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當代人的眼光來看，曾國藩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千古奇人。他所寫的家書、家訓、日記和文集，以及他為人處世的方法和態度，無一不帶給我嗎無盡的啟發和思考。曾國藩的處世經驗確實給後人帶來了很多益處，但他之於後世最大的意義並不在此，而在於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一個資質平凡的人，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陶冶變化”成為一個超人甚至聖人。曾國藩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入京為官，這不僅是他仕途的起步，更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作為清朝的都城，北京市全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聚集了全國各地頂級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源藪。
一入翰苑，曾國藩見到的多是氣質不俗之士，往來揖讓，每每領略到清風逸氣。他更在寫給諸弟的信中興奮地說道：“京師為人文源藪，（朋友）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則有唐境海先生，倭仁前輩，以及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數人；窮經學理者，則有吳子序、邵惠西；講習詩書、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濤。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畲、龐作人。”
每天面對這些此朝中的精英，曾國藩很快就發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這些人的精神氣質與他以前的朋友們大有不同。這些人大多都是理學信徒，有著清教徒般的道德和熱情。他們對自我要求十分嚴格，對待他人更是真誠嚴肅，面對紅塵中的誘惑時也能保持一種內心的堅定。在三十歲之前，曾國藩的人生目標僅僅是功名富貴、光宗耀祖，但在結識了這些良友之後，他的內心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和震撼，人生觀和價值觀也得到了改變。
因此他說：“近日交得了一兩個良友，才知道學問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才始知范仲淹和韓琦這樣的名臣可學而至也，司馬遷、韓愈這樣的大學者亦可學而至也，程、朱這樣的理學聖賢亦可學而至也。”遂開始檢討自己，立志自新。“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汙，以為更生之人，以為父母之肖之，以為諸弟之先導”，在而立之年，曾國藩正式立下了“學做聖人”的志向。
才德全盡者謂之聖人，那些知行完備、至善之人是有限世界中的無限存在。諸子百家都有對聖人的獨特的理解和定義，也都有自己心中的聖人典範。每個人都想把自己變得完美，變得毫無瑕疵，中國傳統的儒釋道三家思想對生命的理解都是如此。
從儒家的角度來看，成為聖人是儒學信徒的最高人生目標。儒家經典中所謂的“聖人”，就是指達到了完美境界的人。聖人通過自己的勤學苦修體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萬物運行的規律，因此可“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載”，“明並日月，化行若神”。聖人的一舉一動都是合乎時宜的，所謂“內聖外王”，說的就是對內可以問心無愧、不逾規矩，對外可以安邦治國，造福於民。
雖然絕對的聖人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但這對我們來說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心理暗示和鼓勵。人的潛力是無限的，但這種潛力在平常狀態下難以被激發，所以常常被忽視。普通人很少能激發出自己最大的潛能，而偉大卻能運用自己的智慧將其發揮到極致。
曾國藩立志做聖人，他說“廢志無以成學，廢學無以成才”。只有樹立了遠大志向併為之付出了努力的人才可以成就番事業。從曾國藩自身的經歷上，我們可以體悟出自我完善的必要需求和必經之路。
自我完善的第一步就是立志。立志從來就不是一個可以短期內完成的目標，它是一個長期的目標，甚至是一個需要終生奮鬥的目標。這對於一個人的成長史至關重要的，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的是極大的毅力。曾國藩對這一點認識極深，他曾說立志猶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眾。誠信則置址甚固，結構甚牢”。只有基礎牢固，才能在上面蓋起恢弘的生命殿堂。
道光二十二年，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他已經立定了終生之志，信中說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至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於為天地之完人。”這就是他為自己立定的“終身大規模”。
曾國藩話裡的“完人”就是儒家所謂的“聖人”，他是儒家的忠實信徒，其人生目標確實可以稱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國藩的人生之所以會如此成功，其根本就在於他立下了最高遠的志向，併為此堅持不懈地奮鬥終生。這一志向讓他逐漸具備強大的精神力量。正是這股強大的精神力一直支撐著他，讓他在苦難面前不低頭、不退縮，在誘惑面前不動心、、不貪戀，驅使著他向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標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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