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海塵封

東林黨、宗室、小冰河、鼠疫，為明末四大災害。小冰河是天災，哥倫布發現美洲後，造成了美洲印第安人大量死亡，進而引起植被大範圍恢復，使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減少，因此溫度降低。其餘三個皆為人禍，而東林黨首當其衝，是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公元1604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誕生之初還是很有正面意義的，大家聚在一起針砭時弊，倡導廉政清明。當時參與進東林黨講學活動的，大多數都是那些飽讀詩書的文人雅士。

但是，這些人都有個共性，那就是都是仕途不順的人，大多數都是沒當上官的，在那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時代，這些讀書人都是以當官為榮譽。他們考不上科舉，當不了官，心中自然聚集了大量的不滿和怨恨，這種情緒彙集，矛頭對準的必然是當權者。

於是他們的對抗皇權，針對朝政，因此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對。由此拉開了東林黨和閹黨，東林黨和與全國朋黨集團之爭，“東林黨爭”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

東林黨的空談誤國，和各黨的爭鬥造成的內耗也是明朝的滅亡的重要因素。

東林黨起源於江南，那裡自古以來便是商賈富庶集聚之地，而一個黨派的發展，必然缺不了財力的支撐。東林黨的後臺也正是這些商人，這些商人付出了自然要求回報，東林黨也就成為了這些人的利益捍衛者，這也為東林黨內部埋下了不良的種子。

隨著東林黨不斷地發展強大，這個種子也在其內部逐漸生根發芽，開始扭曲了這個團隊的核心價值觀。

開始的引導社會風尚的理念逐漸被為了商人的利益而造成的政治鬥爭所取代。

東林黨在和各方勢力鬥爭中嚐到了政治鬥爭的甜頭後，價值觀已經扭曲了。再加上和閹黨之爭，以崇禎拿下閹黨，拱手將朝政大權相讓於東林黨為結局。至此，東林黨可以說是一家獨大，朝廷再也沒有可以和他抗衡的勢力。

東林黨當政那些年，明朝沒有出現能救國救民的名臣，反而都是一批政治白痴。他們只懂得瘋狂的用手裡的權利侵佔國家的利益，只要是對自己不利的政策，東林黨人都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找出各種理由來抗旨。

面對這一群靠不住的人，即使是一心想當好皇帝的崇禎也無能為力。

明朝末年，闖王李自成起兵，東林黨人並沒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手段反擊。李自成進京的那天，朝中大臣第一時間去李自成那裡獻忠誠，保平安，誰也沒理崇禎皇帝的苦悲。

南京城破後，帶頭跪迎清軍的正是當時的東林黨領袖錢謙益。這不得不說是明朝的悲哀，文人的骨氣也蕩然無存。

東林黨雖然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他們並沒有給出切實可行的治國方案，這一點不如人家張居正。

黨爭歷來都會給國家造成嚴重的內耗，浪費國家的政治資源，影響社會發展，因此歷朝歷代都不會支持黨爭，甚至會加大限制，明朝末期的黨爭自然也是逃不過這種歷史規律。

綜上，明亡於東林黨！

當代曹植

東林黨是明朝中後期活躍在明朝政治舞臺的一個政黨派別。最初以直言進諫、抨擊朝政不公、固守祖訓和反對腐敗而出名。是當時公平公正的代表。明末，東林黨參與了明朝黨爭，極力反對宦官當權，對非東林黨勢力都予以打擊，加上被腐敗滲透，言論越發空幻。明朝滅亡時，東林黨隨之散去。毫不客氣的說，東林黨給明朝造成的慘痛損失是要被歷史記下的。

一、東林黨為何叫東林黨?

“東林：一詞源自東林書院，東林書院創始人是顧憲成等八人，稱”東林八君子“。顧憲成在朝當官時是掌管官吏升遷，在明朝萬曆二十二年，推薦內閣大學士一事上，顧憲成觸怒了神宗，加上此前在立皇太子一事上顧憲成已經引起神宗反感，所以被革職回家。顧憲成聯合當地士大夫、文人學士以及部分官員共同修復了家鄉無錫一處宋代講學地點——東林書院。之後顧憲成同顧允成、高攀龍、葉茂才等人發起了東林大會，寫了《東林會約》，規定了舉辦集會的次數時間。

顧憲成為人正直，對當時朝廷的一些錯誤決議或者錯誤政策時常是諫言。在東林書院，他提出公正廉明、治理官吏、開放言行等主張，在當時就是一股清流。因此許多被革職或者罷免的官員、當地商人地主、士大夫以及朝中一批文人官吏都紛紛受他吸引。明末宦官掌權，腐敗叢生，社會民生困苦，東林學說帶來的清正觀點理念正好符合當時人們的想法。同時朝廷內也有一批人以東林學說來作為行事道德標準，以此抨擊宦官派別，由此在明朝內部形成宦官派別和東林派別的黨爭。

廣義上來說，凡是支持東林學說以及跟該學說有關係的朝野人士，都會被認為是東林人士，稱作東林黨。但是要注意，東林黨的本質是明朝的黨朋勾結的一種，以利益集合在一起的政治集團，並不是一個黨派。

二、東林黨人代表誰的利益？

東林書院的修復起初就得到了當地士大夫、商人、地主和常州知府、無錫知縣等官商團體的支持。顧憲成自己在當地士大夫群體中有很高的威望。喜歡用東林學說作為政治學說的在當時大多是朝廷部分官員、地主階級和江南商人集團，因此東林黨本質上代表的階級還是官僚階級，地主階級，與社會民眾是有隔閡的。

萬曆年間，政治派別林立，朝廷無法遏制這種風氣。內閣首鋪是什麼派系，則什麼派系就掌控朝野大權，皇帝也受到制約。這種派系林立的現象在史書上有明確記載。

明末繁多的黨派中，東林黨勢力強大，主要是在朝中有一個官僚集團支撐。但是江南地區很大。歷史上將明朝的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嘉興、杭州、湖州這八府加太倉州一州，稱為江南。東林黨的總部在常州。從地區角度看，東林黨代表不了整個江南士大夫和商人階級的利益。但東林學說超越了地域限制，無論是朝上朝下，均有認同贊可者，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東林黨又是沒有地域限制的。在朝中，東林黨派系反對商業收稅，維護地主商人階級利益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又加重了明末本就入不敷出的經濟負擔。總歸而言，東林黨代表的還是地主豪強和商人的利益。

三、東林黨之於明朝是什麼樣的？

這是個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問題。但是明朝的黨朋之爭，著實給明朝帶來了不可挽回的後果。東林學說宣揚之初，抨擊腐敗的朝綱和腐敗的官吏，提倡公正廉明和道德氣節，想通過社會人心的淨化，通過道德倫理的認知，去影響甚至改變社會的狀況。東林學說繼承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價值，同時學說中剛正不阿的民族節氣的體現，又是中華文化中值得學習的內容。但是往往事與願違，朝中的東林黨派系和諸多黨派競爭，為此相互攻擊和汙衊都時有發生。

張居正死後，東林黨極力反對收取工商業稅收，明朝末年需要大量軍費來維持九邊戰事。東林黨卻只顧自己的階級利益而忽視此時面臨的後金威脅。之前的萬曆三大徵的錢就是收取工商業稅的內庫出的。明朝失去工商業稅收，農民稅收則勢必加重，一連串效應導致的農民起義反過來吞噬明朝。這個責任東林黨逃不掉。

崇禎三次想遷都南京繼續抗爭，卻被道德所要挾，一番”天子守國門“的言論和後續京城陷落不少明朝官員轉投清軍腳下的情況成為鮮明對比，所謂節氣只是一廂情願的言語。

遼東戰事緊急，但東林黨人對江南” 秦淮八豔“卻讚不絕口。前後方成為鮮明對比。

東林黨的人用各種道德標準來標榜所作所為，但並不看清局勢。純粹的站在道德制高點來說事，無法改變現狀，東林黨的人往往提出問題，卻沒有實際解決方法，面對現實於事無補。因此也落得空談誤國的評價。

但事情都有兩面性，客觀地說，東林黨人之中提倡的道德學說也是值得肯定的，可東林黨人的學說中那過於空虛理想的想法，又在明末殘酷的事實面前是非常無用的。明朝滅亡的事實，說明明末東林黨對明朝的影響和帶來的破壞是非常慘痛的教訓。

靜聽竹林風

老規矩，先說結論——明朝東林黨一般均出身於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幹分子大多為罷官廢吏，秀才處士。

明萬曆中葉開始，明朝開始走向衰落，內憂外患不斷，統治者日益昏庸腐敗。此時，一部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感到大廈將傾的末世危機感，他們懷抱憂國憂時之志，然個人之能力畢竟有限，因而他們自發聚集在一起，逐漸形成一個政治影響力巨大的團體——東林黨。

“東林”這個名字首次出現，是在萬曆三十二年(1604)。但事實上，東林核心人物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在此之前便已名聞遐邇。

萬曆二十二年，因爭國本觸犯神宗，及參與會推閣臣王家屏，顧憲成、高攀龍先後被貶斥回鄉。他們潛心學術，崇尚實學，並開始致力於講學。至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與其弟顧允成以及高攀龍、安希範等合力修復東林書院。此後，在聚眾講學中，他們大力倡導“經世致用”之學;反對“空言之弊”，提倡“講”“習”結合的新學風。他們把讀書、講學和關心國事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這種新學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及在朝廷任職的政治官員(趙南星、李三才、楊漣、左光斗等)。由此，東林名聲大振，而東林書院實際上又成了一個社會輿論中心。作為一個學術團體、學術派別的東林學派，又逐漸擴大而形成一個政治派別，被政敵斥之為“東林黨”。　東林黨成員，一般均出身於江南中小地主家庭，其骨幹分子大多為罷官廢吏，秀才處士。他們之中有的人後又再度為朝廷啟用，但大都宦途坎坷，任期短暫。

由於東林黨人多系江南地區的士大夫，他們必然要反映江南各階層的政治經濟利益。萬曆末年，江南商品經濟已較為發達，江南地區地主與商品經濟聯繫極為緊密。東林黨人多系中小地主，商人亦為數不少，顧憲成，高攀龍即為商人家庭出身。東林黨的政治主張——反對礦監稅使，提倡“官民兩利”等，一是因為他們“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極高的道德責任感，二來也是他們的階級屬性使然。

東林黨最基本的宗旨是道德濟世，主要是通過書院講學，培植儒士群體意識，以此諷議朝政，針貶時弊，參與國事，一方面企求重提學術思想上的道德傳統，重樹道德倫理上的嚴格標準和絕對權威，另一方面針對現實問題，試圖對社會作某些改造。

歷史課代表張大同

東林黨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無論對當時還是後世都曾產生過深遠影響。許多年來，學界一直把它視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而備加關注，有關撰述也絡繹不絕。而對於東林黨是黨非黨的問題一直存在頗多爭議，有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有論者認為是政黨，也有論者認為東林黨因為在民間，故不能算黨。對於東林黨是黨，這個“黨”是什麼“黨”，又存在很多不同的觀點。而東林黨非黨論的提出也引來了頗多爭議，以下我對各種觀點做一個簡要綜述。

東林黨是黨論的各類觀點

“東林黨”是黨非黨這個問題歷來有很大的爭議，而黨又有朋黨和政黨之分，“政黨”必須具備政綱章程、組織機構等一整套嚴密的構成要件，它是近代社會的產物。而“朋黨”只是因親誼、地緣關係或共同的利益、政見等結成的政治派別和集團。最先將“東林”與“黨”聯繫起來的是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御史徐兆魁參劾顧憲成的疏文。天啟五年十二月，魏忠賢矯旨頒示天下的《東林黨人榜》給“東林黨”這種提法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在清代所修的《明史》中直接稱用“東林黨”一名，則使這個出自一方當事人的羅織的名目變成了世之“公論”，270年來相沿成習。

多數論者的回答都是肯定東林黨是黨的。但肯定東林黨是黨中對於這個“黨”是個什麼性質又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有部分論者認為東林黨是“朋黨”。美國牟復禮等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2月版第575—578頁)一書說：“東林黨不是這個用語的現代意義的政治黨派。翻譯為‘黨派'的‘黨'字有貶義，在意義上更接近於諸如‘派系'、‘宗派'或‘幫夥'一類的詞。成員的身份沒有固定的標準，任何知名人物僅僅由於他們政治上的同感及他的社會聯繫，就能取得成員資格”。 “東林黨人保持一種組織相對鬆散的文職官僚等級制度的傾向。”張安奇《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好學集》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5月版第545頁)說：“本來，在封建社會時，所謂的‘黨'，就並非是近代和現代意義的黨。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鬆散地聚集在一起，所謂的同氣相求而已。其立場觀點和態度的不同乃至品行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派別。”

東林黨就是這種“派別”。顧蓉、葛金芳《霧橫帷牆：古代宦官群體的文化考察》(陝西人民教育1992年1月版第158頁)說：“所謂‘東林黨'原是明末宦官集團強加在反對宦官干政，希望澄清吏治的一批官僚、士人頭上的一項罪名。這些官僚、士人雖有濃厚的宗派習氣，卻既無組織，又無綱領，嚴格說來，最多隻是官僚同氣相求、同聲相應的鬆散聯盟而已。”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廣西師範大學2003年12月版第797頁)說：“晚明的黨爭，實際是不同的政治派別或政治利益集團之爭，其‘黨'只是派別或集團的稱謂，並非後世意義上的‘政黨'。這些所謂的黨，無論是東林黨、浙黨、閹黨等，都不具有組織意義。”

以上引文雖然竭力迴避“黨”字，而使用了諸如“群體”、“派系”、“宗派”、“幫夥”、“派別”、“聯盟”、“集團”、“團體”之類的詞語，但在此處它們的含義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認為東林黨是一個朋黨，而不是政黨，唯一的爭議點僅在於它是“結構鬆散”、“無組織意義”的朋黨，還是“有組織、有領導”的朋黨。

不過，確也有人認為東林黨不是“朋黨”而是“政黨”。

李書增、岑青、孫玉傑、任金鑑《中國明代哲學》(河南人民2002年1月版第1304—1305頁)寫道：東林學派中“大多數人在政治鬥爭中相互支持，學術上相互切磋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以反對權奸、實現符合理想道德規範的政治局面為共同目標，以講學清議為鬥爭手段，以書院為組織形式這樣一個政治學術團體。這種團體，可以說已經具備了近代政黨的雛形”。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人民文學2002年10月版第284頁)也寫道：“東林講學，以明道自任，士人聞風響應，似乎與結黨無關，但東林的存在不止於講學，還表現出積極干預政治的姿態，顧憲成等在政壇上和衷共濟，儘管不以結黨自居，可是在激烈的政治紛爭中，其一系列活動遠超出書院講學的範圍，構成一個實體的政黨。”

張憲博在《從依附到參與的政治文化嬗變》一文中說：“東林黨具有比較廣泛的社會基礎，是代表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的政治集團。它的政治參與活動及對國家和社會政治生活所產生的影響，表明它已越出傳統‘朋黨’的範疇，傳遞出向近代政黨轉化的信息”(《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38頁)。餘添在《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中說“明末以東林黨為典型代表的政黨雛形的出現預示著一種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反傳統思想的提出。”

如上所見，同意東林是黨的學者在總體上可分為“朋黨”說與“準政黨”說兩派。但無論哪一派，在東林黨具有政治性質這一點上認識則是比較一致的。分歧主要在於它有無“組織”；是地域性的，還是“全國性”的；其成員身份是“士大夫”,還是“官僚”；代表了“中等階級”、“中小地主工商者的利益”,還是“一定階層和一定數量民眾利益”等方面。

東林黨非黨論的各類觀點

“東林非黨”論幾乎是與“東林是黨”論同時出現的。當徐兆魁疏剛一上奏，光祿寺寺丞吳炯就有《據實辯誣》一揭為東林作無黨辯解。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洪文衡等繼之。東林後人黃宗羲也不承認東林是黨。稍後的毛奇齡更在信中直書“東林非黨也”，當時正值新朝的政治敏感期，應和者寥寥。所以多年之後，這個政治話題進入學術視野時，已經只剩下一種聲音，那就是東林是黨。在這樣的情況下，重新提出“東林非黨”論，所引起的反響是可以想見的。

最先重提舊話的是牛建強。其《明後期政界之紛爭——兼論東林學派政爭之非直接介入》說：“東林人士未必是黨，而是異己者強行給扣上的一項厭惡的帽子”。樊樹志在2001年連發兩文：《東林非黨論》(《復旦學報》社科版第1期)和《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論質疑》(《中國社會科學》第2期)，直接切入這個困擾著史學界的難題。他在該章中寫道：“晚明史上的所謂黨，無一例外多是朋黨的黨，而非政黨的黨。所謂朋黨，是指官僚結成的派系(或稱派閥)，因而所謂黨爭，自然是指官僚派系之間的鬥爭，它與民間人士無關。東林書院的創辦者顧憲成，高攀龍等人雖然以前曾是官僚，但早已被革職下野，此時在書院中以講學為己任，朝廷中的黨爭與他們有何干系，東林書院何黨之有，”作者是以東林書院為基準來辯稱東林非黨的。此論一出，又引起了學術界的頗多爭議。

有贊同的人，如金奮飛的《讀書·靜坐·會友——明末東林書院日常生活暨講學教育活動述略》一文根據“《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為樊樹志之言提供例證。該文說：“樊樹志《東林書院實態分析——“東林黨”質疑論》一文強調‘東林黨’這一稱謂有其不合理性。因為就《東林書院志》及諸多其他史料記載，東林書院是講學而非議政之地，書院中人也並不承認自己結黨”(《東林書院重修400週年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17頁)。

也有許多學者持不同看法。葛荃《立命與忠誠——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說：“東林諸子努力闡明學與政的關係，並不是要以學干政，或以政代學。在他們設計的講學規則中，並不主張與言政事，而是堅持以學為學的純學術性，或者說是‘此學’的純粹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5頁)。他雖然先於樊樹志提出了東林諸子講學“不與言政事”，但並沒有因此而得出“東林非黨”的結論。恰恰相反。他認為：“晚明東林人士有著明確的結黨意識”，“顧憲成從不諱言‘吾黨’”，顧憲成“十分看重領袖與其本黨的關係，以為事關政治上的進退升黜”。張秉國《“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說：“東林書院人士並沒有結黨的意識”。“筆者認為，顧憲成、高攀龍晚年以講學為主，但說他們罷官後不關心世事，恐怕也不合實情”。“無論是在朝議政還是在野講學，東林人士都以儒家的修身治國為己任，這種思想上的一貫性使他們不可能與現實政治絕緣”。因此，“‘東林黨’本質上並未擺脫歷代黨爭的性質”(《聊城大學學報》社科版，2006年第5期)。他也不認同“東林非黨”論。

也有學者提出質疑，李慶《“東林非黨論”質疑》說：“首先，筆者很難說‘綜觀’過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人所有文集，但是，卻發現有一些他們自稱‘黨’，自稱‘東林’的文字”。他提出質疑“從政治的角度看，東林書院的人士，他們不僅有相當的聯繫，而且非常深地介入到當時的政治糾葛之中”。“他們自身不僅有自覺的團體意識，而且實際上有相對共同的政治理念，還有密切的共同政治活動”。似此，“怎麼能簡單地說‘東林非黨’呢，”張憲博則重點針對東林書院是否“議論政治”一條加以辯駁。可以說，對於東林黨非黨的說法有很多人提出質疑和不同看法。

結語

東林黨是黨，抑或非黨，這是一個涉及面廣而又錯綜複雜的論題。到目前為止，對這一論題的探討爭論很多。當然，如果僅僅埋頭於史料的發掘與梳理，是遠遠不夠的。它最缺乏的無疑是理論的支撐。這種理論，除史學外還需吸納政治學、社會學等一些相關學科的概念、方法和原理。有了這種理論，不僅史料本身所蘊含的信息易於被正確解讀，而且也能為論題的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據。

1、《明末封建專制體制下以東林黨為典型的“黨” 質探究》 作者：餘添

《哲學史學研究》2010年9月號中旬刊

2、《東林書院與東林黨淺析》 作者：劉舒曼 《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7年1月第1期

3、《“‘東林非黨論’質疑”的質疑》作者:張秉國 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5期

大黃扯點歷史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政治集團。“東林黨”之“黨”，是朋黨而不是近代政黨。

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等人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東林講學之際，正值明末社會矛盾日趨激化之時。東林人士借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爭利之實。他們雖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進步口號，然而實質上卻淪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對明末饑荒災民的悲慘現實視而不見，對徵款賑災行為極力阻撓。東林人士在當時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持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微鑑歷史

東林黨是明朝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一個政治集團，到明朝滅亡，一共存在了40年左右，對當時還有後世都產生了比較深遠的影響，但是對於東林黨究竟是不是個黨，也有很多人提出異議，姑且先不談東林黨是不是個黨，但認為他是黨的，也有朋黨和政黨之分；

朋黨顧名思義就是一幫認識的人，或是因為親戚關係，又或者因為利益等而勾結在一起的集團，政黨則有政綱章程，等一套嚴密的組織機構，是近代社會才產生的東西，而“東林”之所以和“黨”掛在一起，則是因為魏忠賢的一紙《東林黨人榜》，之後明史中也直接用東林黨稱呼他們；

東林黨的興起，還得從萬曆年間說起，公元1604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因為得罪皇帝被革職，後來開始在家鄉的東林學院教學，在講課之餘，經常談諷議朝政而形成的一個野集團，東林黨的主張就是，反對礦監稅使，提倡“官民兩利，同時他們認為明朝腐敗的最大問題，就是道德倫理的問題，所以他們主要通過講學的方式，來培養儒士群體意識；

雖然得到了民間的支持，但卻被朝廷以及閹黨強烈反對；據明史記載，東林黨人的活動分為三個階段：

其一就是顧憲成等人教書，取得大量社會人士的支持，其二就是東林黨人復職，主持朝廷重要職位，推行了一些改革政策，其三就是東林黨的覆滅；

天啟初年，東林黨奉行二元對立的道德標準，讓很多以前中立，或者是正直的官員，都被逼到了反東林黨陣營，同時因為魏忠賢深得皇帝信任，曇花一現的東林黨被開始大批屠殺，一直到魏忠賢被流放，崇禎皇帝菜恢復這些書生秀才的名譽，但閹黨與東林黨的爭鬥，則一直持續到了明朝的滅亡；

而總的來說，東林黨人的初心或許是好的，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他們還是變成了那個當初最討厭的樣子，跟其他眾多黨派一樣，陷入到了權利的爭奪，對他們而言，似乎也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尋閱史

從狹義上來講，東林黨本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直到明朝滅亡，共經歷近40年時間。

從廣義上來講，東林黨代表著一群人，

他們有著明確的道德準則，關心國事，改革弊政，

他們結黨成群，黨同伐異，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不能單純的用好或與壞來看待東林黨人，因為好得如聖人般崇高，壞得比大奸大惡之人還要可惡，

他們做過所謂的好事，也做過不少所謂的壞事。

他們可以是好人，他們標榜氣節，崇尚實學，對於扭轉士風起了積極的作用，

他們關心社會現實問題，力求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

他們提倡反對空幻虛無、談空說玄，提倡求真務實、實學實用的政治思想，主張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礦稅，

他們自始至終都在和宦官集團作鬥爭，即便被魏忠賢殘害也沒用放棄。

他們也可以是壞人，他們結黨成群，殘害同僚，

對與他們有相反政治主張的官僚大加迫害，

特們既以極高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也用自己盲目認同的道德準則來要求他人，

他們扭曲了道德，將道德變成了實現政治目的的工具，

為了實現政治理想，他們不斷地發動政治鬥爭，

他們以狹隘的道德教條來要求君王，要求宦官，卻也為了一己私利不擇手段。

東林黨人既是一群心懷天下力求造福蒼生的人，也是一群心中狹隘為了權力不擇手段的人，

他們有著實現國泰民安和政治清明的理想，他們也為了傳統和道德要求與皇帝作鬥爭，

他們是一群堅守傳統和所謂虛偽的道德的人，

他們並沒有那麼與時俱進，總是用自以為是的道德準則來要求他人，容不得與其相左的政治主張，

對於權力他們展現了嗜血的一面，從與其他政治群體的黨爭體現了政治鬥爭的殘酷，也體現了他們虛偽的一面，

由於東林黨權力慾望的加劇，鬥爭由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演變為黨派鬥爭，規模升級，性質更加嚴重，影響也更加惡劣，

明朝政治不僅沒有變得清明，還因為不斷的權力和政治鬥爭變得汙濁腐敗

東林黨人作為一群擁有政治抱負的人雖然在不斷的為了實現政治理想而奮鬥，卻並沒有改變日漸惡化的政治環境，也沒讓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轉危為安。

吳偉逸的文章認為：“東林黨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說他們的悲劇命運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實情。

《晚明激烈“黨爭”中的“東林黨”》一文認為：“從表面看來，似是由於正直一派官員操之過急，以及除惡務盡的策略錯誤導致失敗，故後人有批評指責東林官員”對於明王朝的滅亡，“似乎他們與閹黨負有同樣的責任。

《明代政治史》認為：“從主觀上說，東林一方投入到黨爭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機”，“如果說黨爭無補於時政，那麼東林黨只是無心之失，不應受到過多的責備。相反，諸邪黨以及閹黨他們處處與東林為敵，加重了朝政的紊亂，破壞了正常的統治秩序，使國政在非良好的狀態下運行，因此他們應負最主要的責任”。

後世對東林黨的評價兩極分化，但總體評價並不高，可以說東林黨人既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人，也是一群無知和虛偽的政治和權力慾望下的囚徒，

這也說明了道德倘若不與時俱進就會害人害己，無論哪個時代，搞政治鬥爭都不利於民生髮展，

唯有以人民為中心，可惜君主專制的時代家天下條件下，人民的權益是無法得到保障的，所以專制集權要經歷革命的摧枯拉朽，從底層將一切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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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匹夫是什麼？也就是普通百姓，既然天下興亡連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都有責任，那讀書人更應該關心國家大事。

在明朝中後期，國家吏治腐敗、國庫空虛，在張居正的主持下，明朝進行了改革，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張居正新政”。在張居正的努力下，明朝的財政稅收、吏治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明神宗親政後，推翻了張居正的改制，使得社會矛盾重重，再加上明朝上層圍繞著皇帝，在一群宦官、權臣、王公貴族之間進行了一場你爭我奪的權利的遊戲，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顯著，而這時候東林黨便應運而生！

01 什麼是東林黨？

無錫人顧憲成本來官做得好好的，可給朝廷上書的時候一不小心把朝廷得罪了，然後被罷官。沒官做的顧憲成回到了老家，整天閒著沒事幹，就拉著弟弟一起把當地的書院維修了一下，維修的書院就是東林書院，然後他就和幾位好友在東林書院開始了講學，也就是搞學術研究。

可畢竟這顧憲成是當過官的，講課的時候可能會給別人炫耀一下自己朝廷裡的所見所聞，然後再把自己曾經的輝煌講給別人聽一下，這一來二去的就會講到自己的治國理念等，然後肯定會抨擊一下當時的社會政治，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在東林書院講學的有很多類似他的這種人，也有一些純粹的讀書人，這些人和顧憲成一樣，一邊搞學術研究，一邊發表自己的政治看法與主張。

由於這些人是都會在東林書院聚集，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張，更有不少人數的成員，還都是些文化人，再加上東林書院原本是這些人搞學術研究的，後來逐漸成為有共同政治主張的人的聚居地，因此，這些人便被稱為“東林黨”。乍一看是有點政治派別和政黨的意思了。

所謂的東林黨。其實就是一群讀書人和一幫官僚，他們一邊搞學術研究，一邊討論一些時政，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呼籲朝廷應該怎麼去治國理政，從而影響時局！說白了就是一些只動嘴而拿不出切合實際的治國之策，和紙上談兵如出一轍。

02 東林黨都有哪些人？

東林黨的領袖人物自然是修東林書院的顧憲成，他原來在明朝的戶部當過官，對國家大事還是很瞭解，由於他淨推薦皇帝不喜歡的人作為內閣人選，因此被罷官；1608年，朝廷封顧憲成為光祿寺少卿，但是顧憲成很有骨氣，沒有接受任命，繼續留在家搞學術研究。1612年，顧憲成於家中去世。他留下了《小心齋札記》、《顧端文遺書》等著作。

高攀龍，他是“東林八君”之一，也是東林黨領袖之一。他在仕途上並不順利，先是彈劾首輔失敗，被貶廣東揭陽，後來乾脆就不幹了，和顧憲成一起講學搞起來學術研究，自然也就是東林黨的成員了。在家講學講了二十幾年，忽然重新被啟用，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一個二品大員，不小的官了。人生的最後，他被魏忠賢誣告貪汙，自己不堪侮辱竟然自殺了！

東林黨主要成員除了以上兩位外，還有安希範、顧允成、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等人，這裡不一一概述！

03 東林黨是幹什的？

作為一個政治派別，東林黨自然有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們在講學當中自然會涉及到一些社會現實問題，作為讀書人，這是繞不開的話題。他們時常議論如何改變吏治、整治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如何治國等。

他們當中好多人是六部官員出身，因此提出了"政事歸於六部，公論付之言官"的主張，也有一些人是被宦官搞下臺的，因此提出整治宦官的主張；這些人也十分的重視國家的農業發展，提出國家要興修水利，開荒屯田，多為百姓考慮減輕稅收，最為可貴的是他們主張要加強在遼東的用兵部署，對滿清應當採取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比一些將軍還有要眼光。

這些失意之人身處鄉野之間也憂慮國家大事，但是他們的主張在怎麼好，可他們也只一介平民，如此高調必然會引起朝中當權者的攻擊！

04 東林黨都幹了那些事？

東林黨雖然能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但是他們並沒有給出切實可行的治國方案，這一點不如人家張居正。怎麼了

東林黨最為著名的莫過於與宦官集團之間的“黨爭”，他們和其他的政治團體圍繞者朱常洛為皇太子這件事進行了好幾場爭論，當然，由於他們的活躍，也促進了明朝政治多元的發展，再怎麼不行，也算是一種社會監督力量。

這裡我說說黨爭，黨爭歷來都會給國家造成嚴重的內耗，浪費國家的政治資源，影響社會發展，搞不好還會出人命，因此歷朝歷代都不會支持黨爭，甚至會加大限制，明朝末期的黨爭自然也是逃不過這種歷史規律。

南山居史

明朝東林黨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我認為可以用兩個字形容，“憤老”—憤青長大後的一群人。

萬曆中後期，萬曆皇帝開始了長達20年的怠政行為，開始以各種理由不上朝，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導致以宦官、王公、勳戚、權臣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勢力，操縱朝政，政治黑暗，軍事衰敗，財政拮据，而苛徵暴斂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層出不窮。

這些人根據不同的籍貫，特性自然的組成了一個個的黨派，各個黨派之間為了利益明爭暗鬥。像閹黨，東林黨，和根據籍貫劃分的：山東人的齊黨，湖北人的楚黨，安徽宣城人的宣黨，江蘇崑山人的昆黨，而以浙江人的浙黨聲勢較大。

東林黨源於顧憲成組辦的東林書院，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因為得罪皇帝被革職了，他就和高攀龍，錢一本等人在老家無錫東林書院，開始到老師講學。講學的時候經常講對朝政的得失，明朝對於這點是比較開放的，不禁止百姓議論朝事，他們也就慢慢形成了一個在野的黨派，被稱東林黨。顧憲成的“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使得當時各方勢力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

《明史·孫丕揚傳》說：“南北言官群擊李三才、王元翰，連及里居顧憲成，謂之‘東林黨’。”

東林黨充滿憤世，不滿之人，空談誤國

東林黨誕生之初還是很有正面意義的，大家聚在一起針砭時弊，倡導廉政清明。當時參與進東林黨講學活動的，大多數都是那些飽讀詩書的文人雅士。

但是，這些人都有個共性，那就是都是仕途不順的人，大多數都是沒當上官的，在那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時代，這些讀書人都是以當官為榮譽。他們考不上科舉，當不了官，心中自然聚集了大量的不滿和怨恨，這種情緒彙集，矛頭對準的必然是當權者，朝廷。

於是他們的對抗皇權，針對朝政，因此遭到朝臣、宦官的激烈反對。由此拉開了東林黨和閹黨，東林黨和與全國朋黨集團之爭，“東林黨爭”綿延數十年，幾無寧日。

東林黨的空談誤國，和各黨的爭鬥造成的內耗也是明朝的滅亡的重要因素。

《王學質疑》提要說：“夫明之亡，亡於門戶;門戶始於朋黨;朋黨始於講學。

扭曲的價值觀

東林黨起源於江南，那裡自古以來便是商賈富庶集聚之地，而一個黨派的發展，必然缺不了財力的支撐。東林黨的後臺也正是這些商人，這些商人付出了自然要求回報，東林黨也就成為了這些人的利益捍衛者，這也為東林黨內部埋下了不良的種子。

隨著東林黨不斷地發展強大，這個種子也在其內部逐漸生根發芽，開始扭曲了這個團隊的核心價值觀。

開始的引導社會風尚的理念逐漸被為了商人的利益而造成的政治鬥爭所取代。

東林黨背後的迂腐和黑暗

東林黨在和各方勢力鬥爭中嚐到了政治鬥爭的甜頭後，價值觀已經扭曲了。再加上和閹黨之爭，以崇禎拿下閹黨，拱手將朝政大權相讓於東林黨為結局。至此，東林黨可以說是一家獨大，朝廷再也沒有可以和他抗衡的勢力。

東林黨當政那些年，明朝沒有出現能救國救民的名臣，反而都是一批政治白痴。他們只懂得瘋狂的用手裡的權利侵佔國家的利益，只要是對自己不利的政策，東林黨人都會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找出各種理由來抗旨。

面對這一群靠不住的人，即使是一心想當好皇帝的崇禎也無能為力。

後續

明朝末年，闖王李自成起兵，東林黨人並沒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手段反擊。李自成進京的那天，朝中大臣第一時間去李自成那裡獻忠誠，保平安，誰也沒理崇禎皇帝的苦悲。

南京城破後，帶頭跪迎清軍的正是當時的東林黨領袖錢謙益。這不得不說是明朝的悲哀，文人的骨氣也蕩然無存。

歷史雜譚

按照一般的說法，東林黨是明末以江南士大夫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平時喜歡評論國事，以清流自居。在儒家話語下，東林黨是正人君子，而且因為與閹黨作鬥爭，在文人之間深孚眾望。雖然東林黨崇尚實學，評議政治，但仍舊陷入明末黨爭之中，乃至與當權派衝突不斷，雖然引起轟動，但也沒有拿得出手的改革方案，不過徒具虛名，對政治沒有產生太大影響。

關鍵字: 歷史 明朝 中國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