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之八】
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何则？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夫子贡占鼎折足以为凶，犹周之占卜者谓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犹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贡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诡论之材，故睹非常之兆，不能审也。世因武王卜无非而得凶，故谓卜筮不可纯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专。
著书记者，采掇行事，若韩非《饰邪》之篇，明己效之验，毁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误也。《洪范》稽疑，卜筮之变，必问天子卿士，或时审是。夫不能审占，兆数不验，则谓卜筮不可信用。晋文公与楚子战，梦与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盬其脑，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盬君之脑者，柔之也。”以战果胜，如咎犯占。夫占梦与占龟同。晋占梦者不见象指，犹周占龟者不见兆者为也。象无不然，兆无不审。人之知暗，论之失实也。传或言武王伐纣，卜之而龟①。占者曰：“凶。”太公曰：“龟①，以祭则凶，以战则胜。”武王从之，卒克纣焉。审若此传，亦复孔子论卦，咎犯占梦之类也。盖兆数无不然，而吉凶失实者，占不巧工也。
【字词】
1、盬：（gǔ）吸吮；古代盐池名；没有经过熬制的盐；不坚固；停止
2、①：原文中的字为“兆”加“昔”，读音不详。
【拙解】
鲁国将要征伐越国，先占筮，得到的爻辞是鼎折断足，子贡占测认为是凶兆。为何？鼎折断足，而行走需要用足，故而称之为凶兆。孔子占测认为是吉兆，说：“越国人居处水流多，出行用舟船，不用足，故而称之为吉兆。”鲁国征伐越国，果然获胜。子贡占测鼎折断足认为是凶兆，犹如周武王时占卜者称其伐纣不吉利一样。不吉之中必会有吉，犹如折断鼎足的占测对征伐越国应当是有益的。周时的人多数如子贡一样只知直解占测之意，很少如孔子那般有分析论证之才，故而眼见不寻常的兆数，便不能准确辨知。世人因为周武王占卜时无过失而得凶兆，故而称卜筮不可完全相信，只可略以辅助政事，表示尚有鬼神，说明自己不能专断。
著书记史者，收集已经发生的事，如韩非《饰邪》篇，明示己经发生的史事以为证明，批驳卜筮，称其不可为世人相信使用。卜筮并非不可用，而是卜筮之人占测解释有误。《洪范》中解疑，卜筮兆数有不同解释，必须询问天子与臣卿学士，或许可以确定。不能得出准确的解释，兆数便不灵验，则认为卜筮不可信用。晋文公与楚成王征战，梦见与楚成王相搏，楚成王伏其身上吸吮其脑髓，占者说：“这是凶兆”。咎犯说曰：“这是吉兆！君王得天护佑，楚成王会伏罪。吸吮君王脑髓，会使楚成王软弱无力。”后来与楚成王交战果然取胜，正如咎犯所占测解释。占测梦境与占测龟甲是同样的道理。晋国占梦者不知梦象所指，犹如周时占龟者并不明白兆数之意一样。梦象无不正确，兆数无不准确。因为人的才智匮乏，导致卜筮结论与实情不符。传书中有的说武王伐纣时，用龟甲占卜。占者说：“是凶兆。”姜太公说：“龟甲兆数不清，用以祭祀则为凶兆，用以作战则能取胜。”周武王听从姜太公之言，最终战胜了纣王。如果确如传书中所说，也是如同孔子解释卦象，咎犯解释梦兆一样了。大概兆数没有不对的，而吉凶的解释失实，是占卜者不能巧解兆数。
【小议】
说来论去，所谓的兆数征象，吉凶如何还是全凭人的解释说辞。既然如此，那么人们所见万物，皆可用以为卜筮之物，世人皆可成为占者，只是，如何确定何人对吉凶之兆的解释是正确的呢？只能是事后判定。既然如此，也就证明了当代的一句名言的正确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也是如此。世上没有什么未卜先知，更没有什么神奇预测，有的只是在对客观事物的准确分析和理解的前提下，做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从而做出了正确、合适的决策。卜筮之法，占测之规，历经数千年，说辞、解释千变万化，从无定论。不过，这也正是占卜者借以说事的技巧。占卜者动辄称“天机不可泄漏”，或者巧编一些含糊之辞，求卦者往往将自身的情况与占者的说辞相靠，从而得出与自己潜意识相符的结论。上古时期，及至周朝，文字从无到有，经历了漫长的年代，卜筮之法也从钻龟揲蓍逐渐发展到观天望星，这也是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如今的信息时代，竟然还出现了“高科技算命”。很荒唐，却也很有趣，可作为消遣，当不得真。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时期思想家，唯物主义者。
《论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八十四篇，是东汉思想家王充重要的唯物主义著作，展示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但也包含了一些重“命”思想。《论衡》的出现，在中华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由于作者身处的时代使其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其著作的历史重要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研究和对待历史经典和思想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诸子百家各有千秋。品读国学经典，从中汲取有益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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