考虑。正所谓自古以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道理。

历史课课代表

这个事件就是著名的“东南互保”，本质上来说，是洋务派汉官权衡利弊之后，集体反抗“乱命”的自保行为。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接到大沽口炮台失守的消息，又听闻列强让她归政于光绪的噩耗，怒火中烧之下以光绪帝名义颁布上谕：“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遂与英美德法等十一个国家宣战。宣战诏书下达到地方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官员拒不奉诏，并私自与各参战国达成保护协议，史称“东南互保”。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乾隆时期的一个反清组织。

中日甲午战争后，山东被纳入德国势力范围，1898年10月，义和拳赵三多等人竖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处处与外国势力作对，而当时的山东巡抚张汝梅则对义和团采取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方阵，他上书朝廷希望将拳民列入团练“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

但随着义和团的发展壮大，山东呈现不安宁之势，各地教堂被焚毁，洋人被殴打，甚至虐杀，甚至义和团成员朱红灯纠结拳民围攻县城，清政府无奈之下只好派出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达山东后，一改剿抚并用的方阵，他对义和团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义和团运动顿时遭受重挫，纷纷转移至直隶。

山东义和团转入直隶与当地义和团联合后实力大增，虽然掀起了更大的反抗洋人的浪潮，董福祥部先后杀死日本、英国武官数人，声势浩大。他们“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使得驻北京各国公使不满，他们决定以“保护使馆”为名调兵入京。清政府不敢拒绝列强的要求，只能采取拖延的办法，要求暂缓调兵。

清政府明白如果让洋人军队入京，以后后患无穷，于是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对义和团的处理办法。裕禄、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力主要剿，而以毓贤、赵舒翘、何乃莹等人主张对义和团应以招抚。主张剿灭的认为义和团的发展已经威胁到洋人的利益，再放任下去，会引开新一轮的战争。而主张招抚的则认为可以利用义和团来对付洋人，企图直接套用“蚌鹤相争，渔翁得利”的策略。

慈禧太后向来平衡的运用各种派系的官僚，之前对待洋人问题上，她经常是靠洋务派的大臣们办事的，而这次，她却采用了守旧官员们的主张，对此她作出了表态说：“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虽然没有明确决定对义和团到底是剿还是抚，但其态度却表明她是倾向“抚”的。

慈禧太后发出的宣战

6月16日，俄、英两国通知大沽口炮台，说清政府“并不实力剿办义和团”，让守将罗荣光退出大沽口，罗荣光不退遂引起英俄炮击，罗荣光牺牲，大沽口炮台失守。

侵略者的这些行为对于慈禧太后来说是小事，真正让她与列强产生隔阂的是对光绪帝的废立问题上，引起了外国人的不满。他们表示了对光绪帝的支持，并建议慈禧太后立刻归政于光绪帝。这些消息都极大的刺激了权利欲极重的老太后，于是在6月21日，她以光绪帝之名颁布了与十一国宣战的诏书。

奇怪的是，这道诏书并没有以任何形式送达给任何一个外国政府，而更像是内部参考一样，在奉天的盛京将军增祺就百思不得其解，就向朝廷请示：“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而朝廷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虽然慈禧太后在形式上发布了宣战诏书，但事实上并没有应战的决心，更没戏抵抗的部署。由此可见，她虽然想利用义和团发泄对列强的怨愤，但并不想彻底的与洋人决裂。

东南互保的形成

相对于北方一团糟的局面，南方表现则稳定的多。列强虽然能打下天津、北京甚至河北、山西，但显然不可能以微弱的兵力控制中国这样广袤的国土。在这种情况下，竭力保持洋务派治下的利益，洋人就不得不与汉人督抚们进行紧密的合作。

“东南互保”其实早在义和团运动发展壮大时，英国人担心义和团的发展会损害他们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便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进行商讨“保卫长江”的建议。没想到的是，他们讨论还没有结果，居然慈禧太后向十一个国家宣战。

两广总督李鸿章当即对这份宣战书予以拒绝，他给在上海的盛怀宣发报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希将此电，密致岘香（指的是刘坤一、张之洞）二帅。”刘、张二人经过商讨一致认为，如果真的与列强开战，一来势必影响税收，二来绝非列强之敌，于是让盛怀宣居中策应，谋划与洋人制定互保章程。

在盛怀宣的谋划下，山东巡抚袁世凯、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刘树棠、陕西巡抚方端纷纷响应，6月26日派出代表与各国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其主要内容有：

• 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管。
• 长江及苏杭内线均归各督抚保护。
• 各国军舰不得擅入长江。
• 各国军舰不得接近吴淞及长江各炮台。

这样一来，所议定的内容多为列强所接受，切实的保证了南方的安宁。

东南互保章程的议定，最终避免了除北京、天津、河北等地以外的地区遭受战乱之苦，在大的层面上维护了国家的安定与统一，也保全了洋务运动以来的大部分成果。

自东南互保后，地方督抚权力加重，而中央权威逐渐丧失，尤其汉人督抚的崛起，成为了此时的一大特色。而袁世凯就是在此时崛起，并使其北洋军影响逐渐扩大，最终开启民国军阀割据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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