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樣年華》是王家衛導演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同時也是廣受中外影評界讚譽的一部電影。本文試圖從這部電影氛圍的營造、情節的設計、剪輯的特色，以及音樂、服化道細節等幾個方面，探討一下這部電影獨特的風格。
《花樣年華》電影海報
氛圍：營造感情的“孤島”
影片《花樣年華》的名字取自電影中的一段插曲，這段插曲是由四十年代的中國歌星周旋所演唱的《花樣的年華》，這首歌首次問世是在1947年的一部香港電影《長相思》中。
電影中出現的這段歌詞是這樣的：
花樣的年華
月樣的精神
冰雪樣的聰明
美麗的生活，多情的眷屬
圓滿的家庭
驀地裡這孤島，籠罩著慘霧愁雲
這首歌所寫的，其實是抗戰中“孤島”時期的上海——淞滬會戰後，日軍佔領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其他地區，直到珍珠港事件爆發。期間的“孤島”雖表面和平，而孤島中的風華正茂的青年男女們，卻生活在這樣的四面楚歌中，怎能不生出悲愁的情緒呢？
而《花樣年華》之所以在臨近高潮處使用了這段插曲，正是因為它的切題——電影所表現的，正是兩個人感情的孤島 。
電影中的周慕雲和蘇麗珍，都是年輕的上班族，他們攜各自的家庭，租住在同一棟小樓中。在這裡，他們獨立的私密空間只有臥室，而廚房、客廳、衛生都是公用的——這是非常具有老上海特色的生活方式，而他們的早出晚歸，自然也都在房東們的眼皮底下。
電影中巧妙地運用構圖來表現老房子的擁擠和逼仄
而且，這棟樓裡住的都是上海人。電影雖然沒有點明這棟樓的具體所在，但筆者推測應該是在香港北角，因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有許多來自上海的移民搬來這裡，其人數眾多，以至於在北角形成了有“小上海”之稱的社區。這些移民原本多半是上海的名流，來到香港以後，驕傲地維持著原有的生活習慣。據在電影中飾演房東孫太的演員潘迪華所說，當時在香港的上海人普遍都認為，自己只是來這裡暫住，以後終究要回上海，抱著“我們是大上海，你們是小香港”[1]這樣的優越心態，他們不學粵語，始終以上海話交流。
電影如實呈現了這樣的時代背景，周慕雲和蘇麗珍所入住的正是這樣一棟“上海樓”。電影中通過很多細節來表現他們的格格不入：房東們說上海話，喜歡吃海派點心，喜歡聽越劇和國語老歌，喜歡通宵打麻將……不僅生活習慣十分不同，而且雙方在年紀上又有代差，有一場戲孫太“開導”蘇麗珍：“年輕人出去散散心是應該的，不過要有分寸。”言談舉止間流露出長輩的“派頭”，儼然是一位母親在教導自己的女兒。
在這場對話中，導演別出心裁地沒有用到“正反打”，而是給了張曼玉的背影，以及手指的小動作
處於這樣的“孤島”中，男女主人公自然是如履薄冰，再加上他們各自的配偶總是在外面雙宿雙飛，他們困居斗室，空間是如此狹小、侷促，還要處處注意避嫌。電影中很多鏡頭故意使用了刁鑽的角度，再加上各種刻意的遮擋，彷彿暗示著有人時刻窺探著他們的生活，這種手法在蘇麗珍去周家“借宿”這一場戲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如“偷窺”般被刻意遮擋的鏡頭
電影對這種“孤島”氛圍的營造，對主人公的情感發展有著至為重要的作用。他們最後在酒店開房寫作，除了情到濃時的衝動，又何嘗不是對這種長期以來壓抑的生活環境的叛逆呢？所以，在《花樣年華》一段被剪去的情節中，我們可以看到周和蘇在酒店房間裡自己開伙做飯，看來他們與其說是追求刺激，不如說是想駛出“孤島”，過上已婚男女理應過上的柴米油鹽的平凡生活。
情節：製造身份的“對倒”
《花樣年華》的氛圍主要是通過“孤島”般的空間來營造的，而電影的戲劇性則是周慕雲和蘇麗珍兩人身份的“對倒”來實現的。
《花樣年華》的劇本是王家衛的原創，但他坦率地承認自己的創作靈感是來自於香港作家劉以鬯的小說《對倒》，他在電影的字幕中也援引了小說中的一些段落。在《對倒》這部小說裡，一箇中年男子和一個妙齡少女，面對同樣的景緻時卻展開了不同的聯想，一個追憶往昔，一個嚮往將來。同一幅畫面，由於註釋者視角“對倒”，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意義。
《花樣年華》固然在情節上與《對倒》完全無關，但是王家衛巧妙地化用了“對倒”這一立意。
《花樣年華》本質上是一個關於婚外情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四角關係，按理說應該表現這兩對夫妻、四個人物之間的愛恨糾葛，但是電影採用了一種非常大膽的嘗試 —— 蘇麗珍的丈夫和周慕雲的妻子在電影中從頭至尾都沒有正面出鏡，臺詞也僅有寥寥幾句。
四人唯一一次出現在同一場景中，卻沒有同框
電影就這樣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蘇麗珍和周慕雲兩個人身上，他們為了排解心中的困惑，共同演了一齣戲，互相飾演對方的配偶，想就此“推演”出那兩個人是如何出軌的，但在這過程中，他們又漸漸萌生出曖昧的情愫。究竟是他們入戲太深無法自拔，還是他們卸下偽裝動了真情？如果是後者，這一切又是從何時開始的？
一切都在如幻如真之間，而這正是身份的“對倒”所帶來的巧妙之處。張耀揚（飾蘇麗珍的丈夫）和孫佳君（飾周慕雲的妻子）確實不需要再去演繹什麼，因為所有的戲碼都讓梁朝偉和張曼玉演完了。
電影中周和蘇的“排練”，總共有四場戲，每一場都是兩人情感關係的重要遞進。而這四場戲如果單拿出來，剛好可以構成一個關於婚外情的完整的四幕劇：勾引-約會-攤牌-分手。
在“勾引”這一幕中，蘇麗珍挑逗的眼神
在“勾引”這一幕，蘇麗珍因為放不下矜持，又拒絕相信是自己的老公主動的，兩人不歡而散，而這催生出周慕雲的報復心，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在“約會”這一幕，兩人的關係突飛猛進，並且享受其中。在“攤牌”這一幕，蘇麗珍表露出對婚姻的不捨。而到分手這一幕，他們已經不再是演對方的配偶，而是自己，蘇麗珍最後哭得梨花帶雨，亦表示著假戲已經真做，一貫矜持的她最後說出“今晚我不想回家”，已是自然而然。
《花樣年華》就這樣用兩個角色演完了需要四個角色才能演繹的故事，在編劇技巧上已經到達爐火純青之境。
剪輯：流年暗中偷換
《花樣年華》通過字幕表達得很清楚，這個故事的時間跨度為1962年—1966年，長達四年的時間。然而電影卻表現得非常流暢，絲毫沒有任何拖沓之感，只不過幾次約會、幾番聚散，好像時間就從我們的眼皮底下偷偷溜走了一般 —— 而這就是電影剪輯的功力所在。
《花樣年華》的剪輯由王家衛的老搭檔張叔平完成，張叔平在這部電影上表現的手法可謂大膽，他認為必須要”留空“許多情節，因為“許多事不可明言”，據說王家衛覺得他的處理有點過度，唯恐觀眾看不明白，但最終還是採納了這個方案[2]。現在看來，正是這種剪輯完美地體現了電影的時間觀，如果導演當時採取更保守一些的立場，難保《花樣年華》還會有如此的成功。
比如在電影的開頭部分，依次是這樣三場戲：搬家、蘇麗珍去機場接機、眾人一起打麻將，其實從角色所穿的服裝中可以判斷出，這幾場戲發生在不同的時間，但是經過這樣的剪輯處理之後，這一切就好像是一天之內發生的事情。
最大膽的要數週慕雲和蘇麗珍的約會，同一個景，同樣的燈光，同樣的位子，甚至背景音樂也沒有斷過，鏡頭只是“溜出去”了一下，再回來的時候，蘇麗珍已經“換”了一身旗袍。再加接下來兩人同乘出租車回家，她又“換”了一身旗袍。
電影就這樣不著痕跡地把幾場戲剪接到了一起，在觀眾看來只是“一頓飯”的功夫，實際上時間已經過去了許多，這不是一次約會，而是經過了好幾次約會，所以兩人的感情也有了極大的進展：剛開始吃飯時，蘇還在小心翼翼地試探著問對周太太愛吃什麼，然而在出租車裡，她已經在埋怨周“為什麼不給我打電話”了。
電影的外景很少，內景也只是反反覆覆地呈現那幾個地方：同樣的樓梯，同樣的房間，同樣的走廊，任時間流逝，它們一成不變，唯一在悄悄發生變化的，是人，然而人又是一個很感性、很模糊的尺度。電影的剪接就這樣一次次地在觀眾的心理時間和物理時間之間悄悄“偷換”，不斷地營造著“一切才剛剛開始”的錯覺，驀然回首，才發現花樣年華已經已在不知不覺間涓滴流逝。所以，在觀看《花樣年華》的過程中，我一直會聯想到蘇軾的《洞仙歌》：
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音樂、服裝及其他
除了敘事之外，《花樣年華》更深入到每個細節，從方方面面來還原那個時代的“味道”。
《花樣年華》為了表現60年代香港五方雜處的特殊氛圍，所用的配樂類型繁多，除了一部分電影原創音樂，還採用了大提琴協奏曲、拉丁音樂、印尼民歌、四十年代的國語老歌、乃至越劇、京劇、粵劇等傳統戲曲曲目，可謂中西雜糅，古今貫通。
電影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配樂是那首大提琴協奏曲，這首曲子並非電影原創，而是日本導演鈴木清順的電影《夢二》中的主題曲，由作曲家梅林茂所作，據說王家衛聽過之後十分喜歡，將其作為《花樣年華》的最重要的主題音樂，還讓演員們反覆聽，以掌握其中的節奏。這首曲子在電影中總共出現了7次，貫穿了男女主角情感發展的整個過程，它以G小調為主曲調，大提琴的撥絃音強勁有力，彷彿兩個人緩慢地起舞，若即若離、忽遠忽近。雖然是“借用”，但不得不說王家衛對這支曲子的把握更準確，無論是用它來配蘇麗珍身著旗袍、拾級而上的慢鏡頭，還是配周慕雲寫作時的愁眉深鎖、煙霧繚繞，還是配兩個人的眉眼來往、錯肩而過，都是相得益彰，音畫融合得十分完美。
電影中還出現了多首由黑人歌手納京高（Nat King Cole）演唱的拉丁情歌，最著名的是那首《quizas quizas quizas》，歌詞系用西班牙語所寫，直譯過來就是《也許，也許，也許》。這首歌在電影中出現了5次，僅次於《夢二》，每一次，它都出現在主人公遇到困惑的時候，在長長的沉默後，這首歌總是適時響起，彷彿是一種無言的回應：也許是這樣吧，也許。
很多配樂在電影中只是匆匆帶過，卻也十分符合場景的意境。周旋的《花樣的年華》上文中已經提到，蘇麗珍去新加坡找周慕雲，電影只是給了一棵棕櫚樹的空鏡頭，配上的是《Bengawan Solo》，這首歌是印尼民歌《美麗的梭羅河》的英文版，唱盡了美麗的熱帶風情。而作為背景音的越劇《情探》選段，更像是對影片情節的一種反諷，因為這一段恰好是“負心郎”王魁沾沾自喜的獨白：
想我王魁，
自從入贅相府以來，蒙那小姐
待我十分恩愛，
真是豔福非淺。
說不盡，
水晶簾下，脂香粉媚。
常學那，
風流張敞，巧畫蛾眉。
除開音樂，電影的服裝和道具也極盡考究之能事。張曼玉在電影中總共穿出23套高領旗袍，製作旗袍的布料系美術指導張叔平的私人收藏，更由旗袍大師梁朗光親自制作，每一件都要試穿、修改5—6次，不厭其煩。而這些旗袍在電影中暗合著人物的情緒：譬如蘇麗珍想展現自己最美麗的一面時，總是喜歡穿那件藍底紅花的旗袍，心情最好時，則偏愛穿那件明綠底白格子的……服裝成了展現人物內心的一面鏡子。
同時，旗袍雖美，但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自由行動，穿著這樣的衣服，坐立姿勢，甚至說話的聲線都會有所不同。張曼玉曾坦言，穿著這些衣服做不到導演要求的一些動作，而導演也對此十分執著，寧可改動作，絕不改衣服[3]。由此看來，蘇麗珍穿著旗袍嫋嫋婷婷的優美身姿，和那種文化對她的桎梏，其實是一體兩面。
除了旗袍以外，電影中出現了大量擁有花朵標記的道具：窗簾、牆紙、燈罩、玻璃杯……為了起到誇張的效果，甚至刻意把花朵圖案放得更大[4]，這同樣是一種大膽的“美學實驗”，最後製造出來的畫面非常濃豔，卻又不豔俗，而是有一種意外的美 —— 即使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讓張曼玉穿著紅色風衣站在紅色窗簾前，竟也不顯得“違和”，這樣的美術設計可謂神乎其技。
結語
《花樣年華》是懷舊題材的電影，同時也是一部在技巧上非常具有創新精神的電影，它能通過種種手段，把婚外情這樣一個被無數人拍過無數次的題材拍出新意來。對氛圍的營造體現了王家衛導演的調度能力，人物“對倒”的設計體現了他作為編劇深不可測的功力，而大段留白的剪輯和濃烈的色彩運用體現了張叔平卓越的藝術品味。當然，兩位主演梁朝偉和張曼玉細緻入微的演技，以及他們為塑造角色所付出的耐心，更是這部電影的成功所不可或缺的一環。
2016年BBC曾評選出“21世紀最偉大的100部電影”，《花樣年華》位列第二，僅次於大衛·林奇的《穆赫蘭道》[5]，我想，這是對它恰如其分的肯定吧。
[1]《王家衛的映畫世界》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頁394
[2] 同上，頁355
[3][4] 同上，頁405
[5] The 21st Centurys 100 greatest films，BBC Culture，201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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