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的农历二月，正是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时节，山东省馆陶县新任县长王华安，刚开始办公就接到了份“大礼”。这一天他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两个人，分别是续修县志的“分纂”李荫清和“襄纂”郭子岚。他们两人是给新县长汇报由前任县长丁世恭牵头、督修的新版《馆陶县志》，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编修完成了，并且想请新县长王华安为县志做序。
对于王华安来说，这是一件大喜事，意味着这项上峰极为关注而对于县里来讲又极棘手的工作，自己不用再经手、费力就可以唾手享受“果实”了。在经历了潍县、嘉祥县两地县长的他，对编撰地方志书的难度有多大，认识的尤为深刻。
新的时代需要重新修志
辛亥革命成功后，全国人民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从骨子里都感觉到了那种陈腐的气息已经远去，大家都拼着命的想着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新时代、去推动社会变革。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国内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一系列新的制度得到建立、完善、实施。地方志书编撰工作也是这样。
内政部训令
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部会同教育部发布专文要求各地编修方志。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先后3次颁布编修地方志政令，特别是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以训令形式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明确指出：
“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由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纂若干人组织之。⋯通志馆成立日期、地点、暨馆长、副馆长、编纂略历，并经费常额，应由省政府报内政部备案。”
这样，无论是地方编修地方志时在机构名称、人员配置、经费安排等方面都进行了规范化的要求，还对志书的编撰过程中凡例、分类纲目等具体问题也有具体规定，构建起统一的地方志书编撰规范。
顶层设计虽然美好，但是到了县级层而面却不好操作
既然上级给出方法了，怎么不好操作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缺钱、缺人！
当时的现实就是这样，虽然大家都鼓足心劲想干出个样子来。但是国家的现状却是对外需要偿还清朝时跟外国历次战败的赔款，对内则是各派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比起清末来还是没有多大好转。
不只是人没钱，县里也没钱。至于人的因素，也是清末的社会积贫积弱造成的，县里能读得起书的人少，能够读出个名堂的人更少，而能够从事编修志书这种需要专业技能工作的人更是没有。
没钱、没人怎么办？
拖得起就拖，拖不起就应付，等实在不行了再说！
王华安前任的前任，名字叫做卢少泉的县长就是这么做的。他是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秋天来到馆陶县任职的。他到任之时，应该正是国民政府内政部于1929年12月，颁布《修志事例概要》之后要求各地要严格落实的关键年份。当时上级给的命令应该是极为严厉的。
卢少泉在《重印馆陶县志序》中的推托之辞
他到任后，对于修志的事情，找出种种理由搪塞。先是说馆陶县刚闹完土匪，在“匪乱之余，士妇之襟泪尚湿，商民之惊魂未定，抚绥流亡，整备团务”，费时数月方庆“安居”。随后又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修治乡村道路，挖浚县城壕堑，建设各区电话”。还要实行自治法案：“改划县区，成立区公所，训练乡镇长，筹备清乡”……用等等理由推脱。
还说编修志书在人、财、物方面有很多不足：“惟采访需时、编纂需材、设局需费”，“非期以岁月难望成书”，编纂县志需要的时间、材料、财力，这些因素都限制了县志在短时间内完成。
可能到后来他实在被上级催急了。他与四个局的局长及各区区长详细商议以后，更感觉任务难以完成。他们灵机一动，修新志不容易，但是手头上正好有光绪十九年所修的《馆陶县志》。这部县志因年代久远，已经破烂不堪，就把这本光绪版的《馆陶县志》重新刊印一下吧。理由是“恐并旧日风土文物，土妇节义尚脍炙人间者，亦渺乎不可闻矣，吾为此惧”，以免过去的风俗、文物以及士妇在节义尚方面脍炙人口的故事也传不下去，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感到恐惧的。于是他“捐廉而付诸梓”，捐出自己的养廉钱，把旧本的《馆陶县志》印刷。
卢少泉重印的那本光绪年间的县志
看看，实在推拖不过去了，就把旧的县志重新印刷一下，应付上级的检查。在卢少泉任上，民国二十年（1931年）八月的时候，将光绪十九年版的《馆陶县志》进行了重新印刷，这就是馆陶县历史上的《重刊馆陶县志》。
卢少泉任县长时，可能是因为民国政府刚刚开始推行要求各地编修地方志的政令，一时半会也顾不上来县里查进展情况，或者说管理不严格。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越来越严，在其他一些地方，人家的志书已经修撰完毕、印刷发行了。于是，到了1933年底，馆陶县这里实在是顶不住了。
换了丁世恭当县长，县志终于编修成功
恰巧，卢少泉在1933年12月的时候去了莒县当县长，换了山东平阴人丁世恭来馆陶县任县长，他正好赶上必须立刻进行县志编修的节骨眼上。
丁世恭此人很受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赏识，在平阴县亲自提拔丁世恭任的县长（相关情况大家可以自己去找，网络上有，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也正是如此，他也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没钱怎么办？
估计当时是县里出了一部分。但是所需费用的大部分却是向馆陶籍的官宦、乡绅、富户募捐来的。在这些人里，有当时已寓居在天津、拥有大量实业，曾经当过两湖巡阅使、湖北督军的王占元。有西北军将领，刚打完中原大战，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的张维玺。有时任临沂县长，1938年在聊城因抗日而殉国的民族英雄范筑先。
县里出了多少费用已不可考。捐款的人员有12人，共计捐款4500大洋。
没人怎么解决？
对于人的问题，丁世恭选择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充分利用本县的人力资源，大部分都是清朝科举制度产生的“庠生、廪生、贡生”。二是向县外聘请专业人士来帮助编修，还在新式学校比如山东省第三师范、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山东河海工程测绘学校请了部分的毕业生来帮助编修县志。
编修县志最重要的成员，莫过于担当总策划、总协调、总指挥角色的“正纂”，聘请的是拥有清岁贡生，五等嘉禾奖章获得者，山东省临朐县知事，历任郓城、临邑、临清、沾化等县承审员，高唐、清平、文登、平原、城武等县法院检察官一系列头衔的刘清如。
在实际操作中，县一级组成了以县长丁世恭任督修，县里的两个科长为协修、监修，正纂一名、分纂两名、襄纂若干的专门机构。县里八个区（相当于今天的乡镇）分别为八个采访区，每个区里由若干本地的庠生、廪生、贡生，学校老师，新式专科学校的毕业生组合、搭配在一起为采访员队伍。馆陶县志局开于甲戍年终（1934年，农历腊月），县志于丙子年岁首（1936年，正月）印成，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民国二十五年的《馆陶县志》全书有十二卷，除了传统地方志书所具有的地理、大事、礼俗、宗教、职官、人物、艺文、杂志等内容之外，又增加了政治、法治、党务（国民党）以及人口发展、财政收支、货币流通、社会失业、农产品价格等现代元素。
王华安在1936年二月，看到的正是这部融汇了多人心血、在时局艰难的情况下编修出来县志。在序里他热情洋溢的，先说明了为何要修志，又对其上任丁世恭付出的心血表示称赞，并且表示通过阅读县志，对馆陶县的民风、物产、历史、文化有了充分的了解，对今后做好自己的工作有了巨大的信心。
王华安的这种兴奋并没有维持多久，他上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侵犯中国，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纷纷南逃。10月中旬，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第四（馆陶县所在的区）、六区的国民党官员和各县县长撤到黄河以南。馆陶县县长王华安弃城南逃，10月23日，日军唾手占领了县城北馆陶。
小编的文竹也想出出镜，请自行忽略焦黄的叶片
虽然民国二十五年版的《馆陶县志》比起国内的其他一些地方，编修印刷出来是晚了一些，但是相比一些地方的通志局、县志局毁于战火，一些地方的初稿已完成但却没印刷，战乱后初稿轶失的状况来说，能够赶在日寇入侵前完成编修并且付梓印刷，无疑是无比幸运的。虽然由于时间仓促、资金缺少等原因，这个版本的《馆陶县志》存在着一些错误和硬伤，直到今天还不停被发现并且修正着。但是它却是馆陶县的历史承接古代和现代的一部重要志书。开创了运用现代的视角编修志书的手法，其记载的诸多事项无疑对研究当时的历史、社会、经济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这些方面看，给予它再多的肯定性的评语也不为过。
最后，再多说一句。那个推托、应付就是不重新编修《馆陶县志》，用重新刊印光绪年间的县志搪塞的卢少泉，到了莒县任县长后，还是没有“逃脱”重新修当地《莒县志》的命运，并且也赶在了1936年刊印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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