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總之請喜歡哲學的人記住一個事實，西方哲學是用心識邏輯解釋物質世界，同時又對心識和物質進行割裂，把心識和物質孤立起來，錯誤地將唯物唯心哲學化，企圖建立純物質利益的結構主義哲學體系。把筒單的生活問題複雜化，讓人的精神困在貪婪與快樂的亂泥中走不出來，又企圖建立以自我為中心的存在主義哲學，來彌補結構主義的哲學漏洞，讓人以自導自演的名利遊戲為支柱，生產出無數的無比刺激的精神產品，生產出無數精巧的機械的智能的產品，製造繁榮景象來麻醉人類對幸福的渴望，而精神則在渴望的折磨中日益瘋狂，這就是西方哲學家們企圖完成又完成不了的哲學作品。
而產生於古時黃帝炎帝蚩尤時代的中華文明，企圖將原始末期的那種安寧和諧生活公式化格式化，《周易》就是文化文明公式化格式化的產物。夏朝出現了家庭生活方式，古中國人企圖用家庭生活方式來承載那種安寧和諧生活，但400年的實踐證明純粹的血緣倫理社會生活方式是不可靠的。商朝在夏朝的血緣倫理基礎上，加強了官僚組織和軍隊權威，但又是500年的實踐證明血緣+權威的社會生活也是不可靠的。周朝在商朝的基礎上，發明了血緣+權威+禮教的社會生活方式，但又是800年的實踐證明，血緣+權威+禮教的社會生活方式同樣是不可靠的。經過春秋戰國的漫長曆史性思考和歷史性探索，終於產生秦朝的血緣+權威+禮教+制度的封建家天下的社會生活方式，但由於制度體制的不成熟，制度產生的環境不成熟，以及統治者粗暴地執行社會制度，導致秦朝15年統治而滅國。漢朝在秦朝的基礎上，發明了“血緣+權威+禮教+制度+宗教”的社會生活方式，一直到清朝，共2000多年的歷史，就是不斷補充和完善這種社會生活方式的歷史，佛教的傳入，使這種社會生活方式更加成熟。直到中英鴉片戰爭，西方現代文明將中華“血緣+權威+禮教+制度+宗教”的社會生活方式，徹底擊毀，中華民族在漫長災難中接受了西方的科學、民主、人權等思想。
1919年的“五四”開始，中華民族就“公有制” “私有制”的社會生活方式的選擇，進行了激烈的革命鬥爭，最後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改革開放，確立了成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即“法制+文明+科學+民主+市場+權威+思想+血緣”的社會生活方式。終於形成完整的東方理學構架。
一、西方哲學存在主義和結構主義本質及歷史正負作用
20世紀40、50年代的存在主義和20世紀60、70年代的結構主義同為西方現代哲學的支柱。特別是存在主義反對主客二分及本質主體思維模式，埋葬了西方哲學認識論模式。
結構主義緊接著存在主義之後崛起，反過來又埋葬了存在主義的哲學模式。結構主義哲學的意義在於，它利用語言學理論，顛覆了存在主義的“主體性”哲學，開啟了西方哲學轉向後現代科學市場主義的大門。20世紀60年代後，結構主義哲學影響到西方文化諸多領域，如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倫理學、教育學、美學、管理學、體育運動學等等。
本質上，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只是一種哲學理念和思維方式，而決非哲學本質。
存在主義強調人的主體地位——人是獨立存在的自由個體，是因為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集團正在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冷戰，需要一種“人權”哲學理論來摧毀“集體”哲學理論，事實上人的存在本質上是社會結構的存在，人的個體自由只能是社會結構中的自由，西方存在主義哲學模式從頭至尾是錯誤的，其後果雖然有效地埋葬了蘇聯，也毒害了西方自身的文明，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衰弱。
結構主義否定人的主體地位，認為“結構”是本體，“主體”是一種虛構。結構主義也是當時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在冷戰中佔據了主動，需要加強政府對社會的權威的需要，結構主義從存在主義右的極端走向左的極端，本質是否認“人權”和人的個體自由，而事實上世界不僅是個休的又是集體的，不僅是存在主義也是結構主義，因此結構主義哲學模式從頭至尾是錯誤的，其後果雖然有效地實現了資本主義七國集團的“同盟”帝國主義化，但強力壓制了廣大落後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阻礙了人類的整體發展。
二、西方哲學產生於市場的歷史淵源及其左右極端搖擺性
西方哲學史始於古希臘時代，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只有理性才能認識“理念”，感性僅僅侷限於現象界，此後西方所有學派都有意無意地繼承把理性視為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徑。到了近代，笛卡爾、康德、黑格爾、胡塞爾等思想家致力於探討人的認識問題，即現代哲學認識論，人作為認知主體始終佔據核心位置。
18世紀的康德綜合歐陸理性主義（笛卡爾、萊布尼茲）和英國經驗主義（休謨），創立了“主體性”哲學認識論。
康德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源自“時空直觀”和“知性範疇”的共同作用，不是世界產生了“人”，而是“人”產生了世界。康德所說的“人”是指人的先天知性範疇（因果、質、量），“世界”是指認識客體——由“知性”創造的經驗世界。康德同時強調，人的道德經驗同樣來自先驗範疇——普遍道德律令（人是目的）。康德把知識、道德、審美的來源全部歸結為人的理性創造，這即是康德“主體性”哲學的基本精神。
黑格爾將認識論和存在論統一起來，主張理性即存在，存在即思維，把人的理性認識視為絕對精神的顯現。這種看法同樣把人的理性能力視為認識主體。
胡塞爾把理性認識等同於笛卡爾的“純思”，將“純思”和觀念世界統一起來，創立了一個自主、獨立的認識世界。胡塞爾的現象學還原仍然迴歸人的認識主體性。
又到後來的存在主義和結構主義哲學模式，雖然企圖用主客體統一取代主客體分裂，從認識理性轉移到“人個體”理性，再轉移到“客觀世界”理性。
三、西方哲學“理性”與東方哲學“理性”的本質區別及其不同結果
西方哲學看似眼花繚亂雜亂無章，其實其核心始終是“理性”，因為西方哲學產生於市場，是為市場服務的，而感性是市場的大敵，因此西方哲學變來變去，都不可能是感性的。但西方的理性與東方的理性有本質區別的，西方的理性是“利益”的理性，而東方的理性是“生活意義”的理性。
西方的理性是“利益”的理性，有極其強烈的趨利性，因此哲學發展呈現跳躍狀態，根據歷史需要從一個極端跳躍到另一個極端，後果是促進了科學技術的興起和發展，同時也促進了人類競爭的極端化，促使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出現，如果不加以覺醒最終後果是自私自利變態心理，導致人類的相互毀滅。因此，西方哲學已經到頭，不能夠再有任何發展的空間。
東方的理性是“生活意義”的理性，最大的生活意義就是幸福快樂。因此中華東方理性文明產生於黃帝炎帝蚩尤時代，試圖將原始末期安寧和諧社會生活公式化格式化，中華5000年文明史就是不斷地完善這種安寧和諧社會生活公式格式。東方的理性是“生活意義”的理性，目標是“幸福快樂”，因此是綜合的理性，理性只是實現“幸福快樂”的工具，而非目標，因此感性常常超越理性，特別是佛教傳入中國後，與道教儒教一道，長期強力壓制“市場理性”，實際上壓制了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導致東方文明一度大敗於西方文明。
東方的理性是“生活意義”的理性最大的優點，就是有超強的覺醒能力和自我革新能力，很快接受了西方“科學、民主、人權、市場、法制”等西方文明精華，促成了東方文明再成長，產生了光輝燦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體系，特別是形成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理念，讓人類發展進步看到了光明前景。
四、中華民族崛起和中華文化自信，給了《周易》新生機會。
《周易》文化涵蓋了西方哲學中理性、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的所有元素，是標準的智能機械結構模式、同時也是“幸福快樂”社會生活方式公式格式。智能機械結構模式元素：結構配件、鏍絲、齒輪，《周易》的結構配件就是“爻”，鏍絲就是“卦”體的具體制度約束，齒輪就是“卦”體中各爻的利益紐帶。“幸福快樂”社會生活方式公式格式元素：象數理，天地人，精氣神，天地人就是“爻”，象數理就是卦體的生產關係，精氣神就是生產力。因此，為適應新時代需要，特提出《周易》的現代哲學模式：
�第一步確定“幸福”是世界存在並進化的“價值”“意義”“目的”，從而給世界存在並進化提供了“方向”和“動力”。
第二步確定世界本質是“物心一體，一體多元”的哲學觀點，從而給探研“物源”“物生”“物克”“物化”提供了可行的“道”“理”。
第三步準確完備地模擬出“物源”“物生”“物克”“物化”的各類圖景，使“源”“生”“克”“化”條理化形象化，使哲學自覺地向科學靠近。
第四步準確完整地描繪出具體圖景中的歷史淵源及生態結構，努力使哲學與科學完美結合。
第五步為優化具體圖景中的“生態結構”提出科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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