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的學術影響力通常由期刊的載文量和被引用量來體現。而影響因子則是某刊前兩年的載文被第3年引用的次數與前兩年的載文總數之比，一般來講影響因子越大，期刊的影響力和學術作用也越大，因此能客觀反映期刊的學術影響力。據統計情報學報5年被引頻次1 087，5年影響因子1．788，被引率0．635，被引50％文章累積指數82．14，被引50％ 作者累積指數38．91，被引50％機構累積指數10.58，單篇文章最高被引次數l9，學科高被引文率分佈8。數據來源於中國期刊計量指標數據庫(2009版) 。
情報學報已被INSPEC(科學文摘)、P (俄羅斯文摘雜誌)、LISA(圖書館和信息科學文摘)及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數據庫、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中國學術期刊文摘、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數字化期刊全文數據庫信息系統收錄。
以上數據表明情報學報在我國情報學核心期刊中學術影響力和作用力最大，處於領先地位。其刊載的論文質量高，代表了情報學研究的前沿問題。
SCI、SSCI、EI會議/源刊、ISTP、A&HCI
影響當今學術期刊創新的因素
我認為，影響當今學術期刊創新的因素有許多，但以下面三方面最為突出。
一是缺乏對於中國學術期刊當代理念的認識。
如果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那麼同樣，一個時代就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期刊。上世紀的“五四”時代，我們把學術期刊當作“自己的園地”；到三四十年代學術期刊便成為了階級鬥爭的前沿“陣地”，並在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中達到了頂峰；隨著“文革”的結束，“陣地”的理念解體，學術期刊便成為了學術交流的公共“平臺”。直到今天，把學術期刊當作學術交流的公共平臺的理念，仍然是我們的主流觀念。應該看到，上述學術期刊的不同身份：園地、陣地、平臺都是和特定的時代要求相聯繫的。我想說的是，時至今天，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使得當今社會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
當今時代的要求也與改革開放初期的要求不可同日而語。把學術期刊僅僅當作“學術交流的公共平臺”的理念已經不適應今天的現實，而目前學術期刊的所有問題，本質上都可看作是這種“不適應”的表現。為什麼這麼說呢?僅就“平臺”的交流功能來說，今天的交流環境與三十年前已經發生革命性變化。網絡的迅捷即時交流是紙質期刊所無法比擬的，要進行學術交流，首選應該是網絡。因此，期刊的交流功能日趨萎縮。與此相呼應，當今的中國學術評價體系，主張發表即成果，所看重的是學術期刊的發表功能，而不是交流功能。因此，學術期刊的交流功能正受到網絡與評價體系的雙重夾擊，從而被髮表功能所取代。其次，從“平臺”的公共性而言，當今學術期刊在行政和市場的雙重干預下，其公共性同樣在日益萎縮，甚至完全喪失。比如，目前愈演愈烈的版面買賣問題，說到底出賣的就是學術期刊的公共性。第三，更重要的是，“平臺”的理念鈍化和消解了辦刊人的主體意識和主體精神。在“平臺”理念下，主編就像劇院的經理，其職責就是管理、維護舞臺，確保臺上有好的劇目演出，自己不參與演出。因此，主編和編輯們都遊離在實際的學術研究之外，從而難以對實際的學術前沿作出判定，是一位“在內行面前是外行，在外行面前是內行”的“雜家”。在此情況下，所謂學術期刊引領學術，是一句空話。 缺乏實際的學術判斷和學術主體精神，不能不說是造成當今中國學術期刊千刊一面，千篇一律的重要原因。從以上學術期刊的交流功能、公共性和主體性三方面可以看出，把學術期刊僅僅作為公共交流平臺的理念，已經脫離了今天學術界的實際。觀念上的滯後，是今天學術期刊缺乏創新能力的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學術期刊不僅僅是平臺，更應該是學術生產的部門，這才是今天學術期刊的當代理念，才能克服平臺之弊端。
二是行政化管理體制嚴重阻礙了學術期刊的創新。
這包括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在宏觀上，即學術期刊總體的資源控制上，我們現行的是一種行政化的管理，硬性地規定期刊的數量，這是期刊業仍然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的表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多少期刊才能滿足讀者的需求，不是由行政部門說了算，而是由讀者市場說了算。期刊的出生證和死亡證都應該掌握在讀者市場的手中。但現在行政部門仍然以某種想當然的理由，硬插在期刊與市場之間，從宏觀上剝奪了市場的選擇權，也阻隔了期刊貼近市場、貼近現實的路徑。行政審批一旦代替市場的退出機制和再生機制，學術期刊就既難以出生，也難以死亡。自然規則告訴我們，自然界沒有生死競爭，物種就要退化，而學術期刊缺乏能生能死的競爭規則，同樣會極大地挫傷創新積極性。再從微觀說，當前中國學術期刊的分佈，主要是作為高校、社科院以及社科聯(包括各種學會)的機關刊物而存在的，許多主管單位因此常常簡單地將它們作為一個行政部門來管理，用行政指令來解決學術生產中的問題，嚴重違背學術生產的規律。事實證明，強勢的行政化和計劃性，對學術研究不是一件好事，對營造學術創新的氛圍，更會帶來一系列問題。比如，學術的量化指標，就與行政化的量化考評方式有密切聯繫。可以預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縱深發展，這種行政化對學術期刊造成的損害將會日益被暴露出來，人們對它的認識也會日益深人，直至最後市場取得勝利為止。
三是當前學術期刊評價指標不是鼓勵而是抑制了學術創新。
在這裡請允許我再引用一次中國社科院201 1年關於《中國學術評價機制的調研報告》中的一句話，它非常確切地說出了大家的感受：“當今的學術評價體制被期刊分級制度所主導，制約了學術創新。”這就是說，學術評價體制對於學術創新所形成的負面影響，是通過期刊的分級制度來實現的。而這個所謂的期刊分級制度，實際上就是兩個依據，一是看辦刊單位的行政級別。凡是京城中央單位的期刊往往都成為權威刊物或叫做A級刊物。在權威刊物上發表的文章，被認為其質量高於非權威上發表的文章。二是刊物的轉載量、轉載率、影響因子排名等。這看似比前一個依據要客觀公平一些，但事實上卻未必。且不說掌握轉載權的只是少數幾個人，他們都未經任何學術授予，其權威性和程序的公正性就值得懷疑；更重要的是，一旦以這種未經充分論證過的轉載排名為評價一個期刊的好與壞，質量高與低的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它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刊物為了追求轉載率，在組織選題、選擇作者，乃至編排方式等等方面都以能否轉載為取捨，摧毀了學術期刊最後的一點自主性，一切為了轉載，期刊人成為轉載的奴隸。其實，轉載本身並沒有錯，它以二次發表的形式，成為正常的學術活動的一種有效傳播手段，有利於學術的交流。事實上，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學術的“轉載”都正常發揮著自己的傳播功能，對學術研究起著正面的積極作用。只是到九十年代以後，那種追名逐利、急功近利的學術不正之風，才把“轉載”變成為一種“評價指標”，從而超出了“轉載”本身意義，這是“轉載”不能承受之重。有的轉載類刊物甚至不擇手段地每年發表所謂轉載量排名，以此轉移人們的視線，達到提升自身地位的目的。 說得難聽一點，這是對正常學術秩序的干擾。對此，眾多學者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上述以行政級別和轉載量排名為學術期刊分級，進而又以這種分級為整個學術研究成果定級，這就是現行的中國學術評價體制的荒謬邏輯，它的荒謬之處歸結一句話就是，學術研究理應以學術問題為出發點和歸宿點，但它卻轉移了這個出發點和歸宿點。而沒有學術問題為前導的所謂學術研究，都是沽名釣譽、譁眾取寵而已，即使它釣到的虛榮再多，也是沒有意義的。
閱讀更多 國際研合SCI 的文章
