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為了富國強兵,為何蘇軾和司馬光極力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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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變法為了富國強兵,為何蘇軾和司馬光極力反對?


王安石是北宋年間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宰相時,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開始在全國內大規模的推行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初衷是為了富國強兵,那麼為何又遭到蘇軾和司馬光的極力反對呢?


從變法的內容看:


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疫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


這一系列新法的實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豪財主們的勢力,打擊了商人對市場的操控和壟斷。



農戶們所受的賦稅剝削有所減輕,加之農田水利的興建,對農業生產的發展發揮了一定作用,國家財政收入增加,國庫充裕, 社會經濟得到發展。


在軍事方面有保甲法、將兵法、保馬法等。


其中保甲法的推行,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將兵法改變了並將分離的局面,加強了軍隊的戰鬥力;


保馬法使馬匹的質量和數量大大提高,同時政府節省了大量的養馬費用,通過這一系列強軍之法的推行,當時國家積貧積弱的局面得以緩解,國力有所增強。


從以上可見新法的推行,還是在一定程度上國力得到增強,社會經濟也得到了改善。但是歷史上任何階段的變革,有成功的變革的,相應的也會有失敗的結局,而王安石變法就屬後者。


當時王安石變法在實施過程中,遭到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強烈反對,究其原因,在改革推行的過程中,新法的推行觸動了官僚階層的利益;



這些人思想保守,因循守舊。


司馬光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王安石認為,改革應該從財政制度改革入手,在不增加百姓賦稅的前提下,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司馬光則認為,只要皇帝勤政,官員清廉,再加上當時北宋社會安定,富足,根本不需要變法,如果要實施變法,萬一不成功,損失會更大;


而王安石所說的不增加賦稅而使國庫充足,肯定通過剝削老百姓的收入才能實現,這樣做害處很大。總之,司馬光對王安石的新法是全盤否定,極力阻止。


蘇軾本身並不反對變法,他也認為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讓國家強大起來,只是覺得王安石推行的變法;


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王安石用人不當,造成一些政策的實施出現紕漏,不應該急於求成,而應該徐徐圖之;


另一方面認為這次變革,上層階級思想不統一,貿然實施變法,不僅沒有好的效果,還會給百姓帶來更多的危害,可以說,蘇軾的反對,並不是直接反對變法,而是反對激進變法。



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在新法推行的過程中,一些具體實施者變了樣,比如青苗法,本來是國家在每年春耕時,把錢借給農民買種子種地,秋後有了收入再還本錢和利息。


這本來是好事,但是在推行過程中,本來是農民自願的行為,卻變成了官府強迫行為,而且利息很高,使得農民們負擔更重了,農民們因此也對改革有了怨氣和牴觸。


由此可見,王安石變法,既沒有得到達官貴人們的支持和擁護,也沒有來自於底層百姓們的支持,最終陷入孤立,導致變法失敗。


有書課堂


在公司上班的朋友經常會遇到換領導的事,新的領導一來,那肯定先燒幾把火。


比如:制定新的規章制度,特別是福利改動,惹得一波人不開心,有的私底下打起了小報告。


說到這個話題,我就想到了最近看到的一篇,關於王安石變法的文章。


小時候,我們都學過王安石的變法都有哪些,還考過這類問題。


王安石是位博學多才的人,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最重要的是,他是改革家。


說到改革,百姓第一想到的是,肯定會把不好的制度去除,能給老百姓帶來很多好處,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過上好日子。


想到這些,大家都是非常開心的。



王安石變法是在1069年宋神宗時。宋神宗非常愛才,也很欣賞有才之人,這其中就有蘇軾。今天讓我們先來溫習一下功課。


王安石變法的內容:


A


1.青苗法:


使農民免受高利貸盤剝又能增加政府的收入


這個青苗法起初得到了農民的認可,不再受高利貸的摧殘了,政府也受益,一舉兩得的好事。


王安石可能沒有想到事情都有兩面性。政府給農民借了錢,但沒想到天災,讓看到希望的農民顆粒無收,結果就是政府催款,農民沒收成,雙重壓力,讓百姓怨聲哀悼。


2.農田水利法


各地興修了許多水利工程,把不少荒地改了良田。這對老百姓來說,也是個好事,讓百姓餓肚子的幾率又減少了一部分。


3.市易法


這個法聽起來有點不好理解,就是穩定物價,通過商品的交流來增加國家的收入,國家有了財力自然就會強大起來。



B.軍事措施


1.保甲法:加強對人民的控制,抵禦外侵,減少了軍費開支


2.將兵法:


加強軍隊訓練,充實了邊防力量


C.教育措施


1.改革科舉制度


2.整頓太學,重新編纂教科書,內容為儒家經典,考試成績優秀者,可直接做官。


經過王安石變法後,政府的財政收入大為增加,各地興修了水利工程,不少荒地闢為良田,軍事實力有所增強,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積貧積弱的局面,雖然有不小的成效,但最終還是變法失敗。


王安石的變法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司馬光和蘇軾就在其中。


為什麼他們兩位這麼反對變法?


關於變法,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之後被貶,而司馬光也因反對王安石變法,離開朝廷,主持編纂了《資治通鑑》。


雖然司馬光和蘇軾反對,但變法失敗的原因歷史課本上總結出了這樣幾點:


1.用人不當 。


這個原因在現在的職場一樣關鍵。


2.新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


3.宋神宗後期的動搖和去世,讓王安石的變法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不論王安石變法或當今職場的一些制度改進,只要一說到變,總會有一些人反對,也許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或保守,不懂得與時俱進,坐以待斃。


王安石的變法雖然沒成功,但他的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這也是後人對他的高度評價。


荒海拾書


大家在說起王安石變法的成就時,說的最多的就是他讓國庫的收入明顯增多,比如,政府以前每年收入5000萬兩白銀,現在每年收入8000萬兩到1億兩白銀;而王安石改革失敗後死,相關入收入又大幅度減少。

從積極意義上來看,國庫的收入明顯增多,它確實可以讓國家變得富強起來,因為政府有錢,可以大面積修建公共設施,造福百姓,還可以擴充軍備,富國強兵。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它的確是一個忠臣偉大的政績。因為,這就是傳說中官員一心為公的結果。

但從消極意義上來看,國庫的收入明顯增多,它是如何增多的?也有可能是橫徵暴斂的結果,而且政府有錢,這些錢也有可能被某些人私自挪出去大興土木和驕奢淫逸。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它也可以是一個奸臣禍國殃民的罪證。因為,這就是傳說中官員橫徵暴斂的結果。

我們很多人在看歷史時,總喜歡帶有自己的感情色彩,總而言之,如果是我們推崇的官員,他能讓國庫增加,自然是因為他一心為公的結果,比如王安石和張居正。而如果是我們所厭惡的官員,他能讓國庫增加,自然是因為他橫徵暴斂的結果,比如蔡京和嚴嵩。

但事實上,不論所謂的奸臣還是所謂的忠臣,他在讓國庫銀兩明顯增多時,都可能包含著上述兩種傾向。司馬光曾說過一句話,天下總的財富是一定的,要麼在官,要麼在民。如果政府手中的財富增多,那老百姓手中的財富自然變少了。



從這層意義上來說,王安石改革肯定沒有大家想象的那樣乾淨。雖然說,王安石制訂的政策,從理論上都是為了限制權貴、保護底層百姓的利益,換句話說,是通過打擊豪強大族來增加國庫的收入,對於底層老百姓,更多的是扶貧。

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又有幾個官員敢真正去打擊豪強大族?這些豪強大族,哪個不是有錢有勢有背景?更不用說,大部分官員本身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他們之間都有很深的利益瓜葛,讓他們自己革自己的命,把自己的錢拿出來上交給國家,你覺得可能嗎?

所以,最終改革的結果,毫無例外都是由無權無勢的底層老百姓買單。而這也正是司馬光和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原因。因為,在當時生產力沒有實質性進步時,社會生產出來的物資,數量是一定的,現在國庫收入的東西越來越多,你說它是哪裡來的?

大家要明白,羊毛只會出在羊身上,它永遠也不會長在狗身上。換句話說,既得利益者永遠都不會主動讓出自己的奶酪,他只會想方設法不斷從底層老百姓手上搜刮奶酪。



雖然說,王安石相比於蔡京、嚴嵩,甚至是張居正,他的個人品行和私生活都完美得無可挑剔,這點就連政敵都無話可說。所以我們從情理上容易相信王安石,為他的變法失敗而可惜。

但問題是,司馬光、蘇軾的個人品行和私生活也完美得無可挑剔,大家也都沒有任何話說。他們反對王安石變法,自然也不會是空穴來風。更重要的是,不管王安石把變法說得多麼天花亂墜,最後的結果就是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要多增加3000萬到5000萬兩白銀,如果說這些錢底層老百姓一分都沒埋單,不要說我不信,在座的各位恐怕也不會信?

事實上,那些說新法好的人,無外乎就是極力證明國庫的收入是來自清查有權有勢的人偷稅漏稅;那些說新法不好的人,則是極力證明國庫收入增加實際上通過是變著法的壓榨老百姓的財富所得來的,至於誰是誰非,恐怕一時間也很難說清楚。

但是,不論是王安石、還是司馬光,又或是蘇軾,他們的家庭出身註定他們代表的社會階層依然是地主階級,雖然他們憂國憂民,也時常很同情最底層的老百姓,但他們考慮更多的還是他們所在的階級利益。

換句話說,王安石的變法雖然是為了富國強兵,但也逃不出想要得到皇帝的重用和賞識。司馬光反對變法,雖然也是為了防止增加老百姓的負擔,但也逃不出想要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至於蘇軾,曾一度真正想為底層老百姓做點實事,結果就被兩派人士都嫌棄,最後一貶再貶。


我是趙帥鍋


要理清楚三個人的關係不是一句兩句話的問題,但是首先要明確的是,這三個人都是具有較高道德標準的官員,表現出對變革不同的態度,完全是個人出發點的問題。

首先是王安石,早年從基層做起,是最瞭解國家經濟情況的,加上出使遼國的經歷,讓他深知收復幽雲十六州的必要,因此他變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強國強軍。如何能做到這點,自然就是從民間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作為經濟學家,他採用的辦法具有明顯的針對性,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從鉅商手中分的利益,保甲法節省軍費,加強治安,保馬法強軍……王安石變法,不是因為當時經濟狀況維繫不下去,而且劍指幽雲十六州,所以說,王安石是具有崇高理想與戰略眼光的偉大政治家,在變革中或許會損害民間利益,但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恢復中原王朝的漢唐氣象,還是執拗的走下去了。

蘇軾對於變法的態度要冷靜許多,首先他絕對不是堅持反對變法,而且覺得變法走的太快,不利於社會穩定,所以跟王安石爭執過,出發點還是社會的穩定,以及民間的現實情況,舉個例子,在王安石變法的第一個,投石問路的均輸法,在眾多反對聲中,只有蘇軾抓住了問題的重點:與民爭利。蘇軾看問題比較客觀,但是當時人微言輕,無法改變現實,所以主動請求外放,但是他也是在變法中收到衝擊最大的高級官員。後來的坡仙在金陵跟文公和解,看到銳意進取的文公變的畏畏縮縮,不禁唏噓不已。

至於溫公,純粹就是用儒家的基本道義,為了反對而反對,看不到任何有實際意義的反對意見,最後在神宗皇帝的堅持下,出於無奈,避居洛陽修書,等復出時,無論好壞,算盤否定了變法,連蘇軾都看不下去,結果司馬光先生比王安石還要執拗,坡仙給他個司馬牛的稱號。

最後,我們看到徽宗早年,有北伐的打算,底氣就來自於熙寧、元豐年間的變法給國家積累的財富。

三人都是偉大的,王安石是偉大的政治家,文學家;蘇軾是偉大的文學家,書畫家;司馬光是偉大的史學家。他們共同締造了光輝燦爛的宋文明,共同推動了中華文明走到了封建時代的最高峰。


水茫茫天地一流觴


我不客氣的說一句,王安石、蘇軾、司馬光三人裡真正站在老百姓這邊的是司馬光。


“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這是東漢末年董卓名言,這也是王安石和蘇軾這兩人的真實寫照。


但是,大家只要看下這個問題下面的回答就就知道,為老百姓說話的司馬光,祖宗十八輩都快被罵透了,而把老百姓視作可以榨汁的橘子的王安石、蘇軾反而得到了後世更好的評價。


誰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從司馬光和王安石評價來看,人民的眼睛都是瞎的還差不多。


那麼,為什麼我說只有司馬光是站在老百姓這邊的?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是需要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世界人均GDP談起。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歷史研究者越來越習慣使用自然科學工具來進行歷史研究,計量史學等新興歷史學科就是這種思潮下的產物。


而歷史研究者通過使用自然科學工具,大致推導出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前世界各主要地區GDP和人均GDP,雖然由於數據不夠豐富,具體地區GDP/人均GDP估算還存在著很多分歧,但是歷史學家們對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前世界GDP發展趨勢的認知是統一的。


在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前,全世界GDP增長都很緩慢的,甚至長期停滯的,這是由農業社會生產力決定的

。”


這就是學界共識,這個觀點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農業社會的人創造財富上限不高,有很堅固的天花板,而且大部分GDP都被消耗了,很難積累;農業時代不存在第一次工業革命後有龐大剩餘財富積累的情況。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回過頭看王安石與司馬光關於變法爭論,司馬光所提出的主要反對意見:“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此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


現在再看這個觀點,是不是覺得司馬光所說的沒有錯了?



在一個人均GDP上限幾乎固定的社會,社會創造的出的總財富增加只有依靠人口增加,但是人口增加反過來又會消耗GDP,所以古代人口大國雖然看上去GDP總量很高,但是沒有存量GDP。GDP存量幾乎就是固定的。


在GDP存量幾乎是恆定的情況下,一方想增加收入的唯一辦法就是減少另一方的收入。


明白了這一點,就明白王安石所謂的“民不加賦而國用自足”在農業社會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王安石變法的本質就是“國家自為兼併”。


接下來我們用解剖小白鼠的方法,來看看王安石變法是怎麼變著法的從北宋老百姓手裡“榨油”的。


我們主要來看王安石新法中最明顯“盤剝”老百姓的免役法、青苗法。


先說免役法,王安石改革役法以前,用宋史大家虞雲國教授的話說,雖然有弊病,但是差役本質是“原本是鄉村上三等戶的特權與肥缺,個別因當差服役而賠錢乃至破產的情況也有,卻非本質現象。”


而王安石設計免役法時提出朝廷向一二三等戶(上等戶)收取免役寬剩錢,減輕四五等戶(下等戶,窮人)的負擔;然而在免役法實行時,發現四五等戶比一二三等戶總人數多得多,所以王安石就修改免役法,把免役寬剩錢徵收範圍從一二三等戶擴大到一二三四五等戶。“上戶雖也有所支出,但不構成大負擔;下戶一般要承擔幾百到一二千文,則不勝苛重。”


而實行實際情況又是怎麼樣的呢?


以利路(宋代利州路,管轄範圍四川綿陽市梓潼縣、平武縣,巴中市、廣元市和陝西的漢中市等區域)為例,利州轉運使李瑜說利州路可以收40萬錢,提舉常平鮮于侁(李的下屬)認為利州路很窮,最多能收到20萬錢,而開封相關部門經過統計,認為利州路收9萬錢就夠了;結果利州轉運使李瑜上交了33萬錢,李瑜這麼盤剝老百姓,鮮于侁等利州路官員都很激憤,紛紛彈劾李瑜。


結果宋神宗只是下詔責備了李瑜一番,提拔鮮于侁為李瑜的副手了事,可一點也沒說退錢的事情。


而免役錢朝廷徵收了多少?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一七記載,熙寧九年僅免役,助役錢計l041萬餘貫碩匹兩,支用648萬餘貫碩匹兩。收支相抵,餘額達392萬餘貫碩匹兩,而且不包括增取的免役寬剩錢。


就連宋神宗都覺得“稅斂甚重”,反過來還是王安石來安慰宋神宗“

陛下以為稅斂甚重,以臣所見,今稅斂不為重。”


宋神宗死的時候,免役錢已經積累了多少呢?蘇軾稱“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而免役法的壞處,蘇軾也說到了“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接下來是青苗法。


青苗法我看很多答主都說反正這錢與其被豪強地主拿去放高利貸,不如政府收了,還增加收入。


但是請注意,豪強地主放高利貸也不是強行放貸,雖然有農民因為豪強地主放高利貸而傾家破產,但是畢竟不是所有自耕農都破產;但是青苗法就不是這樣了,青苗法在王安石還在任的時候,就已經變成官方強制抑配青苗錢,而且範圍還從鄉村戶,擴展到了坊郭戶(相當於城鎮戶口),無論鄉村上戶,還是鄉村下戶,無不據戶等與財產強制抑配。青苗法完全是徹頭徹尾的國家變相徵收的財產稅。



王安石變法在經濟上有兩個結果,第一就是北宋朝廷真的就此有錢了,王安石變法不僅抹去了積欠多年的財政赤字,還建立起五十二座戰備物資庫。元祐更化時,朝臣認為,變法增加的收入可供國家二十年之用;直到徽宗時還是“餘財羨澤,至今蒙利”。


第二個結果就是從熙寧五年開始,宋朝最窮的第五等戶數量開始大量增加。根據已故宋代經濟史泰斗漆俠先生研究,宋代五等戶數量在宋仁宗朝開始下降,雖然中間有起伏,但總體曲線是向下的;然而到了熙寧五年,宋代五等戶數量開始上升,而這個上升曲線一直持續到南宋高宗時期。


王安石主張變法的一大論點就是新法有利“抑制兼併”,從結果看,完全就是一個笑話。


其實在王安石變法問題上,還是宋神宗更“老實”,先是承認徵收免役錢是“稅斂甚重”,後又總結變法實質是“取民之財,還以助民”。


當然,所謂的助民大家也看到了,王安石變法後宋朝最窮的五等戶人數大量增加。


最後,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並不是因為司馬光沒有經濟學知識,相反,司馬光很清楚知道在一個GDP存量幾乎固定的社會,增加朝廷收入就等於是搜刮民財,所以不管司馬光是站在立場反對變法,但是司馬光反對變法是對宋朝老百姓有好處的。


用宋史研究會理事虞雲國教授的話說,王安石變法本質就是“變法得利的是國家,為變法埋單的主要是老百姓。”


蘭臺


其實並不複雜。

如果簡單說一下,王安石變法,實際上是提高稅率,以增稅來提高財政,同時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以保證資源的統籌作用。而熙河開邊只是為了增加改革派的話語度的面子工程罷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作用。

而司馬光等保守派是什麼目的?也很簡單,保守派的主張,你可以理解為政府儘可能不去幹涉地方。這種思路有沒有錯?既沒錯又有錯。有錯是容易導致富人可以利用低稅率囤積更多的財富,沒錯的是富人並不在乎增加的這點賦稅,而且富人有的是辦法避稅,而老百姓則會比之前犧牲更多的收入來繳稅,從而增加了生活壓力,進而激化社會矛盾。

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避免社會矛盾的激化是司馬光等保守派關注的重點,王安石不會不知道,但是有個志大才疏的宋神宗支持王安石,所以王安石的改革派才可以上臺。

總體來說,不管是保守派和改革派,其目標都是好的,都是為了國家。只不過一個關注點在國家上,一個關注點在民生上。其實兩派都有理,但是改革派為了獲得話語權,搞了一個得不償失的熙河開邊,又因為和越南的爭鬥失去了廣源,正所謂貪我交趾象,卻失廣源金。除了增加改革派的話語權之外,對國家、對老百姓都沒有什麼實際利益,反而得不償失。

當然,王安石和司馬光都屬於謙謙君子,沒有對政敵趕盡殺絕,這也是一段佳話。

全文完


北洋海軍炮手


王安石變法為何失敗?

一、王安石變法違反社會現實

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在非機器大生產時期就是一個偽命題。

先看結果,變法前,北宋常年財政收入7000多萬貫,變法高潮時達到1.2億貫,看起來是增長了一大半,可惜這些錢財是從百姓頭上搜刮來的(顯然不是士紳頭上收來的),也就是說百姓最少多承擔了70%的稅負,這叫民不加賦?

二、變法危害百姓

以青苗法為例。

青苗法規定,春耕夏種前,地方官以常平廣惠兩倉的糧食作為本錢,借給百姓。夏收秋收後以糧食償還,利息20%至30%。

聽起來非常好,簡直就是農業小額貸款嘛。

可惜,中國有地域差。成都平原,江南的百姓根本看不上這麼點小錢。而山東陝西山西的百姓就非常需要這筆救命錢。地方官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或者強迫百姓貸款,或者將糧食交給地主放高利貸。

老百姓能滿意嗎?

這是王安石知識體系內無法解決的問題,只能簡單歸咎於反對派的阻力。

三,變法毫無成果

北宋三大弊政,冗官冗兵冗費。

王安石只是試圖開源來處理冗費,而不是從根本上解決冗官冗兵,當然不會成功。

所以,王安石兩次變法,於國家經濟、地方發展,軍隊建設,毫無成果。

四、變法造就了反對派

王安石本人很清廉,可惜他的弟弟,兒子,侄兒,學生,個個撈錢大量不義之財。這樣的清廉也就是一個笑話。

王安石常以辭職脅迫宋神宗處分反對派。既然王安石破壞了君子政治的傳統,報復自然就難以避免。

大文豪蘇軾就是典型。因為為父守制而見到了民間遭到的變法騷擾,蘇軾提出寒暑論,就立即遭到新黨的打擊,不同意變法就是我們新黨的敵人。自然,反對派越來越多。

五、變法破產是必然

當王安石自己的學生鄭俠,寧願承擔罪責也要通過銀臺司快遞向宋神宗呈現《流民圖》以描繪民間因變法造成的惡果,王安石變法已經徹底破產。


四川達州


王安石變法是發生在宋神宗時期,宋神宗是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彼時宋朝已經經歷了一百多年,而一百年來的發展,時移世變,但是宋朝的政治制度卻沒有跟著改變,導致了當時非常嚴重的兩積三冗也就是積貧積弱和冗官,冗兵,冗費。



所謂積貧積弱就是當時土地兼併嚴重,土地都被地主階級所掌握,導致農民沒有土地,而朝廷的歲入也逐年減少,朝廷財政艱難,沒有錢發現經濟和軍事。而冗官,冗兵,冗費則是因為宋朝與士大夫共天下,官員人數眾多卻只拿餉不幹實事,同時為了應對周邊強敵,養了軍隊高達一百萬人,但是戰鬥力和軍事素質卻差的慘不忍睹。而且國家各種對宗室等的不必要開支太多,更還有對遼國等的歲幣,導致入不敷出。而王安石的變法正是基於此,希望改變這一現狀,實現富國強兵。



那這麼好的目的為什麼蘇軾和司馬光要反對呢,特別是司馬光,曾經在宋仁宗時期還提出過免疫法,也支持過范仲淹的改革,按說應該大力支持才對。我覺得原因有三個:


第一,司馬光在宋神宗繼位時已經可以說位極人臣,要權利有權利,要名聲有名聲,作為士大夫,他已經走到了所有人的前面,為什麼要支持變法呢,這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蘇軾起初也是,後來被貶到地方後,看到新法的正面作用,開始支持新法。

第二,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過程中並沒有找好正確的盟友,或者說沒有建立正確的統一戰線。實行的是黨同伐異的方式來推行新法,誰支持新法就提拔誰。這樣就導致有很多政治投機分子假借名義得到了提拔,實際上是小人行徑,無德無才之輩。這種行為得到了當時很多傳統士大夫的批評。



第三,新法在推行過程中方式不對導致結果也變了樣,本來是好事結果變成壞事。比如青苗貸,本來是讓朝廷貸給買不起幼苗的農民,結果地方官員推行過程中不管買不買得起都要貸,肥了政績,苦了百姓。


夜月下鳴蟬


題主這個問題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司馬光、蘇軾與王安石其實私交還算不錯,只是在變法問題上見解不同。

王安石變法之時,司馬光反對的主要是“青苗法”,《宋史·司馬光傳》收錄了他反對青苗法的最直接論斷:“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他認為青苗法不僅僅是用人不當,而是從制度設計上就有問題,會導致十年之後的宋朝農業生產停滯。

而蘇軾在變法問題上的觀點主要是反對王安石操之過急,他曾經對宋神宗評價王安石是“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宋史·蘇軾傳》)。

比起明朝張居正變法之後的血雨腥風,宋朝的王安石變法的餘波真的算是比較平穩的了,頂多是流放幾個官員。

而後來王安石下野之後,蘇軾去見他,二人依然可以談笑甚歡、惺惺惜惺惺,這也是宋人的獨特之處了。


歷史有妖氣


無邀,我是司暢。過來扯個犢子。

王安石變法為了富國強兵,為何蘇軾和司馬光極力反對?


其實我覺得,如果站在他們各自的立場,其實都沒有錯。

怎麼說呢?王安石,蘇軾、司馬光,這幾個都是歷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


看了很多人的見解,有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也有說是政見不同。


其實這些都很有道理,不管是誰,能夠在歷史上留下這樣的名聲,肯定在當時也是了不得的人物。


只能說,每個人的想法不同。

畢竟當時的社會環境是人治,雖然也摻和了法制。


但不得不說,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不管是誰,都只能提出建議,而決策者還是當時的帝王。


即使放在如今,很多人大代表的提案在我們看來很有道理,但若是換在高層的眼中,或許又不同。

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結果就自然會不同了。


當個不恰當的比方,馬雲有那麼多錢,分給所有的窮人好不好?

窮人,肯定會說好,即使分得不多。但是對於馬雲來說呢?


再說現在,貧富分化依然嚴重。財產平均分配一次好不好?很多人會說好,但是那些好不容易奮鬥起來的人而言,好嗎?


要我說,不存在真正的對與錯,還是角度不同。


就像岳飛,在南宋,他是大英雄,整個民族的英雄。但如果換位思考一下,其實,他是不是阻礙了當時版圖的統一?如果當時沒有抵抗金兵,讓版圖一統,是不是現在會是另外一種局面?


歷史已經成了過往,誰對誰錯又有什麼用呢?


在當時的情況下,岳飛只能那麼做,如果不那樣,南宋的結果如何?趙氏天下會如何?華夏民族的延續又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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