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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浙江中醫藥大學 鄭洪 1929年3月17日，上海總商會大會場，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第一次全國醫藥團體代表大會開幕，與會的中醫、中藥和工商界代表紛紛聲討中央衛生委員會通過《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意圖廢止中醫之舉，同時也就中醫藥的發展以提案的形式提出各項建議。
在當天的會場上，杭州市中藥業職工會的葉滋芬、陸錦文、王永儉3位代表聯名，即席提出一項“鄭重建議”：
“全國醫藥界的同志，和各位代表，今天，是我們全國的中醫藥團體聯合大會正式開會的一天，形勢是何等重要。老實說，今天的會，使我們醫藥界的同志，留下個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們的願望和舉動，必須要有奮鬥的精神，莊嚴的態度，和有精密的建設。”
“那麼，要有永遠而深刻的紀念，就要請各位公決了。敝會提出，就是以‘三一七’為我們醫藥界永遠的紀念日。‘三一七’，就是3月17日一天，是我們醫藥界永遠值得紀念的，值得追念的。”
這項提議，得到全場代表一致通過。
01
1930年首次紀念三一七
一年之後，各地中醫紛紛舉行紀念活動。上海中醫界千餘人在商會整理委員會集會，醫界代表蔡濟平、學校代表丁仲英、醫報代表張贊臣、藥業代表張始生、善堂代表薛文元組成主席團。蔣文芳講話指出，三一七為全國醫藥界一致運動抵抗壓迫之紀念日。江季子演講說：“我國的醫藥，不應有中西之分，中醫維持主人翁地位，稱為國醫。”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的學生表演了戲劇《良心》，上海中國醫學院學生表演戲劇《鴛鴦劫》。
廣州中醫藥界同日也舉行集會，懸掛各式標語：“三一七是中醫藥的紀念日”“三一七是中醫藥界為抵抗和自衛團結的紀念日”“紀念三一七是中醫藥界改進的新紀元”等。廣東中醫藥專門學校校長為紀念刊題詞“痛定思痛”。廣州名中醫謝香浦發表講話：“今日集合醫藥界同志齊敘一堂，而開此隆重之紀念會，是不獨吾省如此，即全國各省亦莫不同時有今日之紀念。歷數千年來中國醫藥而有今日偉大團結，吾人即此可知今後醫藥界亦漸有覺悟努力之精神矣！”
與上海相比，廣州紀念會的氛圍顯得沉重許多。正如陸益三所說：“我們要知道今日的紀念，不是一件快活的典禮，乃是死裡逃生團結的成立日，所以痛定思痛。在我們國醫界未能‘參政’‘獨立’‘平等’以前，這一個紀念日，不單純系紀念團體大會的成立，同時更要認為一件奇恥大辱的紀念日。”
為什麼這麼說呢？其實在1929年3月17日之後，中醫的情勢並未實質性好轉。1929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通令中醫學校一律改稱“傳習所”，不在學制系統之內。衛生部公佈《管理醫院規則》並要求將中醫醫療機構不能稱“醫院”，改為“醫室”。在全國中醫界再次請願後，獲得蔣介石手諭，要求教衛兩部暫緩施行。全國中醫藥界為此頗覺振奮，但偏偏廣州又遇打擊。廣州素有九大善堂，一向施贈中醫中藥。1929年9月，西醫伍伯良擔任廣州社會局局長，年底便出臺《廣州市各善團施醫施藥施贈接生規則》，明確規定“各善堂延聘之醫師應以精於世界新近醫述者為原則”。1930年1月24日，廣州市社會局召集各善團開會，正式要求各善團贈醫處一律改用西醫。
面對這種壓力，各善堂與中醫團體緊急磋商，廣東中醫公會、廣東中醫藥學校及藥材行丸散公會等十三個團體，聯名向省市政府抗議，要求允許各善堂仍使用中醫中藥。香港中醫藥界也在香港集會聲援，電請廣東省政府維持中醫中藥，擬電請全國醫藥總聯合會一致力爭，必要時向中央提起行政訴訟。廣東省政府、國民黨廣州市黨部致電廣州市政府查辦處理，伍伯良不得不黯然辭職。繼任局長簡又文，是中藥店橘香齋的少東家，宣佈不限制中醫藥，同時鼓勵各善堂增加使用西醫藥。
廣州出現限制善堂應用中醫藥事件，加上教育部、衛生部最終未執行蔣介石手諭，顯示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當局仍未扭轉歧視中醫藥的態度。廣州中醫界以“痛定思痛”作為紀念三一七的主題，全國中醫界通過紀念三一七來促進團結，正是有力的應對。從1930年開始，各地中醫每年3月17日都會舉行紀念活動。
1930年廣州《杏林醫學月報》模仿“沙基慘案紀念碑”，繪製“三一七恥辱紀念碑”圖
02
1934年上海醫界倡議“國醫節”
1934年10月11日，上海巿國醫公會舉行第十七次執監委員聯席會議，討論楊彥和委員提議請將三一七為“國醫節”的提案，予原則通過，決定徵求全國醫藥團體意見後，再提交會員大會公決。
為什麼在數年之後，上海國醫公會有此提議呢？原來在這幾年中，事關中醫藥發展權利的攻防戰進行了好幾個回合。中醫藥界迫切需要進一步凝聚力量。
攻防戰的第一回合是中央國醫館的成立。1930年5月7日，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226次政治會議上，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譚延闓及胡漢民、陳立夫、焦易堂等七位元老聯名提出議案，建議“援照國術館之例，提議設立國醫館，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醫學術及學術研究”。提案議決通過後，經過籌備1931年3月17日，中央國醫館在南京市頭條巷國術館的大競武場召開成立大會。
與此同時，衛生部擬訂的《醫師暫行條例草案》，在立法院審議時，改名為《西醫條例》通過並公佈。西醫界對這種情況極其不滿。西醫團體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書，質疑說：“舉世界公認全球實行之醫學，橫加之以'西醫'之名號，而隱然躋時代落伍之國醫與之對待矣！”餘雲岫抨擊說：“於通行世界之科學醫，不但不謂之‘國醫’，且不欲其有醫師之稱，必橫加之以‘西醫’之名而後快。顛倒錯亂，謬妄矛盾，真笑柄也。”1932年中華醫學會大會還通過決議，反對中醫用“國醫”之名。
“國醫”對“西醫”，第一回合似乎東風壓倒了西風。
第二回合圍繞中醫管理權展開。中央國醫館成立之時，中醫藥界以為這是自我管理的開端，將徹底改變由西醫管理中醫的局面。但是國民政府在通過《中央國醫館章程》時，悄然劃去了原稿中的“管理國醫藥事務”一項，只剩下“整理”和“改善”中醫藥學術的職能。
中央國醫館在各地成立分支機構，有的地方一度賦予了管理權，如廣東省新會國醫支館經縣政府同意，規定中醫在該縣執業須在該支館登記，這等於有醫藥行政權。許多國醫分支館要求當地政府下達辦公費用。為此，各省地方政府紛紛要求中央明確國醫館的性質。結果國民政府行政院答覆說：“該館系屬學術團體之組織，並非行政機關。”於是有關部門發文，強調中央國醫館乃係一種研究國醫國藥之學術團體，其分館、支館不得干涉衛生行政。中醫藥的執業仍須向當地衛生局申請。中醫藥爭取自我管理的努力失利。
第三回合是關於《國醫條例》的立法。1933年，中央國醫館館長焦易堂聯合國民黨中央委員石瑛、葉楚愴、陳果夫、陳立夫、邵力子等29人，在國民黨召開第306次中央政治會議時提出了“制定國醫條例，責成中央國醫館管理國醫，以資整理而利民生案”，並附上所擬的《國醫條例草案》。焦易堂希望在條例中賦予中央國醫館行政管理權。但這一主張遭到西醫團體紛紛上書反對，時任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也明確表態反對。因此在《國醫條例（草案）》審查階段，這一條就被有關部門否決。
《國醫條例》立法可以為中醫明確法律地位。焦易堂當時兼任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委員長，為此進行了大量工作，此案在立法院法制委員會會議上獲通過。但在立法委員全體大會討論時意見分歧較大，雙方爭執不下，焦易堂甚至聲稱要辭職，可見當時鬥爭的激烈程度。爭論的焦點除了中醫管理權，還有“國醫”這一名詞。汪精衛連“中醫”都反對，公開說：“如果拿三個指頭去摸脈的稱作‘中醫’，那麼，拿弓箭刀槍的自然也可稱做‘中軍’了……但是現在社會‘中軍’、‘西軍’的名詞並不存在，而‘中醫’、‘西醫’的名詞居然存在……兄弟主張中國只應有現代的醫學，無所謂國醫，亦無所謂西醫。”
而焦易堂則向公眾解釋：“‘國醫’一個名詞，在我們中國向來是沒有的。自從西洋的醫學傳到我們中國來，為要避免和西洋醫學混同起見，所以從主體上特別提出‘國醫’的名詞來。這好比我國的文字本來無稱為‘國文’的必要，因為同時發現了英文、德文、日文等不同的諸種文字，於是主體的提出‘國文’一個名詞是覺得非常的必要。國醫的意義，亦就是這樣，切莫以為加上了一個國字，就是十足的代表狹隘的國家主義。”
在1933年12月15日在立法院召開的第三屆第43次會議上，作為妥協的結果，在明確中醫行政管理權隸屬內政部衛生署的情況下，《國醫條例（草案）》更名為《中醫條例》獲得通過。
立法院通過的法規需要經行政院公佈。但在汪精衛主導的行政院裡，《中醫條例》石沉大海，沒了聲息。中醫界在1934年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時發起遊行請願，要求儘快公佈條例，行政院仍不予理睬。1934年還發生“華北國醫論戰”，著名學者傅斯年發表“所謂國醫”一文，聲稱“其實醫學在現在並無所謂國界……我以為目下政府及社會上人應該積極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為所謂‘國醫’丟國家民族的醜了”，他與中醫支持者連續論戰，主張“所謂國醫與近代科學不相容”“所謂國醫與近代教育之不相容”，支持不給予中醫行政權利和教育權利，引起極大關注。
從上面幾個回合的攻防可見，中醫的生存與發展權利遇到了強大的行政壁壘。在現實中，教育部一再屢屢嚴令中醫學校改名。在這種情況下，上海醫界提出將三一七更名為“國醫節”，顯然有著抗爭因素。
03
1935年首次紀念“國醫節”活動
1934年11月13日，上海市國醫學會召開第十三屆會員大會，通過張鵬九提出的“請會同全國各團體、規定三月十七日（簡稱三一七）為國醫節以資紀念案”，同時通過臨時動議，以會員大會名義電請國民政府從速頒佈立法院巳通過之國醫條例案。
11月17日，上海市國醫學會致函神州國醫學會等團體說：
“本會委員楊彥和，鑑於近來各界均有某某節之稱，以作紀念，緣提‘三一七’為國醫節。其理由即以數年前抗爭廢止中醫全國大團結之一日，即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成立之‘三一七’日也。當經本會第十七次執監聯席會議討論，僉謂中央國醫館亦於是日成立，以是日為國醫節，甚為適當。於是議決‘原則通過並徵求全國醫團意見，以取一致’在案。相應函達，即請查照見覆為荷。”
神州國醫學會接函後立即召開執監委員臨時會議，議決一致贊成。上海市國醫公會在12月24日會員大會上也通過“定三一七為國醫節案”的議案。其他各團體先後表態支持。
1935年1月，上海市國醫學會指定郭柏良、程迪仁、夏理彬、盛心如、賀芸生為設計委員，起草了《紀念三一七國醫節辦法》，提出由四家中醫團體（上海市國醫學會、上海市國醫公會、神州國醫學會、中華國醫學會）和兩家藥界團體（上海國藥業公會、上海藥材業會公）聯合承擔經費，舉辦相關活動。各團體均表支持。6團體與申報館、新聞報館協商，報館同意在3月17日留出一定版面以供宣傳。然後6團體聯名向醫藥界發邀請函：“中國醫學，為固有文化之一種。國產藥物，為民生經濟所攸賴。不思發揚光大，必啟侵略之漸。故本會等有鑑於斯，特定‘三一七’為國醫節，永垂紀念，策勵來茲。”函件邀請醫藥界同仁屆時參加會議，同時建議“國醫開方，於是日應診方箋月日，改書‘國醫節’字樣；國藥配方，概以八折計算”，以優惠活動的方式來增加影響力。
1935年3月17日上午，六團體組織中醫遊行，自備汽車26輛，插著“國醫節紀念” 黃色小旗，分五個小隊從上海老靶子路國醫公會出發，到東西南北中五區遊行，至上海廈門路神州醫學會解散。下午一時在上海市商會舉行國醫節紀念大會。上海市黨部、教育局、衛生局、公安局均派人出席，前衛生部長薛篤弼也到會。集會者共1500餘人。
會上中醫及各界代表紛紛發言。大會主席丁濟萬指出，1929年抗爭和1931年中央國醫館成立，“兩度三月十七日，在國醫界實為深可紀念之一日，故公定是日為國醫節，與勞動節、教師節、兒童節、記者節、婦女節等共垂不朽”。不過，上海市教育局局長潘公展的致詞，仍反映著官員們的態度：“中國醫學歷史達三四千年之久，迨海禁既開，歐風東漸，於是乃有西醫。因其適合科學，為一般人所崇尚。而我國醫因僅知守舊，故迄無進展。今日為三一七國醫紀念節，希望國醫界一致團結，共同研究，給國醫藥前途發揚光大。”
當日，上海各中醫學校的學生還在會上進行了太極拳、國術器械表演和國樂演奏等活動。同時醫藥兩界均響應號召，處方落款日期為“國醫節”等。由於這一活動已廣泛告知全國，同日北平、江蘇等地均有相應紀念國醫節活動。
1947年《申報》上的紀念“國醫節”各藥店減價廣告
04
“國醫節”與中醫發展
應該說，“國醫節”起到了振奮中醫藥界士氣的作用，但人們也認識到前路艱難。1935年《壽世醫報》發表文章，就“國醫節”的意義指出：“我國曆來紀念，有可以悲慨者，亦有可以慶賀者……無寧謂國醫紀念節，尚感是悲慨而未達到慶賀之一日。蓋人心悲慨則能忍憂患，慶賀則但知安樂。”“今茲三一七日，以形式上之紀念，猶不如心理上之紀念，但原因形式上紀念之熱烈，轉引動心理上紀念之懇切。但原因舉行國醫節一日之紀念，引動國醫藥界年年月月日日時時之紀念。”
事實上這段時間中醫藥憂患很多。“國醫節”的活動還招來餘雲岫公開攻擊：“今年我們中國又有一種表現半開化的徵象呈露出來，就是三月十七日的所謂國醫節。”他頗為狠毒地斥罵說：“無非是誇大妄想的病夫演一番話劇罷了。”“國醫節是國醫將死時候的迴光返照。”
幸而政治形勢發生了有利的變化，1935年12月頑固反中醫的汪精衛卸任行政院長。1936年1月22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終於正式公佈《中醫條例》，從此“中醫”成為正式法定名稱。這使1936年的慶祝國醫節活動有了一點歡慶氣氛。上海中醫藥界指出：“今年《中醫條例》公佈之後，更宜飲水思源，不忘其本，事未可廢，理所當然。”
此後每年3月17日，中醫藥界都要舉行活動。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醫藥界積極投入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勝利後不久，政府行政部門打壓中醫的情況再度出現。1946年上海3間辦學成績突出的中醫學校被取締，中醫界抗議不斷，1947年還發生了中醫代表衝進南京政府絕食請願的事件。1948年，因3月底國民政府將舉行“行憲國民大會”，或許是為了減少爭論議題，3月17日，各報罕有地登載出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專門訓詞：
“中央國醫館並轉各醫藥團體鑑：國醫節創始於民國廿年，十八年來我中醫界同人沉潛堅貞，精進不懈，紹述軒農和緩之宗風，致力濟世活人之偉業，中西相輔，藝學兼長，其於民族保健之功，良足稱道，此次全國各地舉行盛大紀念，所望淬厲奮發，窮究極研，本數千年之寶貴經驗，而予以有系統之科學詮證，然後我國醫學乃能燦然大明，與並世各國並駕而無愧矣。”
至此，原本由民間團體發起的行業性節日，算是得到了官方的明確肯定。只是這並不能改變一些人士要取締中醫的頑固思想。就在這屆“行憲國大”上，西醫代表力主修訂《醫師法》限制中醫，中醫代表強烈反對。隨著解放戰爭的迫近，修訂不了了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實行團結中西醫、中西醫並重的政策，才使中醫在醫療、教育和研究等方面獲得了真正的權利。
中國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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