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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半個世紀以來是美國人文學術界“後學”（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理論興盛的時代。“後學”中的後殖民主義理論是美國的本土產物，跟英國的文化研究交相輝映，實現了英美人文領域的後學與文化研究的範式轉型，在社會科學領域也產生了影響。後殖民主義理論核心是 “認同（或身份）政治”，植根於美國這個種族、族裔、信仰、傳統極為多元的移民國家的經驗。近年來這種學院派話語逐漸向英美社會蔓延，形成政治正確話語，產生了極為廣泛深遠的社會影響。認同政治以文化多元論和相對主義的面貌出現，對在美國乃至全球興起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逆全球化潮流推波助瀾，與之相互呼應。反思美國認同政治，有助於中國人文學術尋找自己的理論與現實問題。
關鍵詞 後殖民主義理論；認同政治；政治正確；知識譜系學與考古學
作 者 劉康，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致遠講席教授（上海 200240）、美國杜克大學教授。
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20年第2期。
目 錄
一、美國人文研究的歷史回顧
二、美國後學的脈絡
三、從差異到他者：認同政治的問題構成
餘論：反思美國後學話語的影響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的八十餘年時間裡，美國逐漸成為西方思想、知識、學術的最大集散地，或最大的“思想集市”（marketplace of ideas）。思想集市的說法來自啟蒙運動的英國詩人彌爾頓和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穆勒，後來美國把英國的這一傳統發揚光大了。今天世界各國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各種理論、觀點和方法，基本上都來自美國。可以說，世界各國的學術研究無不從美國“進口”或“轉口” 大量的理論方法，在這點上中國並不例外。但美國並非思想與方法的主要原創地。啟蒙運動以降兩百多年來，歐洲的思想、理論和學術方法卻都遷移、拓展到美國，隨後在全球傳播。這個西方思想旅行至美國，繼而向全世界傳播的過程，在“二戰”之後更加強化。在1949−1978年的三十年時間裡，中國與美國、西方基本斷絕了文化與思想交流。直到改革開放，中國重新向世界打開大門，1979−2019年四十年來的人文社科發展軌跡，基本特徵就是“譯介開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話語，議中國之問題”。上世紀80年代的最大特徵，就是通過大量譯介西方學術思想和文化理論，把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幾乎所有問題都重新提出來爭論，通過西方的新理論、新觀點來重新認識中國，重構中國的人文社會研究的話語體系。
19世紀末與20世紀上半葉中國與西方思想的接觸，主要是通過日本。首先把日文翻譯的英、法、德、俄等西方思想與學術轉譯成中文，也有把英文翻譯的法德文論著轉譯過來，而法德文直接譯成中文的則相對較少。大量德文和俄文的翻譯，主要集中在馬列經典。這是1949−1978年之間大約二十年學術譯介的重點（其中有10年“文革”的空白）。而最近四十年來，譯介主要渠道卻是美國。這不僅僅指大量西方著作是通過美國的英文譯文轉譯而來，更值得重視的，是美國這個思想學術的集散地的中介作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譯介開路，泰半是經由美國的中介。本文撮要講述當代美國的人文研究，主要集中於我熟悉的文學與文化研究領域的動向。簡述這個當代學術史（或知識譜系學）的目的，是想通過對美國這個學術集散地的分析，來管窺美國作為思想中介（medium, mediation）所產生的影響。近兩年來我寫了“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命運” 系列中文文章，思考與回顧中國近四十年來的人文社科發展軌跡，尤其關注西方理論在中國的接受、變異、轉換的過程，與西方理論內部的多重錯位、矛盾和對立相互比照。我關注的這些問題, 都與“中介”有關。具體而言，西方思想與學術旅行到美國這個集散地，之後向全球旅行和傳播，都經過了美國的中介。其過程涉及種種篩選、譯介、接受、變異和轉換，經歷了種種錯位、矛盾與對立。觀察美國學術動向，瞭解其中介的複雜過程，庶幾可回顧反思中國思想與學術四十多年來的軌跡。如果要把握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就必須研究日本、俄國、德國以及英美思想的中介。而把握中國四十年來思想史的變化，更需要了解美國思想中介的作用與意義。
近四十年來，中國思想學術界經歷了類似當年五四思想啟蒙時代的風雲變幻。這也正是美國人文思想領域中“後學”興盛的時代。“後學”乃是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理論的中文簡稱。在中文語境中，不含貶義，但多多少少有那麼點譏諷或自嘲的意思。相對而言，英文大眾媒體裡的 “pomo”一詞，則完全是“後學”負面和挖苦的綽號了。後學前兩種基本是從歐洲（尤其是法國）躉到美國的舶來品，肇始於1960−70年代的激進主義“全球文化革命”。在美國學術界大力譯介鼓吹下，後學於1980−90年代聲名鵲起，全球傳播。一方面，法國後學理論在政治上繼承了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平等與民主主義激情；另一方面，在思想的邏輯與範式上，法國理論汲取現代語言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對理性主義的反思，與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相得益彰。阿爾都塞多元決定歷史觀、福柯知識譜系學與考古學、德里達解構主義等，都是方法論意義上革命性的理論。在1980年代的美國人文學術界，民主主義的激情與方法論革新推動了極具美國特色的後殖民主義批評。這一理論跟英國的文化研究交相輝映，實現了英美人文領域的後學與文化研究的範式轉型，在社會科學領域也產生了影響。
後殖民文化研究這個英美學術思潮的核心是所謂的“認同（或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理論來源是歐陸（法德）的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與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認同政治植根於美國這個種族、族裔、信仰、傳統極為多元的移民國家的經驗。在美國這個學術與思想的大市場裡，近三十年來逐漸流行的各種人文批評思潮，如女性主義、非裔−美國研究（Afro-American studies）、亞裔−美國研究（Asian-American studies）、LGBTQ（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酷兒身份）、環境生態主義、“後人類”、本土與少數族群文化、各種語言混搭交融的“英語風”（Anglophone）、“法語風”（Francophone）“拉丁風”（Latino studies）等等，都突出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衍生出的概念名詞，如邊緣性（marginality）、混搭性（hybridity）、大流散（Diaspora）等等，五花八門，熱鬧非凡，蔚為大觀。仔細觀察一下，便可以從各個門派主義中發現認同政治這個無處不在、揮之不去的理論“主旋律”。
更為重要的是，認同政治本來是所謂的文化政治，或校園內學術廟堂內的學術論辯。我姑且稱之為“話語政治”（politics of discourse，此概念有待英文論文闡發）。但最近三四十年來，文化政治或話語政治逐漸向英美社會蔓延。通過大學的人文學科和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的傳播，這種激進觀念形成了強有力的“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 或PC）的思想氛圍, 對美國政治與社會產生了越來越強大的衝擊。由於全球的移民潮以及愈演愈烈的區域性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和極端恐怖主義的衝突這個大歷史變遷，2016年以來，從英國脫歐到美國總統大選，今日世界正面對宗教、種族、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衝突加劇、兩極對立凸顯的重大轉折。在思想、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其周圍的極右翼勢力針對左翼認同政治或政治正確，強力反彈。這是當今大歷史轉折中的標誌性事件。本文扣住認同政治這個美國人文學術的主旋律，從政治社會大歷史、思想史、學術史的角度，就美國（也基本包括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四十多年來的以後學為主潮的人文學術動向，做一個粗略的觀察。
一、美國人文研究的歷史回顧
本文關注的主題是美國學術的認同政治，將其視為一個“話語構成”（discursive formation,臺灣譯為“論述形構”）。話語構成是福柯知識考古學和譜系學的關鍵概念之一。而知識考古學和譜系學在我看來是思想史、概念史研究的有效方法。福柯有時用statement（含“陳述”“聲明”“公告”之意）來指稱discursive formation, 其要義是作為社會行為的話語與話語間的關聯與不關聯、連續與斷裂，或人們通常所謂的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內在與外在意義的關係，以及構成這些關係的規則、習俗、約定俗成和反其道而行之等等。這也許是福柯方法與通常的思想史、學術史的區別。福柯探尋的，是思想觀念在形成話語，變為語言或影像的陳述、聲明、公告的時候，與其他權力結構與機制的複雜關聯，而不是傳統的思想史以經典及其權威詮釋為主線、清晰而連貫的歷史敘述。
福柯的知識考古和譜系學所關注的關聯，或許可以由右圖的大歷史、思想史、學術史的三圓圈來說明（圖1）。
大歷史是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綜合演變。思想史以及學術史處於大歷史語境或背景中，但並非跟大歷史構成同心圓。三者間具既有關聯、又有斷裂的多元多重關係，姑且稱為歷史敘述的多重摺疊。我們可以從這多重敘述中，找尋大歷史的關鍵時刻（conjuncture），從而把握思想史、學術史與之的相互關聯，以探究問題所在。“關鍵時刻”是深受福柯影響的英國文化研究理論家斯圖爾特·霍爾的核心概念。霍爾的美國學生與學術夥伴格羅斯伯格這樣解說：“所謂關鍵時刻是對社會構成的一種描述，是社會矛盾激化、集結、凝聚的時刻, 是社會各種力量通過不同的實踐（包括鬥爭和談判妥協）來謀求暫時的力量均衡的時刻。關鍵時刻是比語境更大的概念。它可能持續很長的一個時間段，也可能很短暫, 危機的規模或大或小。作為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 必須在我們的學術研究實踐中加以堅持。文化研究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從哪一個關鍵時刻轉向另一個關鍵時刻？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如何在我們的語境中，把握新與舊、相似和差異、有機和隨機元素間的平衡？”
大歷史、思想史、學術史各自的關鍵時刻，都具有矛盾激化、集結、凝聚的特徵，也即福柯關注的話語構成的斷裂、關聯的極為複雜、矛盾、多元和多重的關係。這其中蘊含的歷史多元決定論的思路，出自福柯在法國高等師範讀書時的老師阿爾都塞（阿氏的思路對福柯影響甚巨，雖然後者常常回避和否認師生的這段思想淵源）。阿爾都塞多元決定論蘊含了霍爾“關鍵時刻”概念的社會矛盾的又有集合又有斷裂的複雜關係，針鋒相對的是黑格爾主義的歷史決定論。而我們通常流行的歷史敘述方式，都深深地打上了黑格爾的二元對立、一元決定的歷史主義烙印，包括大歷史、思想史、學術史的敘述。在本文的歷史回顧（敘述）之前，先頗費唇舌地討論本文敘述的思路，是希望提醒讀者，本文所主張的敘述方法和思路，與流行的思想史敘述的思路不同。這也正是本文所要講述的學術動向的重要內容：我提到的從阿爾都塞、福柯、霍爾，到格羅斯伯格這一串名字，都是後學的核心人物。他們苦心孤詣要解構、顛覆黑格爾的歷史決定論，另闢歷史敘述的蹊徑。換言之，流行的思想史敘述是黑格爾歷史決定論的敘述。而“後學”的敘述，則是反黑格爾決定論的敘述，或知識考古學、譜系學的敘述。我們其實可以按照這種敘述方式，來對後學本身的歷史脈絡做一番症候式閱讀或敘述。由此，亦或可揭櫫後學思路所蘊含的盲點和誤區。
1. 20世紀上半葉
從大歷史A的角度來看，對美國而言20世紀上半葉的關鍵時刻就是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本土雖然沒有直接經歷大戰，但都深深捲入了戰火之中，並因此而走上世界舞臺的中心，成為制定戰後世界秩序的主導，取代英國成為最重要的超級大國。社會主義蘇聯的出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球擴展、席捲亞非拉美的反帝反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民族解放運動，以及中國的革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對於美國來說，都比不上兩次世界大戰的意義。這也是從思想史B和學術史C角度來看美國成為世界思想市場的關鍵時刻。在思想的光譜上，英國與歐洲大陸以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思潮為一端，在美國思想市場上得以蓬勃發展。而對20世紀的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在美國卻始終未能形成氣候。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潮跟兩次世界大戰中崛起的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被歸結到極權主義的另一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冷戰中，共產主義立即成為美國意識形態的敵人。三個歷史圓圈在美國有顯而易見的錯位和斷裂。大歷史的關鍵時刻，美國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心。思想史上，美國雖然成為世界思想的集結地，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思想的主流影響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邊緣化，完全無法對稱，這不能不說是美國在思想以及學術領域的重大偏差。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在政治上成為戰後世界新秩序的主導，並以“自由世界”盟主的身份，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兩軍對壘。但在思想與學術上，美國缺少對左翼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基本關注。這一大歷史與思想學術史的鴻溝，在20世紀上半葉尚未凸顯。但在戰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時期，在政治理論與社會思想方面的這一偏差，卻在大歷史的政治與軍事兩極對立局面中暴露其弊端。思想與學術未能起到應有的理性批判、中立與制衡的作用，反而隨波逐流，往往成為政治權力的應聲蟲。
羅斯福
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思想與學術，跟英國與歐洲大陸關係密切，尤其是一批從歐陸特別是德國流亡到美國的猶太裔思想家。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領域裡，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與極權主義形成兩軍對壘之勢。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羅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歷史，有凱恩斯自由主義與弗裡德曼保守主義經濟學的對壘與相互呼應。另一方面，黑奴制與種族主義這個具鮮明美國特色的議題，在20世紀美國大歷史和思想史領域也日益受到關注。總之，從猶太思想家哈耶克、阿倫特，到美國黑人思想家道格拉斯、杜波依斯，以及後來對後殖民理論有巨大影響的法國黑人思想家弗朗茨·法農，或名傳遐邇，或若隱若現。歸結起來，反極權主義、反種族主義乃是美國20世紀思想的兩大脈絡。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學界對美國思想與學術的關注，更多集中於歐陸與美國思想的關聯。托克維爾、韋伯、斯賓格勒、杜威，以及20世紀中後期的羅爾斯、哈貝馬斯、查爾斯·泰勒、列奧·施特勞斯、卡爾·施密特、克里福特·吉爾茲、理查德·羅蒂等等在美國與歐洲穿行頻繁的學人與學說，中文學界對他們往往如數家珍。但有關黑人奴隸制、種族主義、以及少數民族與族裔的社會平權、文化多元、多樣化在美國思想界的爭論與思考，在中國學界基本闕如。如此，對於美國認同政治的前世今生，難免一知半解。
在人文思想與學術C領域裡，則呈現了更為複雜的狀態。
人文領域的哲學、歷史、宗教和文學藝術，跟政治、經濟、軍事的大歷史關聯比不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關注的更多是哲學思辨、虛構與非虛構敘事、宗教信仰、個人情感、審美表述等，也即康德所劃分的純粹理性（求真）、實踐理性（求善）、判斷力（審美）的真善美三大領域。距今一百年之前，即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的美國，經濟騰飛，工業化高速發展，迅速成為世界最大單一國家經濟體（在一次大戰前，世界最大經濟體依然是包含許多殖民地的大英帝國）。與此同時，美國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腐敗、貧富差距極度擴大、拜金主義至上、社會倫理喪失的局面。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冠之以“鍍金年代”。小說家菲茨傑拉德則用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為這個暴發戶年代的盛世浮華與奢靡畫了一幅精準的肖像。抨擊批判社會亂象的不僅僅是文學家藝術家（雖然他們在情感上對社會不公和腐敗更為敏感），鍍金時代也是美國思想界文化界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出現的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進步主義是一場社會運動，影響波及政治、經濟各個領域，尤其是在政治改革、社會平等、勞工待遇等方面，取得很多成果，有效制衡了鍍金時代的弊端。進步主義也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杜威和詹姆斯倡導的美國獨特的實用主義哲學來自這一時代。大批的文學家如德萊塞、辛克萊·劉易斯、斯坦貝克等，用他們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討伐政客權貴，抨擊社會不公，為貧困弱勢階層鳴不平。
20世紀上半葉也是現代主義思潮興起盛行的時代。現代主義思潮泛指歐美思想文化界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兩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人類社會空前絕後的大屠殺，原子彈的蘑菇雲讓人深刻領悟到人類自我毀滅的恐怖前景。現代主義反省人性中理性與非理性的糾結，這種反省主要是在哲學思辨、情感審美、歷史追溯方面展開的。美國人文思想與學術界與歐洲大陸遙相呼應。尤其是1930年代後期，許多歐洲猶太裔思想家、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紛紛避難美國，讓這個曾經的新大陸變為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新家園。現代主義深刻反思批判以17−18世紀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為基礎的現代性思想原則，看到工具理性、科學理性不僅無法對抗納粹主義和種種極權專制主義、激進主義，而且往往成為作惡的附庸。無論是哈耶克、阿倫特還是阿多諾、本雅明，都以批判反思現代性的工具理性為己任。不過現代主義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立場十分複雜。尤其是在情感審美（文學藝術）領域裡，現代主義往往跟前現代封建貴族時代“遺老遺少”的情懷相得益彰。如許多歐美現代主義文藝及其英美批評實踐的“新批評”，政治意識形態的立場趨於保守。當然，持左翼和社會主義觀念的文藝人士和知識分子在美國也有一席之地。寫出正面評價俄國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美國左翼記者約翰·裡德，對社會主義思想與俄國革命有引人入勝描述的《到芬蘭車站》的作者、美國文化批評家愛德蒙·威爾遜，以及作家海明威、批評家肯尼思·伯克、蘇珊·桑塔格等，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左翼關懷。不過這些左翼知識分子作家並未成為美國人文學術界的主流。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倒是美國大學英文系和文學系逐步接受了新批評，其文本細讀的方式、對現代主義美學的偏愛，漸漸成為美國文學研究界的主導學術範式。
總之，美國20世紀上半葉思想史的主流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思想處於邊緣。反極權主義、反種族主義乃是體現美國20世紀思想特殊性的兩大脈絡。反極權主義在冷戰時期演變成反共產主義，在激烈批判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看來，反共成了美國的“國家宗教”。反種族主義則與60年代的民權運動密切結合，到了上世紀末，跟激進的認同政治融匯，成為今天美國“政治正確”話語體系的一個核心。人文領域裡，以批判現代性為己任的現代主義思想文化思潮盛行，其中的政治意識形態立場複雜。許多作家、批評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均具左翼和社會主義傾向。但在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學術界，特別是文學領域，持保守主義和右翼政治立場的新批評卻佔據著上風。20世紀下半葉到現在，美國人文領域的變化非常激烈，更加錯綜複雜。左翼文化理論的興盛、認同政治與政治正確話語的流行，逐漸成為美國人文領域的主潮。
喬姆斯基
2. 20世紀下半葉
從大歷史A的角度來看，對美國而言，20世紀下半葉有若干個關鍵時刻。首先是戰後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美蘇兩大陣營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其二是196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以跨國公司、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科技革命為標誌（亦有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說法）。其三，與全球化同時發生的，是震盪全球的激進主義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即1960−1970年代跨越十餘年的“全球文化革命”（跟中國1966−1976年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同步，且有密切關聯）。這個激進主義的全球運動對人類社會影響巨大，尤其是在思想和文化方面，毫不亞於全球化和信息高科技今天對我們的影響。當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將20世紀世界大歷史稱之為《極端的年代》和《斷裂的年代》，而把《革命的年代》的冠名獻給了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即雙重革命論）。如今看來，霍氏的歷史眼光深具遠見卓識。因為20世紀尤其是下半葉的世界，就是以極端主義和斷裂、矛盾激化、集結、凝聚為主要特徵。美國作為稱霸世界的首強超級大國，在戰後秩序重建−冷戰和全球化−激進主義這幾個關鍵時刻都走在最前列。
本文關注的思想史B和學術史C, 跟大歷史A的糾纏、對立、錯位、斷裂和連續，在這五十多年中更為突出。其中的一條主線，就是思想、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的作用。政治、經濟、軍事大歷史中的“自由世界秩序”，即自由市場經濟與代議制民主政治的普世性秩序，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立場鮮明。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爆發，主要是在意識形態與價值觀領域的爭鬥。而1960年代的激進主義全球動盪，在美國是因反越戰和黑人民權、反種族主義運動為導火索，但對於美國社會在思想、文化和價值觀方面的影響更為深遠。1960年代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主義運動，受到歐美“第一世界”知識界和大眾的空前關注。印度支那（越南戰爭）、中東地區（巴以戰爭）等地區的戰亂，直接牽動了歐美社會的神經。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早已完全分裂。中國的“文革”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在歐美社會都產生了深刻影響。而這種影響又無不帶上了歐美髮達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深刻烙印。歐美激進知識分子與社會大眾普遍的反戰情緒、對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不滿（美國反種族主義與婦女權利的民權運動）等，迅速整合，在文化領域的表現尤其突出：無論是美國反越戰、反文化、嬉皮士運動，還是以1968年的“巴黎風暴”為代表席捲西歐國家的文化激進運動，都打著反抗、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旗幟。其最終結果並非顛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與社會秩序，而是在文化與精神領域內開拓了富有反思意識、批判精神、多元與多樣化的新思潮。
大歷史A的經濟全球化−信息高科技革命與激進社會與文化運動雖然同時發生，但卻走了截然不同的兩條軌道。這兩個關鍵時刻的斷裂，遠遠超過了自由世界秩序重建與冷戰之間的矛盾與斷裂。一方面，自由秩序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顯然為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信息革命提供了孵化平臺，為戰勝蘇聯體系的冷戰目標服務，同時又強化了自由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力。但另一方面，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即前殖民地國家，在歐美國家內部的少數民族群體、女權運動群體、社會貧困下層階級、年輕學生群體等弱勢、邊緣群體這些廣袤的社群和地域中，不滿與反抗情緒正在醞釀並聚集力量。最後，邊緣的力量驟然舉義, 以碎片化、非中心、反中心、顛覆、反叛、解構的方式，席捲全球。但十分弔詭的是，就在這樣一個政治與社會劇烈動盪的時刻，歐美社會卻逐漸進入發達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以電腦和高科技產業為主導的後工業化、生產的全球分工、跨國資本引領的全球化時代正在開端。在社會科學尤其是經濟學領域，歐美主流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思想理論為全球化和高科技革命提供了許多合法性解釋。特別是在20世紀末，蘇聯東歐垮塌，美國自詡贏得了冷戰，一片歡呼，慶祝“歷史的終結”（日裔歷史學者福山之論）。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一體兩面的思想範式，以“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為認識論基礎，似乎為大歷史中美國的使命作出了完美的詮釋。宏觀經濟學和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主流，也沾沾自喜於自己的成就感，將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批判權勢的終極使命，皆棄之如敝屣，而沉湎於美式“學科建設”，熱衷於提升自己學派山頭利益的專業化、部落化的權力遊戲。這也為美國社會科學後來基本放棄關懷當下、干預社會、批判現實、預測未來的核心目標，埋下了伏筆。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紐約大學教授保羅·羅默在《宏觀經濟學的困境》一文中指出：“問題並不是宏觀經濟學所說的與事實不符。真正的問題是其他經濟學家並不在意宏觀經濟學家不關心事實本身。比起堅定地維護錯誤，冷漠地容忍一個明顯的錯誤對科學更具有腐蝕性。” 美國著名媒體評論家法裡德·扎卡里亞發文指責歐美學院派的《經濟學的終結》，忽視現實世界的經濟問題，熱衷學派山頭的自吹自擂。
但世界新秩序、冷戰、全球化等大歷史的宏大敘述或關鍵時刻所遮蔽、忽略、邊緣化的極端的時刻、斷裂的時刻，並未煙消雲散。激進、極端的思想在人文思想與學術圈裡，經過數十年的積澱、凝聚、播散，特別是在美國這個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思想堡壘的空隙、裂縫、犄角旮旯之中，成長壯大。
在20世紀最後的二十多年的美國人文思想與學術界，所謂後學，閃亮登場。
二、美國後學的脈絡
本文一開始就提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中國思想文化“新啟蒙”的時代，同時也是後學在美國興盛的時代。這個同時性（contemporaneity）和結構相似性（structural similarity）問題，值得認真思考。透過關鍵時刻的思考角度，或許有助於深入理解相應的大歷史、思想史、學術史的關聯與斷裂、矛盾的激化、集結與凝聚。首先，1960−70年代的“全球文化革命”激進主義思潮，是席捲和連接包括歐美、中國在內的全球性集結與凝聚。這一點是理解思想同時性、關聯性的歷史源頭。其二，在同一時段，歐美走進了全球化和發達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中國卻在經歷著一場空前的文革歷史浩劫，遭遇著重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的災難。這是歐美與中國各自所在關鍵時刻的根本性斷裂。激進思潮的同時性、關聯性背後，是截然相反的兩種歷史發展的軌跡。其三，在歐美，激進主義文化運動的推動者從1980年代開始，由街頭激烈的遊行集會、政治和社會反叛抗議活動，回返校園，轉入象牙塔的學術殿堂，開始新一波的思想文化反思與批判運動，即後學的發端。其反思批判的對象，也由現實政治（如法國戴高樂政府的政策、美國政府發動的越南戰爭等）轉向思想、文化的目標（啟蒙理性、現代性以及20世紀初期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反思等）。在中國，知識分子與“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政治精英結成同盟，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旗幟下，正開始對兩千年來的舊文化傳統和20世紀新文化傳統的批判與反思。其中的關聯性、結構相似性十分明顯。最後，在關聯與結構相似的背後，歐美與中國知識界各自反思、批判的目標卻是截然相反的。在歐美，是新左派、新馬克思主義主導的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在中國，則是人文知識分子對五四以來的激進傳統，尤其是“文革”的極左政治展開無情的批判。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基本軌跡是“譯介開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話語，議中國之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對美國的開放。由美國這個思想中介大量譯介到中國的，是西方啟蒙和現代性的思想，尤其是自由主義者如哈耶克、阿倫特等對極權主義的批判與反思。此時此刻，在歐美已經蔚然成風的後學思想，雖有部分被介紹到中國，但並未成為中國思想反思的主要武器。其中的斷裂與錯位，耐人尋味。
到了本世紀初，歐美后學理論才大量進入中國人文學界。在這個後學的中國譯介和引用過程中，美國的理論中介作用非常突出，尤其是美國原創的後殖民理論與美國半個原創的後現代理論，在中國受到熱捧。詹姆遜的後現代理論、“第三世界寓言”論、薩義德的東方主義，以及各種版本的後殖民主義都十分流行。對此，依然需要從知識考古學譜系學的大歷史、思想史、學術史三重關鍵時刻的角度進行分析。認同政治是美國後學理論的核心。這最具美國特色，跟美國近四十年來的關鍵時刻密切相關。由於美國後學理論近二十年來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我們有必要認真梳理、思考這個美國特色理論的來龍去脈，尤其是其核心概念。這個梳理和思考不是一篇論文能夠做到的，要有相當詳盡、全面的分析解讀。多年來，我就此話題寫過不少文章，但未能從思想史即知識考古學譜系學的角度做周密的思考。囿於篇幅，本文依然無法做到詳盡和周密。但希望就美國後學的脈絡、認同政治的核心概念、美國後學話語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的質疑。
本文第一部分就20世紀美國思想文化的主要線索作了粗疏的勾勒，強調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思想霸權、反種族主義的歷史淵源、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的缺失等幾大特徵。1960−70年代，在思想史上是一個重大轉折點和關鍵時刻，是後學醞釀形成的階段。到了1980−90年代，後學理論從歐洲大量旅行到美國，在美國的人文學科掀起了以左翼為標榜的激進思潮的熱浪。美國對來自法國的後現代主義做了大量修正、拓展、變異、轉換，建構了美國式的後現代理論（故我稱之為半個原創）。同時美國左翼人文知識界形成了認同政治的理念，並建構了美國特色的後學−後殖民主義批評理論。
我們可以從時間−空間的軸線和思想譜系的維度來勾勒後學的脈絡。
從時間−空間軸線來看：
（1）20世紀初期，法國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以索緒爾為標誌，包括捷克結構主義語言學派、俄國形式主義、維特根斯坦語言學、符號學等等）形成氣候，是為後學的濫觴；（2）1960−70年代，法國的阿爾都塞、福柯、德里達、拉康等，大大修正、轉換了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將之推衍、擴展到思維、文化、歷史等整個現代思想體系的反思和批判，是為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的形成階段；（3）1970−80年代法國、德國的左翼思潮（包括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開始大量進入美國人文思想界，歐美思想理論逐步合流，形成後現代主義理論，並由美國的思想市場與中介，傳播全球；（4）1980−90年代，美國形成了美國特色的後殖民主義理論，提煉出認同政治這個核心概念，並傳播全球；（5）21世紀初至今，認同政治轉化為政治正確話語，成為美國人文領域的主流，產生全球影響；（6）最近十多年來，認同政治從學術廟堂走進了全球的政治與社會江湖。話語或文化政治變成了不折不扣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在民粹−民族主義−反（逆）全球化的新的歷史關鍵時刻，激進左翼的認同政治、政治正確與極端右翼意識形態開始激烈衝突，撕裂美國社會，並捲入新一波席捲全球的激進思潮，引發全球震盪。這個時間−空間軸線的5−6兩個階段，也正是美國後學大舉進入中國的時段，這點尤其值得我們重視。
從思想譜系的維度來看：
借用福柯的概念“話語開創者”（founders of discursivity）， 在後學理論譜系中源頭和原初的話語開創者是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的思想在歐洲始終受到推崇，但在美國的主流社會卻一直不被認可。雖然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思想家阿多諾、馬爾庫塞等早在1940年代初移民美國，他們的思想在美國產生影響卻要到1960−70年代的激進時代，隨著歐洲的後結構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在美國流行才受到重視。當然，在文學領域，詹姆遜通過幾十年的努力，把西方馬克思主義變為美國學術界受尊重的理論。但詹姆遜創建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闡釋學，是極具美國特色的理論。詹姆遜的代表作《政治無意識》（1981 年）把後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符號學、解釋學和原型批評、敘事學等等五花八門的理論批評、學術派別、思想觀點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一個宏大的、後黑格爾主義的、解構的馬克思主義宏偉敘事。馬克思在後學理論中被視為從物質生產的層面反思批判現代性的思想家，他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被歸結為烏托邦理想傳統的一翼。馬克思對現代性的批判，為後學對現代性的反思批判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源。尼采被視為從精神層面反思批判現代性的思想家，他提出的後神學（上帝死亡之後）時代的理性（阿波羅日神精神）與非理性（狄奧尼索斯酒神精神）的糾纏打鬥，成為福柯和美國後學的重要理論支柱。弗洛伊德被視為從人的自身的延續生產（性本能、力比多潛意識）層面反思批判現代性的思想家。他的精神分析學成為後學另一個重要支柱。
弗洛伊德
詹姆遜的折中主義理論建構頗能說明後學的理論譜系。1960−70年代的法國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理論，跟詹姆遜的理論建構方式都很相似。在後學的主要話語開創者中，阿爾都塞融匯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與結構主義語言學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理論，形成了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之相近的是拉康，他把結構主義語言學嫁接到精神分析學上，成為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另一重要話語開創者。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從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基本邏輯出發，從康德、黑格爾、盧梭到20世紀哲學家胡塞爾、海德格爾、薩特的形而上學和反形而上學思想作為出發點，演繹出他的聚焦哲學、文學與語言學問題的解構主義理論。福柯早期受到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毛主義等激進思想的影響（他的老師阿爾都塞對其影響非常深刻）。但福柯在形成自己龐大蕪雜、充滿矛盾又極富洞見與預言性的思想體系時，越來越傾向於尼采的生命與死亡、理性與非理性、權力意志與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思路。德勒茲受到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啟發，與瓜塔利合著的《千座高原》闡述了“塊莖論”（rhizome），提供了一種認識論革命的新範式。“塊莖”是德勒茲發明的“思想的意象”。塊莖式思維呈現出開放性、非中心、無規則、多元化的形態，枝蔓叢生，縱橫交錯，導向一種無限開放的光滑空間。總之，無論是阿爾都塞還是德里達、福柯、德勒茲和拉康，這些法國的後學話語開創者都展現了兼容幷包、開放多元、矛盾混雜的折中主義特色。被後學重新發現的俄蘇思想家巴赫金，雖然在時間−空間軸線上早於法國理論家，其語言雜多（разноречие,heterogloassia）的對話理論，從語言、話語結構角度，反思思維與事物的多元、多樣性，批判形而上學的本質主義。這些多元多樣化的特色，在法國後現代理論家如波德里亞、布迪厄、利奧塔和美國後現代理論家詹姆遜、後殖民理論家薩義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的理論中，得以延續和發揚光大。
在美國，拉康的後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對女性主義、性別研究、LGBTQ理論研究影響至深。福柯對薩義德和後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更是無處不在。以“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為例，此概念本是德勒茲在精神分析學框架下對人類主體質的流動性所做的分析，後來被後學推衍拓展到全球化時代的本土、全球空間的疆域移動和拓寬。我們循後學的發散和開放多元的思維邏輯，亦可以理解當代歐美人文學科的去疆域化。從文學這個基礎學科開始，今天美國和其他英語國家的人文學科開闢出許許多多的學科分叉或德勒茲式的“塊莖”：文化研究−視覺研究−性別研究−女性研究−LGBTQ研究−非裔−美國研究−拉丁裔−美國研究−亞裔−美國研究−語系文學研究等等，不一而足。這些去疆域化的、塊莖式的跨學科、多學科領域，今天還在不斷出現，各種學術時髦，花樣翻新。如近年來美國流行的後人類批評、生態批評、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批評，“後理論”（Post-Theory）批評，等等，看起來五花八門，日新月異，時髦走俏。但萬變不離其宗。這些新理論、後理論、後新理論，仔細推敲一下，就可發現都不過是認同政治這個主旋律下的多重變奏。由於認同政治乃是後學的多元多樣化、非中心、無規則的思維邏輯的產物，在眼花繚亂的新學派、新理論的各色包裝與噱頭中，我們非得要好好下一點功夫，才能辨別出其背後的認同政治的理論預設。
那麼，認同政治究竟是什麼？
三、從差異到他者：
認同政治的問題構成
要回答這個問題，還是得回到後學的知識譜系學。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1916年出版，是後學的原始、基礎性經典。這部由索緒爾學生整理的語言學的筆記，包含了他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基本原理。其中成為後學基本理論預設的一項原理，是“語言系統是一系列聲音差別和一系列觀念差別的結合，……”（A linguistic system is a series of differences of sound combined with a series of differences of ideas, …）。語言所要表達的，不在於事物是什麼，而在於事物被說成什麼。根據結構主義語言差異的原則，而非“透過現象看本質”的黑格爾主義原則，所謂事物的意義、本質、真理，不過是被差異所建構出來的東西。因此後學家們從“差異”出發，質疑、顛覆、解構一切關於真理（邏各斯Logos）與語言、本質與表述（再現，representation）的先後等級順序。如果言語（parole）和語言（langue）、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關係，無非是符號差異的系列組合或差異的系統，那麼真理、本質、理性、精神……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支柱、啟蒙理性主義的基本邏輯、黑格爾主義的一元決定論、本質論等等，豈不都可以理解為符號差異話語建構和系列組合？在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上，我們不也可以加上更多更復雜的噪音和差異，來挑戰整個西方傳統？德里達玩弄法文書寫與發音差異，創造瞭解構主義的經典詞彙“延異”（differance）。他以一個字母a和e之差（與索緒爾的單詞“差異”difference，兩詞發音完全相同），不僅顛覆了形而上學傳統的等級系列，也為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和後來的認同政治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索緒爾
倘若德里達始終陶醉在其聰明機智的文字遊戲裡，未嘗不是歐洲1890−1910年代世紀末（fin de siècle）現代主義或先鋒藝術的餘音繞樑。但問題是，德里達的思想形成於1960−70激進年代的關鍵時刻。他的貌似荒誕搞怪的解構遊戲，不僅僅是效仿他前輩現代派藝術家的象牙塔裡的自娛自樂，而更多是鋒芒畢露的政治與社會干預行動。他和一大批法國激進學生（來自巴黎索邦大學、巴黎高師等等），受巴黎高師的老師阿爾都塞的影響，乃是60年代法國的“思想紅衛兵”（實際上，他們對遙遠中國的紅衛兵運動及其毛主義的旗幟，都心神嚮往）。阿爾都塞是法共的理論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毛主義的重要創建者。在激進運動高潮的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時期，阿爾都塞卻拒絕帶領學生上街遊行示威。他把自己關在書齋裡，苦思冥想、奮筆疾書。他倡導“理論的實踐”，認為書齋裡創建理論的實踐，比起街頭運動的實踐來，才是更重要的革命實踐。福柯在語言差異原則和意義建構原則中，發現了無所不在的權力的作用。對福柯而言，權力更多是以尼采式非理性的、酒神的“權力意志”呈現的。在福柯看來，理性行為（理性選擇？）往往是更深層的非理性權力意志的遮羞布。拉康關注更多的是鏡像裡的他者：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鏡像裡，嬰兒主體錯把想象中的他者與自我混為一體（所謂鏡像階段mirror stage）。而進入文明階段的成年主體，在父權社會等級差異排序的象徵即語言差異系統的調教下，才能完成自我與他者的區割。但這種區割並不能讓主體真正地接近和擁有真實。在拉康看來，人類主體永遠註定在想象界、象徵界、真實界三角中輾轉反側，永遠達不到真實的彼岸。拉康抽象的理論啟發後人無窮的想象。阿爾都塞把這個“拉康鐵三角”演繹成他著名的意識形態理論。1980年代迄今的學院派女性主義理論，把性別、女性的建構性提升到極為繁複、抽象、晦澀而迷宮式的拉康式“他者話語”：性別建構乃是想象、象徵、真實“拉康鐵三角”這個潛意識迷宮中永無止境的性別權力的糾纏打鬥。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著名學者薩義德1978 年出版了《東方主義》。這部著作把文學藝術等人文學術研究從高雅的象牙塔內拉進了現實生活，走進傳媒和大眾關注的焦點事件之中。薩義德以一個美國的巴勒斯坦人的身份，一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的身份，將福柯知識與權力的艱深的法國理論與阿拉伯和以色列衝突、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基督教衝突這個美國社會極受關注的焦點問題聯繫在一起。薩義德的學說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左翼激進思想，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應，震撼了美國的傳媒及公眾，更震撼了美國的學術界。福柯的話語權力理論，被《東方主義》用來鏈接了歐洲殖民主義歷史、當代中東政治衝突、美國少數民族族裔社會現況諸多焦點問題的巨大現實政治與歷史文化的角鬥場。而作為美國左翼文化理論及批評的另一主要代表人物，詹姆遜與薩義德不同，一直保持了一個學院派學者的姿態。如果說薩義德是推動人文學術干預社會現實的旗手，詹姆遜更多展現的是激進理論依然可以成為精緻的學術話語。然而他相對溫和並過於宏大的馬克思主義敘事，卻招惹了美國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們。美國後殖民主義家的組合五花八門，有印度裔、阿拉伯裔、非裔、拉丁裔、女性主義、LQBTQ派，等等等等。他們都高舉起福柯−拉康−薩義德的權力糾纏打鬥、他者話語建構的大旗，並時常以詹姆遜為靶子，拉開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距離。這是美國這個大政治氛圍的需要。美國的認同政治、政治正確，雖然與詹姆遜同屬激進左翼，但依然容不下馬克思主義堂皇進入社會主流。
此時此刻，認同政治浮上水面。
詹姆遜寫於1984年的思想筆記《斷代60年代》這樣描述“他者政治”（the politics of otherness）:
60年代初始，薩特的範式……被戲劇化地重組為非常不同的政治鬥爭模式。弗朗茨·法農的有極大影響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書（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書名的中文神翻譯，取自《國際歌》中譯−譯註），描述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鬥爭。法農把薩特式的對象化（或客體化）凝視逆轉（objectifying reversal of the Look）以末日預警的口吻，重新書寫為奴隸對奴隸主的暴力反抗行動。此時此刻，在恐懼和焦慮中的世界，自我與他者、中心與邊緣的等級排序被強力扭轉；被殖民者逆來順受的意識取得了集體的認同和自我確認（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elf-affirmation）；殖民者則倉皇逃竄。
福 柯
美國後殖民理論家如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的語言特點，是含糊模糊、故弄玄虛、晦澀高深，並擅長指鹿為馬。其他美國學派如性別研究、LGBTQ研究、各種語系文學研究、後人類批評、生態批評、世界主義批評等等，都有類似的故作艱深、玩弄術語的習慣。從他們自己的陳述中，較難把握作為其基本理論預設的認同政治的準確定義。相比而言，詹姆遜在這裡可謂一針見血、抓住要害。認同政治，即他者政治，不再是薩特式存在主義異化論中的客體化凝視（及其逆轉）。薩特的“逆轉”太溫和、太抽象和太學院派。認同政治就是被殖民者的集體認同。詹姆遜在上述文章的分析中，用了相當篇幅回顧從索緒爾到德里達、福柯、拉康的後結構主義的思想譜系，為的是對法農《全世界受苦的人》書中的振聾發聵的“集體認同”“奴隸對奴隸主的暴力反抗”的呼喚，做一個歷史鋪墊。之後，詹姆遜筆鋒一轉，從他者政治立即轉向“毛主義”的話題，把1960年代這個大歷史、思想史、學術史的各種錯綜複雜、犬牙交錯的關鍵時刻，用一根激進政治的紅線串聯起來。總之，按照詹姆遜的敘述，今天的認同政治就是1960年代激進政治的繼承與拓展。激進政治在法國精神分析醫生、同時也是革命實踐家法農那裡，是理論與實踐的無縫對接。不過反諷的是，在美國大學校園的人文系科裡，從哈佛、哥倫比亞到杜克等大學，後殖民理論家們把法農的顛覆性革命理論重又逆轉回精英、抽象、晦澀的學院派話語。
但這些學院派話語卻早已不再停留在象牙塔內。近二十年來，認同政治逐漸向英美社會蔓延，形成政治正確話語，產生了極為廣泛深遠的社會影響。因寫了《虎媽戰歌》而聲名大噪的耶魯大學法學院華裔教授蔡美兒，2018年2月出版了《政治部落：群體本能與國家命運》的新暢銷書。蔡美兒是美國著名的國際貿易、族裔衝突和全球化問題專家。這部書同時也是她的重磅學術專著。蔡美兒對認同政治和政治正確撕裂美國，並對全球安全、人類福祉造成的重大威脅，做了犀利的剖析：
華盛頓外交決策者們對美國之外的部落政治視而不見，而美國政治精英們對群體認同也同樣置若罔聞，這些群體認同與大部分美國百姓息息相關，而且正在撕裂美國。特朗普的震撼崛起充分揭櫫，認同政治已經以極為危險和充滿種族對立情緒的方式，攫取了美國的左右兩翼。在今天的美國，每個群體都在感受著威脅：白人黑人、拉丁裔和亞裔、男人和女人，自由派和保守派，等等等等。美國瀰漫著集體的受迫害感和被歧視感。
“問題構成”（problematique）是阿爾都塞理論的核心方法論概念，跟關鍵時刻、話語構成等概念相輔相成，指的是某個問題的關聯與斷裂、矛盾與凝聚等相關性問題。無論是詹姆遜還是蔡美兒，他們的觀察和分析都是認同政治這個問題構成的重要部分。我們如果僅僅拘泥於後殖民話語或各種認同政治旗幟下的理論自身的表述，則難以看清真相。在拉康式後殖民理論家或女性主義理論家看來，我們身陷想象、象徵、現實的認識論三角陷阱，永遠也無法瞭解真相。不能說這不是後學所蘊含的深刻的懷疑論和不可知論認識論的弊端。後學的差異論有將差異絕對化和本質化的傾向。從後結構主義的差異論到後殖民主義的認同政治，只是一步之遙。但後學的話語開創者們所開啟的植根於具體歷史經驗之上的反思與批判的道路，即知識考古學譜系學的道路，依然可以給我們提供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餘論：反思美國後學話語的影響
美國的認同政治與政治正確話語從學術象牙塔走進世俗世界，跟今天的全球大歷史趨勢相互推波助瀾，其影響遠遠超出了學術的範疇。就學術圈而論，一方面美國的人文學術的意識形態化愈演愈烈，社會科學卻越來越醉心於數學化、專業化，遠離社會職責。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之間錯位和對立在日益加劇。後學理論產生的1960−70年的激進主義思潮，跟全球化、信息革命的歷史軌跡背道而馳，也與當代西方社會的現實產生嚴重的錯位和對立。另一方面，美國學術界的文化理論與批評的學院制度化與精英化趨勢不斷加強。學術明星化、商品化與專業主義成為美國高等教育以及社會的一個基本狀況。在奧巴馬任總統的8年內，左翼人文學者在認同政治和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話語與學術精英化商業化的極端矛盾的兩者之間遊走。認同政治和政治正確似乎到達了頂端。2016年底特朗普當選總統後，美國的政治鐘擺開始劇烈向右傾斜。右翼理念主導的美國政治權力核心，猛烈攻擊左翼認同政治和政治正確，並推出其極右翼版本的政治正確。這種極度右翼化的潮流，對幾乎在全世界同時興起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反（逆）全球化運動、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國家管控的貿易壁壘與產業脫鉤）、各種威權主義政治推波助瀾，在全球引發了難以預測的震盪。
本文討論的重心是當代美國人文思想的動向，聚焦的問題是認同政治。囿於篇幅和話題的限制，不能深入展開對其廣泛而深遠的政治與社會影響的分析。當代美國的人文思想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有緊密關聯。近十幾年來，西方後學通過美國這個中介大舉進入中國。尤其是美國特色的後殖民理論與認同政治旗幟下的各種門派，在中國學術界形成了新的理論時髦與流行。後殖民理論漂亮花哨的多元、多樣化的辭藻，對各種文化特殊論、文明本質論的倡導等等，在中國學術界被碎片化切割、轉換和挪用。這種傾向，忽略了美國特色理論背後的大歷史、思想史、學術史背景，遮蔽了美國後學的認同政治、政治正確話題產生的種種問題。認同政治顯然是以文化多元論和相對主義的面貌出現的，跟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相互呼應。這類相對主義背後，蘊含著將種族、性別、文化等特殊性絕對化、本質化的傾向，與現代普遍論對立、對抗。因此，始終無法脫離後學所竭力解構的黑格爾主義形而上學、一元決定論。今天在美國乃至全球興起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潮流，無論是激進左翼還是極端右翼，都是二元對立、一元決定論的體現。左翼右翼，各有其認同政治和（反）政治正確，二元對立，你死我活。歸根結底，還是唯我獨尊、一元決定的思維。二元對立、一元決定論，原本就是一體兩面，乃是近兩三百年來現代性思維的支配性範式。在思考美國認同政治的種種症候時，我們尤其應該深思的是中國人文學術的探索，如何透過美國認同政治的雲山霧罩，關注中國、關注當下，找到自己亟需把握的理論與現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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