窯系是指以一個名窯為代表，各窯口生產相同品種或相近品種的瓷器，該名窯代表了該瓷系瓷器的一般特徵，每個窯口都有胎釉特徵、裝飾方法、燒製工序的不同，而與其他窯繫有明顯差異，形成於宋代。宋代是瓷器燒造業的高峰，窯場遍佈南北各地。有燒造白瓷的定窯系，燒造白瓷和釉下彩瓷的磁州窯系，燒造紅藍窯變釉瓷器的鈞瓷系，北方燒造青瓷的耀州窯系，南方燒造青瓷的越窯和龍泉窯，以景德鎮為中心的青白瓷系，以及燒造黑瓷和各種黑色窯變釉的黑瓷系。
關於“窯系”，至今還是個頭疼的問題。宋代瓷窯成千上萬個，能夠統領一方的大窯也有小几十。遠不是“六大”、“八大”能概括。隨著考古挖發掘的進一步詳實，資訊進一步豐富。這個概念應該重新被定義。尤其是“某某窯系”，這個“某某”的確定尤為關鍵。比如，原來一直在提的“磁州窯系”，真是便宜了磁州。但凡不確定窯口的，風格相近的都往磁州窯裡裝。這讓當陽峪窯情何以堪。再比如“鈞窯系”，這也是個充滿頗多疑問的提法。在北宋，應該也沒有“鈞窯”這麼一個所謂的“五大名窯”。色彩斑斕的鈞釉更符合金代異域的審美，而不是北宋。
《中國陶瓷史》在論述宋代的制瓷業時，以六大窯系來概括，在界定窯系的概念時指出：“陶瓷史家通常用多種瓷窯體系的形成來概括宋代瓷業發展的面貌。瓷窯體系的區別，主要根據各窯產品工藝、釉色、造型和裝飾的同異，根據他們之間的同異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窯體系有六：北方的定窯系、耀州窯系、鈞窯系、磁州窯系，南方地區的龍泉窯系、景德鎮的青白瓷系。”劉毅在探討窯系概念的形成時認為，陳萬里最先使用窯系概念，三上次男在其所著《陶瓷之路》中，也曾多次使用“越窯系”或“越窯系青瓷”等概念。實際上，他們所說的窯系概念還比較含混，帶有“某種類型瓷器”的含義。馮先銘還使用過“八大窯系”的概念，但在編纂《中國陶瓷史》時改成了六大窯系，大約是考慮到燒製時代和概括範圍等問題而去掉了越窯系和建窯系。後來又有人重提八大窯系之說，增加了建窯系和吉州窯系。
“窯系”是當今古代瓷器研究與鑑賞、收藏中廣泛使用的一個概念，此概念形成於20世紀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下，曾經在古陶瓷研究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然而也正因為其形成的歷史原因，今天我們在沿用這一概念時，也感到了它的侷限性。關於“窯系”的概念有學者已經進行過探討，所以嚴格地說，本文應以“再論‘窯系’或也談‘窯系’”來命名。不過，儘管有些觀點不謀而合，但論述的角度有所不同。本文希望通過梳理“窯系”概念的形成過程，結合今天陶瓷考古的發展狀況，進而探討如何揚棄這一概念。
回顧“窯系”概念的形成，應當從現代意義上的陶瓷考古的發展史來探討。眾所周知，瓷器從其生產之始，就因為其光潔優美的釉色和多變的造型，不僅廣泛應用於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且也成為帶有收藏意義的美術品。因此從很早開始，文人們就開始記錄和讚美瓷器，如“邢瓷”、“越瓷”等；也常常直接表述器物，如“邢甌”，“越瓶”等。這種叫法在宋代也廣泛流行，但宋代開始將某一地區的瓷器產品稱為“X窯”。例如周密在《高宗幸張府節次略》中，記敘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高宗幸張府，張俊進奉的器物中便有“汝窯”一條，下記具體進奉器名。葉寘《坦齋筆衡》中，更是接連使用了“汝窯”、“官窯”、“舊越窯”、“烏泥窯”等稱謂。到了明代，在文人的清賞類著述中，開始集中按“窯”記錄瓷器，以後逐漸出現了名窯的概念，並開始給名窯排序，也有人以“大窯”、“小窯”來區分。
由此可見，這種名窯的概念，是古人從收藏和鑑賞的角度出發逐漸形成的，與《天工開物·陶埏篇》對於當時制瓷技術和生產情況的記載不同。它既沒有涵蓋陶瓷手工業生產所代表的當時的社會經濟情況，也沒有很好地反映出當時手工業生產中的生產關係和組織結構，與我們今天開展陶瓷考古和研究的主要目的大相徑庭。除了在鑑賞領域外，“名窯”概念是我們今天應該揚棄的觀念。而這種記敘瓷器的方式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前半葉。
20世紀初，隨著在華活動的歐美人的增多，他們對中國古代藝術品，尤其是古代陶瓷器的追逐也日趨增長。一個重要的契機就是宋代鉅鹿古城的發現。北宋大觀二年（1108年），由於黃河氾濫，這座古城被埋入地下。1918年，當地農民偶然挖出宋代瓷器、漆器和鐵器。這一方向立即引起知識界的極大關注，古董商們也蜂擁而至，鉅鹿古城內的盜挖活動猖獗一時，大批精美文物流入文物市場，進而流散到國外，都明確標明出土於鉅鹿。在日本，甚至還出版了專門介紹鉅鹿出土瓷器的圖錄。在當時的北京，就有不少商號以專門出售鉅鹿出土的器物而著稱。
大批宋代文物的出土引發了人們尋找這些器物產地的熱情。又因為西方學者在收藏古代瓷器時，遵循了考古學工作方法，比較注意各種美術品的來源、產地和出土地點，因此，他們開始對照鉅鹿古城出土的瓷器，尋找其產地。同時，由於這時期古城遺址出土的殘器和碎片在古董市場上大為暢銷，一些人開始把目光轉向了古代窯址。他們在窯址上挖出瓷器殘片，拿到古董市場上出售，一些淹沒了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窯址就這樣被發現了。
實際上，上述兩種稱呼都與歐美學者最初創造的該稱謂的原意有了變化，它們代表了北方廣大地區的窯場中生產的具有磁州窯風格的瓷器。學者們對這些器物的具體生產窯口是比較清楚的，對各窯口之間的差異也有一定的認識。
對古代窯址進行考古發掘始於20世紀50年代，其中又以南方地區開展較早，全國範圍的開展主要是在50年代後期。1952年，考古工作者對廣州西村窯進行發掘。1954年對廣東潮州筆架山窯址的發掘，1955年對成都青羊宮窯址的發掘，1957年對廣東新會窯址的發掘，1958年對陝西銅川黃堡鎮耀州窯遺址、河北磁縣觀臺鎮磁州窯遺址、河南臨汝嚴和店窯址的發掘，是這項工作開始的標誌。儘管這些發掘多數是為配合建設工程而開展的，但它畢竟標誌著一個新的研究時代的開始。用考古學方法對古窯址進行發掘，可以瞭解每個窯的發生、發展、繁榮和衰亡的過程；窯爐、作坊等遺蹟以及各種窯具的發現，有助於瞭解當時制瓷業的組織形式和工藝技術，而這些情況是通過其他方式難以取得的。因此，對古窯址的考古發掘在古陶瓷研究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過，直到70年代末，對窯址的發掘還是十分有限的。
閱讀更多 梨泰院收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