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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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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的疫情防控，對諸多國家的政府都是一份必須要交的答卷。與中國隔海相望的韓國，是中國之外疫情爆發頗為引入關注的國家之一。但在2月下旬，從爆發到拐點、再到低新增的穩定管控，韓國僅用了20天，之後新增病例數一直較低。堪稱有效應對疫情的背後，韓國有著怎樣的應急反應制度和治理機制？
截至3月19日海外主要國家疫情現況
韓國是二戰後新獨立的國家，經常被看作是一個大國環伺之下的地緣經濟政治困境中的小國。實際上，韓國並不小，它的人口5100萬，GDP已經達到1.6萬億美元，與俄羅斯相當；人均GDP超過3萬美元，是俄羅斯的3倍。可以說，韓國已經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崛起為擁有現代工業體系的發達國家。
在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大考中，韓國的國家治理體系經受住了考驗，交出了一份還算令人滿意的答卷。
韓國累計確診病例與每日新增病例變化趨勢圖 圖片來源：韓國疾病管理本部（KCDC）疫情增長高峰已過
北大俞可平教授曾指出，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至少有五個標準，分別是：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範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協調。我們不妨以這五個標準來看看韓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在此次疫情當中的表現。
第一，公共權力運行的制度和規範化。制度和規範化，要求政府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規範的公共秩序。
在此次疫情中，韓國以公共衛生體系為中心的國家治理體系，充分體現了制度化、規範化的特點，嚴格按照傳染病預警和應對等級，採取相應的應急響應。
公共衛生預警和應對體系，對於一國的傳染病防治工作至關重要。這個體系是否完備，是否能及時地發揮作用，關係到抗疫大局。理想狀態是，只要這個預警體系完備且正常工作，不論哪個政黨當政，它都會自動報警、及時傳遞疫情信息，並在各有關部門產生聯動。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韓國公共衛生預警和應對體系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韓國公共衛生預警和應對體系的“控制塔”是疾控中心，在韓國叫“疾病管理本部”（KCDC），它發揮了整個公共衛生體系的核心作用。2015年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之後，疾病管理本部從原來的“室長”級提升至“副部長”級，隸屬於保健福祉部。此次征戰新冠，疾病管理本部可以說是有備而來。
根據韓國疾病管理本部發布的《傳染病災難危機管理標準手冊》（2017），韓國的傳染病危機警報體系分為4個級別，分別是“關注”（藍色）、“注意”（黃色）、“警戒”（橙色）、“嚴重”（紅色）。2020年1月3日，韓國疾病管理本部發布信息，因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出現大批肺炎患者，疾病管理本部迅速組成相關疫情“對策小組”，啟動了緊急狀況室24小時應對體系，加強對自武漢入境者的檢疫。這份通告足足有兩頁。通知要求曾經到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人，只要出現了發熱和呼吸道症狀，就必須向疾病管理本部呼叫中心(1339)報告。韓國立即啟動與中國衛生機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緊密合作體系，繼續收集情報並進行風險評估。
隨後，韓國相繼在1月8日、1月20日、1月27日、2月23日啟動藍色、黃色、橙色、紅色預警。在各個不同的級別，各有關部門是按照危機管理標準手冊來應對的。由於疫情在大邱、慶北等地發展勢頭兇猛，韓國此次紅色預警略有提前，強調這是“先發制人”的應對。
第二，公共政策要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人民的意志能夠比較充分的表達。
在此次疫情中，為保護國民安全、經濟利益和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韓國文在寅政府採取強力應對措施。儘管如此，依然遭到不少韓國國民的反對。在青瓦臺網站上，前4條最熱的請願都與疫情相關。根據韓國政府的有關規定，在30天內聯署超過20萬的請願書，政府有關部門都要予以回應。
1月23日，有韓國網民在青瓦臺網站上請願，要求韓國政府禁止疫情國居民入境，30天之內得到超過76萬人的聯署。2月25日，該請願被青瓦臺駁回。2月4日，韓國發布對訪問過湖北的外國人入境限制。文在寅政府對中國相對柔性的入境決定，招致反對派的嚴重抗議。當天就有韓國網民在青瓦臺網站請願，要求彈劾總統。截至3月5日，這條彈劾總統的請願，得到146.9萬人的聯署。
韓國青瓦臺總統府網站上最熱門的四條國民請願
同樣，支持文在寅政府的國民，也在青瓦臺網上請願，截至3月17日，有約133.5萬人聯署。還有一個熱點就是，截至3月17日，有超過130萬人聯署要求強制解散新天地教會。
第三是法治，即憲法和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任何組織和個人有超越法律的權力。
比如，在韓國嚴峻的防控形勢下，首爾市政府發佈禁令，禁止在光華門等地舉行集會。但是，2月22日，在首爾光華門，依然舉行了大規模集會。集會組織者全稱是“文在寅下臺泛國民鬥爭本部”，由韓國基督教總聯合會會長全光勳牧師等發起。對於這樣的行為，首爾市市長樸元淳趕到集會現場，苦口婆心，勸集會人群立即解散回家。2月24日，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以違反選舉法為由簽發了對金光勳的逮捕令。
2月26日，在國會全體會議上通過了《傳染病預防及管理相關法律》、《檢疫法》、《醫療法》，統稱“新冠3法”。對傳染病的預防及管理相關法律的修訂,將使在傳染病疑似者階段就能夠採取必要的措施,以儘快應對新型傳染病。比如，對於違反住院或隔離措施的人，懲罰從現在的300萬韓元以下罰款強化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萬韓元以下罰款，提高了威懾力。
第四是效率，即國家治理體系應當有效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有利於提高行政效率和經濟效益。
此次韓國疫情從1月20日第一例輸入病例，到2月18日第31號病例確診，基本處於穩定可控的狀態之下。從第31號病例開始，大邱和慶北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爆發。如果從2月18日算起，到3月15日韓國把單日新增病例控制在100人以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能夠控制住疫情蔓延的態勢，還是相當有行政效率的。
再從病毒檢測試劑盒來看，韓國疾病管理本部早在2月4日就向KOGENE生物科技公司頒發了新型冠狀病毒診斷試劑緊急使用許可，並將檢測機構擴大到所有獲得優秀檢測室認證的醫療機構。2月12日、2月27日又有三家公司獲得緊急使用許可。根據韓國媒體的報道，這四家公司每週能生產1.5萬個試劑盒，可以支持每週40萬人次以上的檢測量，極大地支援了韓國的疫情防控。
“緊急使用許可制度”是指擔心傳染病大流行、急需診斷試劑，但國內沒有許可產品時，疾病管理本部長要求的診斷試劑經食藥處長批准，可以限時製造、銷售、使用的制度。據稱，如果不是緊急許可，要想獲得批准，可能需要至少8個月的時間。據報道，目前在向韓國政府申請緊急使用許可的生物技術企業還有數十家，有數十個國家在向韓國相關企業採購檢測試劑。由此可見韓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它的生物科技產業之發達。
第五是協調，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個有機的制度系統，從中央到地方各個層級，從政府治理到社會治理，各種制度安排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相互協調，密不可分。
此次新冠疫情中，我們可以看到，韓國各個政府機構、各級地方政府都行動起來，在中央政府的協調之下，共同應對危機。在四級預警下，相關政府部門都要採取相應的措施進行應對。
比如，在紅色預警啟動後，行政安全部要建立和運營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派遣現場狀況管理官員到地方政府；外交部要收集海外感染病信息和向海外傳達國內傳染病動向，對發生傳染病國家的在外國民進行預防教育；國防部要進行軍醫、護士等防疫所需的人力支援，以及相關設施的支援，要對軍人傳染病預防管理；消防廳要持續支援啟動傳染病患者轉移機制，將感染病患者轉移信息向主管機構迅速傳達；警察廳要維持患者隔離和出入管制等社會秩序、進行人力支援和預防管理、提供患者等跟蹤調查者地址等；法務部要提供本國以及外國人出入境記錄等，出入境管理強化對策實施，監獄等收容保護設施傳染病預防管理；國土交通部在必要時減少航班乃至調整航班；組織航空、鐵路、公交大眾交通多種利用交通設施從業人員及乘客的防疫活動及運行相關制度；食品藥品安全部要鼓勵持續生產傳染病治療劑等。
2月20號以後韓國新增病例與累計確診病例走勢圖
概言之，截至目前，韓國已經基本遏制住疫情快速蔓延的勢頭。當前韓國並沒有下調傳染病危機預警的級別，將繼續維持嚴密防控的態勢，防止海外輸入和國內的聚集性傳播。此次疫情，如同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看到了韓國國家治理現代性的一面。
原子智庫·騰訊小滿工作室出品 | 第3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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